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史上，红军曾几乎“兵不血刃”地顺利突破蒋介石的粤北第一、二、三道封锁线，原来是得益于军阀陈济棠心甘情愿地为在战场上你死我活的“敌人”“让道”，并悄悄送给“敌人”大量军火。
“一举两得”应对“一石二鸟”
1934年10月初，中央红军主力已经完全丧失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可能性，准备进行战略转移。但是从哪个方向突围呢？中央红军再一次把目光放在了粤北。当时，主政广东的是军阀陈济棠。第五次“围剿”红军时期，陈济棠任南路军总司令。他经过长期的苦心经营，把广东变成了他的天下，被人称为“南天王”。但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总想找机会收拾他。第五次“围剿”一开始，蒋介石就想把红军逼进广东境内，以收“一石二鸟”的功效。
陈济棠经过左思右想，他终于找到了一条妙计：“送客”。他召集心腹将领开会，安排他们依计而行：“咱一边在红军必经之地修造工事，以免被蒋介石抓住把柄;一边又不完成封锁线，开放一条让红军西进的道路。”陈济棠虽然对自己的“送客”妙计颇为自得，但还有一个心事令他寝食难安：红军要是在他的家门口或家中大打出手怎么办？他思来想去，看来有必要同红军进行一次谈判。
恰巧，他的护兵中有人和当时红军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内弟相识，他愿意代他们到苏区传话。陈济棠立即给红军领导人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说：“我准备派总参谋长杨幼敏和黄质文、黄任寰三人为谈判代表，你们最好派你们的粤赣省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为总代表，进行谈判。”
“秘密谈判”后的“五项协议”
然后，罗炳辉内弟很快就找到了红军保卫局局长李克农，在李克农的陪同下，他与周恩来、朱德进行了秘密会晤并将密函交给周恩来。信的内容，正合周恩来所想。至于要不要与陈济棠谈判，周恩来、朱德也做不了主。于是，他们立即找博古和李德商议此事。最后，博古授权周恩来和朱德全权处理谈判事宜。
潘汉年、何长工被确定为红军方面全权代表。1934年10月8日，潘汉年、何长工抵达地点——江西省寻乌县罗塘镇。翌日上午，经过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了“五项协议”：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部，陈部撤离40华里。
“敲梆式堵击”和“送行式追击”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8.6万人踏上了英勇悲壮的长征之路。陈济棠为做给蒋介石看，也为防红军在粤北停留或建根据地，频频调兵遣将予以防堵，但这些都是虚张声势而已。红军过粤北期间，陈济棠给前方一线部队明确的任务是“保境安民”;规定的战场纪律是“敌不向我开枪不准射击;敌不向我攻击不准出击”。
从10月14日傍晚到18日傍晚，集结在于都境内的中央主力红军和中央野战纵队渡过于都河，向粤北突围转移。陈济棠按照“秘密协议”，给红军让出了一条宽40华里的通道。这样，使红军较为顺利地突破了蒋介石布置的第一道封锁线。蒋介石得知消息后，即令陈济棠等人在粤北组织第二道封锁线给予阻截。陈济棠令部下到仁化、乐昌、汝城附近设防，但下属军官同时也得到命令：“让出红军西进道路。”同样没有经过激烈战斗，红军于11月4日又顺利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再次颁布紧急“堵剿”电令，在第三道封锁线上修筑了数百座碉堡加强防堵。这个过程，红军认真执行“秘密协议”，不入广东腹地，只沿粤北西进。于是，红军一路未遇顽强阻截并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至此，蒋介石终于觉察到自己算计陈济棠不成，反被陈济棠狠狠“耍”了一把，于是亲自给陈济棠拟写了一份电报要求其集中兵力27个团，位于蓝山、嘉禾、临武之间堵截，以赎前衍。否则，将执法以绳。
陈济棠为了不留下任何把柄，急忙销毁了与红军谈判的文件记录，命令叶肇、李汉魂和李振球等师分头尾追红军进入湖南。但各部追至蓝山后，便都立即撤回到广东防区。陈济棠部对红军的这种追堵，被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一厅中将副厅长、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喻之为“敲梆式堵击，送行式追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