对于日本侵略者中国人所知的估计多为男性，残暴是他们最明显的特征，如果说到侵华日军中的女人，很多人会想到那一定是随军慰安妇，但是除了慰安妇之外，当年日本在华夏大地上还有一大批战犯帮凶，她们美丽的外表下面深藏着更为可惜的危险……
战争期间成立的以国防妇人会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妇女团体随着战争的扩大和持久而得以发展壮大，妇女们开展了包括慰劳官兵、资源回收、爱国储蓄、生活更新、女子挺身、家庭报国等“后方奉献”活动。
普通妇女在战时官方妇女团体的组织和领导下，身不由己被卷入战时体制，最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欺压、杀戮弱小民族兄弟姐妹的帮凶。
二战期间，日军部队中女兵的真实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从军护士与女子通信队员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倡导女性做合格的贤妻良母，因此，正式从军的日本女性很少。侵华战争爆发后，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蛊惑下，志愿加入从军护士的女性剧增。至太平洋战争后期，随着日军的连续惨败，患者猛增，通常1 个护士要负责照料700甚至1000名患者。照料患者成了重体力劳动，很多护士死去，有的被俘虏，被俘人中也出现以自杀来保卫自己“名节”的人。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日本红十字会的从军护士共计3.5万人，其中护士长(下士官待遇)2000人，战争中1120人死亡。而陆军护士1937年有3500人(二等兵待遇)，太平洋战争结束时达2.05万人，赴海外执行任务的在6000人以上。
1942年12月1日，日本东部军司令部开始招募女子通信队员，队员为17至25岁的单身者。首批队员约180人，经过训练，于1943年3月开始工作，其主要任务是在情报室接听防空监视所的电话，将敌机来袭的情报输入情报台，传达到隔壁作战室的“地图板”上。日本投降时，共有370人左右的女子通信队员。
死亡过半的“姬百合部队”
冲绳战役前夕，1945年3月22日，冲绳县立第一高等女子学校和冲绳师范学校女子部的222名女学生，以及18名女教师被冲绳日军征用，组成了“姬百合部队”。她们在南风原的冲绳陆军医院作为护士从军，负责看护伤病士兵、，处理尸体、搬运医疗药品和器械、运送食品和水等物资。5月下旬，日军向冲绳岛南部山区撤退，陆军医院也撤退到了南部的伊原、山城附近，并分散到山洞中。到当年6月18日，日军突然宣布解散 “姬百合部队”，强迫女学生们走出山洞，“自谋生路”。但这些女孩子根本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应对洞外猛烈的炮火，解散后头两天就有100多人死亡，相当一部分是自杀的。最后，成立之初的240 人的 “姬百合部队”，有136人死亡。
沦为慰安妇的“笃志女子部队”
1944年底，随着美军的节节进逼，日本开始准备本土决战。按设想，本土决战将动员国民义勇战斗队约2800万人，其中包括主要由年轻女性组成的 “笃志女子部队”。“笃志女于部队”组建后，成员开始秘密从事军事训练。根据国际法，不穿军服的士兵都可被看作游击队，如果被捕时还带着武器，那么肯定会被当做游击队员处死。为此，日军给她们配发了军服。配发的武器却相当低劣，包括单发土枪、火药枪、弓箭、竹枪、长柄草叉、铁锹和镰刀。一个女孩子甚至领到一把锥子。日本漫画家龙造寺丹羽认为：“战争期间，百姓阶层的女儿们，作为‘特别志愿女子学生兵’被临时召集，一些人还白白地送命，成了特权阶级的牺牲品。”
1945年8月15日，太平洋战争结束。但是，对“笃志女子部队”的成员来说，悲剧还没有结束，战后，她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成为“占领军慰安女子挺身队”成员。日本内务省之所以组织 “占领军慰安女子挺身队”，是“为了防止皇族、华族的子女以及特权阶级的子女被占领军士兵强奸和施以暴行，作为其替身，这就是‘占领军慰安女子挺身队’的责任”。这不禁令龙造寺丹羽再度悲叹，用老式武器组织起来的“笃志女子部队”，在停止抵抗后，却又成为美军的慰安妇，天理何在？
抗战中日本7万妓女侵略中国内幕：假如一个女子不堪忍受而逃跑，警察就会像追捕逃犯一样将其抓回，交给主人。逃跑者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合同期满后，大部分妓女将被送回日本。
披露日军组织卖淫业内幕
上个世纪末，一位中国史学工作者在整理资料时，偶然发现了一个名叫阿马利多·维斯帕的意大利间谍在30年代写下的自述。自述详细而真实地记录了他在中国东北期间为日军做事，后来帮助中国抗日游击队的曲折经历，自述揭露了日军统治东北时令人发指的暴行，，这其中还包括了一个日本派7万妓女到东北为国家赚取军费的故事。
遭关东军威逼当了日本间谍阿马利多·维斯帕是意大利阿格拉人，生于1888年。24岁时，他作为一名记者周游世界，足迹遍及南美、澳洲和亚洲。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受雇于协约国，来到中国东北搜集情报，开始了间谍生涯。一战结束后，他进入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的特务机关，并于1924年加入中国国籍。
1932年2月的一天，一个日本军人突然闯进维斯帕的家，声称关东军特务机关头目土肥原贤二要见他，将其强行带走。土肥原在“九一八”事变前就与维斯帕相识，对维斯帕的情况十分了解，他觉得能让维斯帕这样一个老牌间谍为日本工作，对控制东北大有好处。于是，他用威逼、恐吓的手段迫使维斯帕就范。
一见面土肥原就说：“维斯帕先生，我不是邀请你，而是通知你，从今天起，你必须替日本工作，你的家人已经被我们控制。我的习惯是枪毙那些显然对日本抱有恶意的人。”“九一八”事变后，维斯帕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残暴，但在土肥原的威胁下，他别无选择。
随后，他被带到日本关东军情报局局长的办公室。局长说：“日本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我们必须设法让中国人支付日军占领满洲而花费的高额费用。为此，日本当局已经向一些可靠的商人发放了垄断经营权，包括在中东铁路走私货物、经营鸦片烟馆、输入日本妓女、开设赌局等。这些商人会向日本政府交纳巨额款项。因此，我们谍报部门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保护他们的利益。同时，我们还要用间接的手段，强迫中国人、俄国人，特别是犹太人，交出他们的大部分财产，而不让他们知道这是日本人干的。你的任务就是利用西方人的身份，秘密从事这一工作。”维斯帕被逼无奈，只好答应了日军的要求。从这时起，维斯帕成了一名日本间谍。在此后近5年的时间里，他参与和目击了日本人干的许多罪恶勾当。后来，他把所见所闻详细记录了下来。
披露日军组织卖淫业内幕维斯帕在自述中，记录了日本官方经营的卖淫业的盛景。
开设妓院是日本获取高额利润的手段之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专门指使一些商人成立公司，从日本国内输入妓女。这些公司把许多日本妇女送往中国东北，供给妓院、茶室、酒吧、舞厅和饭店。为了扩大规模，日本许多大公司和银行也都在这个行业里大量投资。
在哈尔滨，输入日本妓女的公司开设在托尔戈伐亚大街。门口由日本宪兵把守，不论国籍或人种，任何人都可以进去包租女子。那些开设大妓院的日本老板进入时，会受到热情接待。他们往往被领到一个豪华、漂亮的欧式房间里，翻看大本的影集;影集上的每一名女子照片旁边都有一段文字，标明这些女子是否是处女、高矮胖瘦、文化程度以及歌舞技艺等等。
如果人选能够确定，双方要签订一个合同。合同规定了包用的价格和时间。大多数合同规定的包用时间是5年，老板要预付25%的包银。大约半个月或20天后，老板就会接到银行的通知：“货物”到了，请支付“货”款的其余75%。于是，老板就会到银行交清“货”款，取得收据，把收据交到公司，然后在公司职员带领下，到一个汇集女子的旅馆当面提“货”。
按照哈尔滨的惯例，每当一家妓院包到一批新的女子，都要把她们打扮一番，然后让她们乘坐彩车招摇过市。车上有大幅广告，上面写着这些新来的姑娘的种种优点，而写得最明显的自然是妓院的地址。
日本妓院老板的兽性在远东是臭名昭著的，他们把手中的女子当作奴隶，任意践踏、辱骂、毒打甚至杀害。假如一个女子不堪忍受而逃跑，警察就会像追捕逃犯一样将其抓回，交给主人。逃跑者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合同期满后，大部分妓女将被送回日本。维斯帕经常会听到妓女这样说：“几个月后我的合同就要满了，我要回乡去，跟父母为我找的男人结婚。”妓院的存在往往伴随着烟馆、赌场的出现。这些在日军统治下具有合法地位的阴暗场所，充斥于东北三省。在黑龙江和吉林共有550家合法妓院，拥有7万多名日本妇女。仅哈尔滨一地就有妓院112家、烟馆56家、吗啡商店194家。
日本的“家”的制度下，认为儿女是家长的个人财产，家长有权力决定子女的终身，无论是买卖还是典押。日本在模仿中国的法律制订律令的时候，就把中国法律中的“十恶”中禁止近亲买卖的“不睦”除去了，把原本的“十恶”改成了“八虐”。
日本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日本买卖儿童和近亲结婚的情况十分普遍。很多穷人由于生活所迫，都会把孩子卖掉，特别是江户时期，人口买卖的情况更是十分盛行，有些日本家庭由于交不起年贡，就拿子女当作抵押。
日本贩卖儿女主要的对象还是女儿，在日本的封建社会后期，娼妓的情况十分严重。很多女孩被卖掉之后都会成为娼妓，而家庭基本就要依靠这些女孩维持。《日本女性史·近世》中记载显示，普通的农村女孩卖给妓院只能换到十三两钱。即便如此，被卖掉的女孩也毫无怨言。因为她们接受到的教育就是为了家的利益，为了孝敬父母，牺牲自己的幸福是应该的，所以日本的女孩子为了家庭而被卖掉，不仅没有人鄙视，甚至还会受到人们的称赞。日本有一个卖身奉养母亲和弟弟的女子，还因为“孝心奇特”而受到了日本官方的表彰。
日本人认为武士为领主、大名家服务是奉公，仆人为主人服务是奉公，而女人出卖肉体同样也是奉公。明治时期，明治维新之元勋伊藤博文在回答英国《每日新闻》记者提问的时候说，“我不希望废除游廓”，这里的游廓也就是妓院。他的理由是，站在道德角度来说，做妓女是高尚的，因为她们是为了尽孝道才去出卖身体的。
当时的日本，表面上似乎看不到买卖少女的行为，其实这种事情还是普遍存在的。虽然日本人表面上说是“出赁”，但这个事情的性质依然是买卖，而且很多父母也愿意为了几百元而卖掉女儿。
他们和买卖少女的经纪人谈妥之后，经纪人会付给父亲一笔钱，然后把女儿留下。女儿之后需要做的就是靠出卖身体赚回自己的自由。每次和客人做爱之后，女儿都能拿到一些小费，用这些钱就可以逐渐还清这笔债务。不过一般都需要几年的时间，除非遇到有钱人，愿意付出一大笔钱把少女从妓院买回家。这对于日本的卖淫女来说，是一个美丽的梦。
虽然也有一些日本人对以上的现象颇有微词，甚至有些人还提议取缔它，但是绝大多数人都表示无所谓。那些喜欢光顾妓院的人更是不同意取消，甚至一些地方官员还建议应该让妓院更加繁荣，以此带动消费的动力，增加国库的收入。
明治时期色情业繁盛
德川幕府制订的“游廓政策”，导致当时的日本人大约有三成左右患上了梅毒，而日本人的风俗习惯和国民性格，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到了明治时代，妓院的繁盛情况不仅没有减弱，甚至还借助“中日甲午战争”而更加兴旺。历史记载显示，在1894年发生“中日甲午战争”之时，日本的军人在一年之内就在人口只有10万的出兵港口广岛，留下了2000多个私生子。
明治后期，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嫖娼的情况也因此更加严重。有人在当时做了一项调查，在吉原游廓的门前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统计一下进入游廓的嫖客人数。在晚上八点到九点，一共有1900人出入。其中14岁以下的大约有50人左右，14-17岁左右的大约是170人左右，17-24岁的大约500人。当时的年轻人后来回忆嫖妓的经历时说：“那时逛妓院就像上厕所”。
明治时期色情业繁盛的原因，就和江户时代德川家康提倡的“游廓政策”一样，当时的明治政府对游廓表示出了相当的支持和保护。当时的伊藤博文因一句“不希望废除游廓”，被日本人男人视为“唯一的英雄”，而他本人也是公认的“色男”。据说平时和他交往的女性基本上都是艺妓，甚至他的妻子梅子也是艺妓出身。伊藤博文认为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醉卧美人膝，醒握天下权”。
明治时期之后的大正时期，在色情方面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大正时期没有多久，但是这一时期却将嫖娼业发展到了极致。明治后期，嫖娼主要以公娼经营为主，而到了大正时期，各种各样的艺伎馆和私娼馆相继出现，数量比公娼多出了两倍还多。
“慰安妇”制度
昭和时期，由于日本东北地区的饥荒和“太平洋战争”，更令日本的色情业出现了惊人的突破。卖女儿的情况在此时最为严重，“慰安妇”制度也在此时出现。
由日本长久以来的娼妓历史中，就可以发现色情的繁盛和衰败和日本社会的经济、政治是紧密相关的，同时也和日本女性在历史上的地位有着一定的关系。日本男人为了主人牺牲自己，而日本女人则为了男人奉献身体。渐渐的，男人为了国家牺牲，女人为了战士献身，都成为了十分正常的事情。这也为日本妓女为了国家经济海外卖淫，为了鼓舞军人的斗志而做慰安妇奠定了基础。
明治时期，明治政府推出了“殖产兴业”政策，主张优先发展工业。这个政策导致大量农民破产，农民的生活也因此陷入了困境。明治中期，政府针对日本经济实力不强、资本积累不够、在国际上影响甚微的情况，提出了“富国强兵”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日本人再一次发扬了他们的传统，从女性身上下手。
日本女性觉得既然为了家庭可以卖身，那么为了国家卖身又何尝不可呢？于是甘愿成为日本政府振兴国家经济的工具。一批又一批被称为“黄色娘子军”的日本妇女，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和亲人，来到了海外。
日本“南洋姐”
据1911年统计显示，日本到海外卖淫的妇女数量超过了2万人。这些日本妓女被人们称为“南洋姐”。
“南洋姐”这个称呼，如果使用中国汉字写的话就是“唐国行”。“唐国行”指的是从幕府末年，经过明治时期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大正中期，那些远离家乡到外国卖身的日本妓女。当时，在西伯利亚、中国内地，东南亚各国，甚至印度、非洲都能看到日本妓女的身影。这些日本妓女的籍贯以九州的天草岛、岛原半岛最多。
虽然当时中国各地都有日本妓女出现，不过上海、香港、关东地区、南洋地区则是这些妓女的主要集中地。明治十九年时的中国上海，日本人在此定居的人数大约是700人左右，而这里的设施有一半以上都是娼妓馆，其余的就是邮船支店、三井物产支店、乐善堂药店和几家杂货铺。香港的情况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903年，俄国在中国关东地区的租借地旅顺做了一项调查，在这个地区的日本妓女一共有201人，当时是日俄战争爆发之前，而到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根据统计显示，关东的日本妓女迅速增加到了1403人，占到当时日本人人总数的一半还多。估计当时在满洲各地的5000多个日本人中，有70%都是妓女。
另外，从上世纪初年以来，妓女就开始聚集到南洋地区，当时由于橡胶和锡矿的开采，南洋地区经济十分繁荣。日本的妓女到来之后，凭借她们的温柔和美丽很快就成为好色男人们的宠儿。
日本妓女为了国家甘心出卖自己的身体。日本的山崎朋子针对“南洋姐”的悲惨历史，创作了一篇纪实作品《望乡》。之后这部作品还被改编成为了同名电影，影片把妓女的海外生活表现的淋漓尽致，而影片中的主角阿崎婆，成了日本海外卖春女的代名词。
《望乡》的主角阿崎婆的命运十分悲惨，在日本的妓女中，有很多人的命运甚至比阿崎婆还要凄楚、悲凉。《望乡》的作者山崎朋子在作品中引用了有关海外妓女的文献资料，这些资料展示了更多日本妓女坎坷、悲惨的命运。
有一个18岁的少女八木品美，她的父亲是一名海军军人，在父亲病死3年之后，她的母亲包办了八木品美的婚姻，而八木品美因为不想结婚而离家出走到了神户。到神户之后，她遇到一个男人说要介绍一份好工作给她，于是八木品美就随着这个男人上了去香港的船，最后沦为了妓女。
也有些性格刚烈的女孩宁死不从。例如山口县吉敷郡平川村有一对姐妹，姐姐19岁，妹妹17岁，她们一上岸之后就被命令接客，姐妹二人无法忍受这种生活，她们决定自杀。一天早上，她们趁着其他人还在睡觉的时候，光着脚跑了出来，寻找自杀的地方。当她们来到海边的大栈桥准备投海自尽时，被人发现。
在加藤久胜创作的《船长日记》和《海员夜话》中，记录了很多开往中国的日本轮船上的事情。
人贩子在船上的时候，一般都会把女孩藏在船底的煤堆里。这里无论是白天黑夜都是一片漆黑。而且船越往南走里面的温度越高，就好像蒸炉一样。明治末期，有人把十几个女孩藏在运煤船里，由于人贩子受到了船上其他人的怀疑，所以不能给女孩送水和食物，这些女孩只能忍饥挨饿。
几天之后，由于船室缺水，终于有人打开了煤舱的门，发现了里面满脸煤灰和血的姑娘。另外还发现了几个女孩的尸体，她们都咬住水管，满嘴鲜血。在一旁还有两个男人的尸体，身上都是抓伤和咬伤。
除了煤船上发生过这样的惨案，在藏水的水槽中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有几个女孩被人贩子偷偷的送出境，他们把女孩藏到了空水槽中。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水流进了空水槽里。女孩们吓坏了，不断的喊叫，但是没有人听见。水一点一点的漫过了她们的身体，几天之后，船员发现从水管接出来的水有头发和白泡，而且还散发着一股臭味。于是，船员去水槽查看，发现由于南方气温高，水槽里的尸体已经高度腐烂了。
其实这些不幸死去的女孩远比当妓女的要幸运，那些做了妓女的女孩，在外国没有任何生活保障，老板对她们随意打骂。如果不幸得了性病，也不会有人给她们治，只能默默的等死，直到病情恶化，全身溃烂，含恨死在异乡。
在西伯利亚一带的海外日本人，往日本汇款大约数百万元，而在这些钱中，至少有63万都是来自海外妓女。在日本原始的积累中，充满了妓女的艰辛和痛苦。她们不仅为了家庭和国家，牺牲自己的自由、幸福和青春。
在《福冈日日新闻》上登出的文章《女人国》中写道：“从岛原的小滨署管辖内的4个村子远渡海外的女性，去年向家乡的父兄汇款达1万2千多元。全岛原的30个村子，合计突破30万元。”
日本著名的人贩子村冈伊平治在他创作的《村冈伊平治自传》中，谈到了他在明治中期至昭和十年在新加坡、马尼拉等地开设妓院的经历。他说：“她们每月写信并送钱回家，父母放心，邻居有好评。村长听说，来要所得税。不仅夫家，娘家也富裕起来。不仅这样，在南洋的土地田舍，凡是建起女郎屋的，必随之建起杂货店。从日本叫来店员，店员独立开业，成立公司的驻外办事机构。女郎屋的丈夫不愿被叫做姘夫而经营商店，一年左右土地开发者就迅速增多。随之，日本的船只到来，那块地方繁荣起来了。”日本在明治时期和大正时期是资金最缺乏的时候，当时日本妓女的卖身钱，对富国强兵政策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和影响。
“慰安所”
“慰安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日俄战争之后，“慰安妇”的作用就是为了满足日本军人的兽欲，以便提高军人的战斗能力。
1904年12月，日本军人在安东地区建设新市街，1905年这条街上的饮食店，组织开设了专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的妓院“醉雷亭”。虽然“醉雷亭”不是军队经营的，不过这明显是对军队表示支持，也是后来“慰安所”的雏形。
在战争开始之后，日本军队每到一处便会首先建立兵营以及慰安所。所谓“慰安所”，一般就是用草席围成一个小屋，然后在地上铺一块褥子而已。每当“慰安”的时候，在“慰安所”的门口都会排着长长的队伍。日本的士兵为了节省时间都会先把衣服脱掉，由于慰安妇的数量有限，所以军队需要轮换。一个慰安妇在3个小时里，大概需要接待78名日本军人。
遭到日军官兵野兽般蹂躏的慰安妇，情况十分悲惨。在被称为“色性地狱”的慰安所里，很多慰安妇在躺下之后，就再也没有站起来。有的被虐杀致死，有的不堪蹂躏自杀身亡。如果稍有不从或是反抗，日军轻则施以饥饿，重则用军刀割她们的乳房、剁她们的手脚，甚至让狼狗把她们一片片撕烂以警告其他人。
虽然“慰安妇”在日本侵略军中一直存在，但是一直到1963年，日本每日新闻社的记者千田夏光才在偶然间发现了一张以1938年徐州会战作为背景的照片。在这张照片上，穿着冬装的日军队伍里却有两个穿着和式服装的年轻女人。日本军法是不允许女人随军的，那么这两个女人是谁？于是千田夏光开始了相关调查，在经历了5年的调查之后，终于把“慰安妇”公诸于世。他著写的《从军慰安妇》一书出版之后，轰动了全世界。
“慰安妇”的问题从此开始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人们逐渐了解了慰安妇的种种悲惨遭遇。日本“从军慰安妇”是日本妓女之中命运最凄惨的一种妓女。在日本慰安妇中，虽然也有一些风尘女子，不过最多的还是因为家里贫穷而欠债的农村女孩。日本政府对这些家庭做出了允诺，只要把身体当作交换条件去战场做慰安妇，就可以把欠债一笔勾销。
在运送慰安妇去海外的时候，她们的代名词是“军用品”。她们就和真正的军用品一样，一旦到了战场，就不再有人在乎她们的死活。一般在2000-3000人的日军部队中，只配备五六个慰安妇，这些女人要给大多3000个男人提供性服务。常常因为连续接客数量太多，使很多慰安妇大小便失禁，甚至一些慰安妇刚刚生过孩子，也要继续为军人提供性服务。
慰安妇女们忍受的折磨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她们是战争中最悲惨的牺牲者。日本法西斯在侵略战争中，创造了历史上数量最庞大的“战地妓女团”。这些“慰安妇”基本都会被疾病、饥饿、屠杀、自杀夺去生命，即便生存下来的人，也终身生活在痛苦的回忆中。
美国国务院在2004年6月14日，发表了2004年度《全球贩卖人口问题报告》，其中指出了日本国内存在严重性奴隶问题，这是美国首次就这个问题对日本进行抨击。日本每年的色情业收入大约是900亿美元。日本每年性行业的交易额，已经占了日本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这和日本每年的国防预算不相上下。
色情业给日本政府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面对日本庞大的色情业市场，再次证明了日本国民对色情行业的支持态度，这也是造成日本性奴隶严重的根本原因。日本国会议员表示，造成日本色情业如此猖獗的原因，就是因为日本社会是男性支配的社会，男女之间的不平等社会结构使日本社会对色情业的存在并不在乎。
由于国际社会上的压力，日本的色情业曾经进行了多次改革，不过却是越改越繁盛。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是妓女输出最多的国家。日本政府也十分清楚妓女是不符合“文明开化”精神的，但是日本为了国家的利益，一直持支持色情业的态度，直到秘鲁船“玛丽卢斯号”事件发生之后，才发生了变化。
明治政府在1872年10月2日，公布了“娼妓解放令”，又称“牛马解放令”。娼妓、艺伎等仆役按照法律规定得到了解放。不过，这次的解放是由于外界施加压力造成的，并不是日本自愿的，所以虽然娼妓得到了解放，却只是表面现象，背地里依然如故。娼妓和色情业主的关系，不过是由过去一次性契约的形式，改成了定期租赁的形式，人权依然没有得到保障。色情业的发展不仅没有受到阻碍，反而更加顺利。
1880年，第二次万国废娼联合大会向日本政府递送了废止公娼制度的公告，并邀请日本政府派代表参加大会，日本政府置之不理。大正时期，有人再次提交了废娼议案，又遭到了否决，理由是“收入较少的独身男性需要政府公认的卖春地带”。另外，日本帝国的国土扩张也需要妓女来安慰士兵。
1946年，在美国占领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敦促下，日本警视厅发布了“关于废止公娼制度的文件”。日本人的狡诈在文件中显露了出来，文件称：“不承认卖淫为合法的工作，但有一个例外，不禁止个人为了生计而自发的卖淫活动”。这看起来像是取缔了卖淫活动，其实只是私娼取代了公娼。
日本权威辞典《广辞苑》中，对“公娼”的解释是“得到了公家承认的合法娼妓”，而“私娼”的解释则是“没有得到公认而营业的娼妓”。那么按照这个解释理解的话，这个文件的意思就是“曾经是合法的公娼卖淫现在不合法了”，而“曾经不被承认的私娼卖淫现在合法了”。
1985年，日本的色情业又进行了一次改革。日本政府这一次发表了“卖淫防止法”，这个法律针对的只是卖家，处罚的对象主要是“助长卖淫的行为”。意思很明显，想要继续卖淫就必须改变形式。
日本的色情业给日本政府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而“黄色娘子军”为日本的原始积累、经济输出、军事侵略作出的“杰出”的、惨烈的奉献更是不可忽视。拥有悠久历史的日本色情文化，还深深影响着日本人民的“性观念”和价值取向。
荷兰学者伊思·布鲁玛在《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一书中把日本称为“无罪性娱乐天堂”，妓女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日本的妓女那样，对一个民族文化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影响。日本的作家野坂昭如在《色情者》小说中，称妓女在日本文化环境中对男性具有“母亲”的象征主义。
在日本，不论是平民还是政府，都对色情文化十分宽容，而现代日本的性犯罪、性奴隶等等问题，正是因此才不断出现。
日本女间谍祸害中国50年之久
19世纪末期，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国力迅速上升，对亚洲大陆的野心也日益膨胀。为实现其侵略计划，日本人培训了大量间谍。这些日本间谍，尤其是女间谍纷纷潜入中俄朝等国刺探情报，成为日本侵略军的帮凶。鲜为人知的是，这些女间谍中有相当部分出自札幌妓女间谍学校。
“西伯利亚阿菊”色诱白匪头子
甲午战争后，日本与沙俄为侵略我国东北地区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为加强对俄情报工作，在日军高层的支持下，日本黑社会组织玄洋社于1896年在札幌开办了一所语言学校，名为“俄语学会”。根据日本情报机构的规定，该校学员中“将校军官”和“民间志士”各占一半，所有学生均经过严格挑选。该校主要讲授俄语和俄国的风俗人情，并进行各种间谍技能培训，学员毕业前还要潜入西伯利亚进行实习。此后，该校又增设了汉语课程，校名也改为“俄华语学校”，重点培训女间谍，训练她们运用美人计获取情报的本领。由于这些女间谍很多都以妓女身份作为掩护，人们便把她们统称为“阿菊”，这所学校也获得了“妓女间谍学校”的绰号。
在大量的“阿菊”当中，最出名的要数“西伯利亚阿菊”、“满洲阿菊”和“大陆阿菊”。“西伯利亚阿菊”原名山本菊子，她于1886年出生在日本九州，7岁时因家贫被卖入妓院。一次偶然的机会，山本菊子遇到了日本特务头子内田良平，后者很看重菊子身上的间谍潜质，于是将她送入妓女间谍学校精心培养。很快，菊子就学会了一套运用姿色搞情报的绝技。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18岁的菊子潜入西伯利亚充当妓女，获取了大量俄军重要情报，在日本情报界初露锋芒。
1918年，日本伙同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出兵西伯利亚，占领了俄远东地区的一些城市，对俄国革命实施武装干涉。为消灭苏俄红军，扶持傀儡政权，日军在远东广设特务机关，由于山本菊子精通汉语、俄语和朝鲜语三门语言，于是便被派往中俄边境一带活动。她几乎走遍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地区，与白俄匪军和中国东北的马贼相互勾结，搜集到苏俄红军的许多重要情报，“西伯利亚阿菊”的大名逐渐响亮起来。
后来，白俄匪军被红军击败，25万残匪退入中国东北地区。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看中了这股力量，于是他命令山本菊子设法拉拢白匪头子谢苗诺夫，拉几万白俄残匪到哈尔滨、大连一带，为日本侵略中国服务。然而，谢苗诺夫对日本人的建议并不感兴趣，因为大部分白俄残匪是俄中边境地区的地主和农民，他们只希望在家乡附近活动。遭到拒绝的山本菊子没有死心，她先是使出“美人计”，把谢苗诺夫迷得晕头转向，接着又向其提供“绝密情报”，称苏俄特工人员已潜入中国东北，伺机暗杀他，只有投靠土肥原贤二才有出路。在山本菊子的软硬兼施下，谢苗诺夫最终带着队伍投降了。
此后，山本菊子又装扮成中国人，收买了20多股马贼，在中国东北地区到处搜集情报，并疯狂袭击反日武装。1923年，37岁的山本菊子因病死在哈尔滨，结束了她短暂而罪恶的一生。
“满洲阿菊”将“皇姑屯事件”知情人送入虎口
“满洲阿菊”原名河村菊子，父母双亡的她自幼就被送进妓女间谍学校培养。15岁时，河村菊子已出落成非常漂亮的姑娘，日本情报机关便派她潜入中国活动，在此过程中，她与一名日本间谍勾搭成奸，但没过多久她的情人便被沙俄军队处死，从此她与俄国人结下了深仇大恨。
日俄战争爆发后，河村菊子奉命来到东北，化名“小金凤”，嫁给了中国马贼杨大新，在她的蒙骗下，杨大新屡屡攻击俄军补给线，并为日本人提供了大量情报。杨大新战死后，河村菊子掌握了这股土匪武装，她带领这股马贼在中俄边境地区流窜多年，后来还配合日军刺探苏联红军和抗日游击队的情报，获得了“满洲阿菊”的绰号。
1928年，河村菊子奉命参与“皇姑屯事件”的“善后工作”。当时，张学良正在东北地区严查此案，发誓要抓到杀害父亲张作霖的仇人，查明真相。由于日本人担心参与此事的汉奸刘载明泄密，决定把刘载明弄到大连后处理掉。为了防止刘载明在路上被东北军查获，日本情报机关决定派河村菊子出马，她与刘载明扮成一对中国富商夫妇，成功地混过了东北军的检查，乘火车连夜逃到了大连。火车刚一到站，河村菊子就把刘载明交给了大连的日本宪兵，刘载明此后下落不明，河村菊子因此立了大功。
“大陆阿菊”迷倒不少中国达官贵人
在派遣间谍进入中国东北的同时，日本情报机构又在关内的天津、上海、北京和汉口等地开办大量高级妓院，把一大批女间谍派往这些妓院充当妓女，她们被统称为“大陆阿菊”。这些“大陆阿菊”年轻貌美，引来许多中国的达官贵人、纨绔子弟、高级军官和秘密社团头目到妓院寻欢作乐，成为日本情报机构的“猎物”。“大陆阿菊”们充分施展在妓女间谍学校学到的“本领”，把“猎物”玩得神魂颠倒，并从他们口中套出了大量重要情报。哥老会的一次反清起义就是被“大陆阿菊”破坏的。当时，哥老会成员唐彩章从海外募集了一笔为起义军购买武器的经费。日本情报机构发现他的行踪后，将唐彩章骗进上海的日本妓院里，结果这笔经费很快就被“大陆阿菊”们榨干，哥老会起义因武器不足而被清政府血腥镇压。
在近50年的时间里，日本“阿菊”们成为了日本侵略计划的重要工具，她们的间谍活动虽然堪称成功，但却无法逃脱侵略者最终灭亡的命运。随着1945年日本的投降，“阿菊”们在亚洲大陆的猖獗活动最终画上了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