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宣宗宣德十年（1435年）五月，明宣宗朱瞻基病逝，年仅九岁的太子朱祈镇即位，次年改年号为正统。这位皇帝，是明朝历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明英宗。
说“传奇”，是因为他的一生，乃至他总共执政的22年，可称是一波三折，跌宕起伏。他是明朝历史上唯一一个有两个年号的皇帝，也是唯一一个曾经被抓到蒙古做战俘的皇帝，更是唯一一个在遭到废黜后能够重夺皇位的皇帝。诸多的“传奇”串联着这一时代中国历史耳熟能详的大事件：明朝历史上第一个“宦官专权”的时代，第一个权倾朝野的大公公王振，明军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土木堡之败”，第一次全民动员的“北京保卫战”……
然而与种种的“耳熟能详”相比，发生在公元明英宗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的福建邓茂七农民起义，却素来被历史关注不多。
但这场距离“土木堡之败”仅仅一年，却一度牵动了整个明王朝神经的动乱，对于明王朝当时乃至后世的影响，却远远大于许多人的想象。
这场起义于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年）爆发于福建沙县，其后历时两年，起义军先后攻占福建沙县，建宁，延平等二十余座县城，史载“控制八闽，三省震动”，明王朝屡剿屡败，甚至一度在“剿”与“抚”之间摇摆不定，在北有蒙古瓦剌南侵且惨遭“土木堡之败”的情况下，陷入南北“两线作战”的尴尬境地。
而关于这场起义的领导者邓茂七，封建时代文人历来更是恨之入骨，明末戏剧家阮大铖的戏曲《荡贼录》，即以镇压这场起义为素材，讴歌了明军浴血奋战镇压逆贼的“光荣事迹”。清朝历史学家徐元文更把邓茂七与刘通，李自成并称为明朝“三大贼首”。《罪惟录》说这场起义“波及东南数省，荼毒生灵百万，国之衰运，自此而始。”直接把明王朝走向衰败的“罪过”安在邓茂七头上。
但在福建当地，邓茂七却始终享有极高声誉，闽戏里有不少以他为主人公的“英雄戏”，多是勇冠三军，为民做主的“救星”形象。到近现代，有关这场起义的评价终于“扶正”，成为“伟大的反封建运动”。但有关起义的原因以及真实过程，以及起义的领袖邓茂七其人，比较同时期明英宗的“土木堡惨案”以及荡气回肠的北京保卫战，不但史家时常一笔带过，今人更“八卦”的少，这场一度深远影响了明王朝政局的“东南大动乱”，至今不为人所熟知。
真实还原这一切，评析历代对此评价里的是是非非，还是且让我们从邓茂七本人说起吧。
二
邓茂七，原名邓云，江西南城人，祖辈皆是世代务农的“自耕农”，自小勤练武艺，喜抱打不平，在当地颇有勇名。正统初年，江西当地土地兼并成风，其家祖产被当地地主勾结官府豪夺，酿成“土地纠纷”。邓茂七一怒之下杀死地主，继而流亡福建，成为“负案在逃犯”。在福建当地，他改名邓茂七，在福建沙县以替人耕种为生，成为一个“黑户佃农”。
而这段人生经历，也让他本人有了一个新身份----流民。说流民，可称是大明朝二百七十年间的“社会不安定因素。”朱元璋建国后，为发展生产，一面出台政策鼓励耕种，另一面也设立了严刑峻法，农民无故不得离乡，离乡二百里即需要有当地官府的“路引”。但时过境迁，到近一个世纪后的正统朝，自永乐末年开始甚嚣尘上的土地兼并之风越演越烈，赋税加重，徭役频繁，加上贫富分化的加剧，导致“先富起来”的地主们开始大规模的“兼并风”，诸多自耕农们丧失土地，流离失所。为生计所迫，他们开始逃亡家乡，从山东，河南，江南，江西地区，向当时地少人多的荆襄地区以及被称为“荒蛮之地”的福建地区大规模迁移，这就是所谓的“流民”。
而在福建，这些迁移的流民并无合法“户口”，只能依附于当地势豪之家，靠做佃农为生。其地位形同农奴，承担沉重赋税徭役，仅以福建本地为例，流民租种地主土地，除承担高额田租外，也要替地主承担赋税徭役，总数是明朝当时赋税额的十倍。除此以外，还有“春敬”“冬牲”等十几种巧立名目的供奉，苛捐杂税下，生活贫困不说，且毫无“合法权益”，任由主人宰割。今天保留的福建当地许多“大宅门”的遗址，宅院内往往设有旱井，其实就是“老爷”们私设公堂处决不听话的“流民”所用。在歌舞升平的“大明盛世”里，他们是“隐藏在黑暗角落里的人”。
“黑户”当然有反抗。在宣德末年以及朱祈镇刚刚即位的正统初年，湖广一带就曾发生过千人规模的流民反抗，旋即被镇压。而朱祈镇信任的大公公王振的专权，更给酝酿已久的流民大暴乱加上了“催化剂”。王振得势后，大肆公开卖官鬻爵。从知县到布政使皆“明码标价”，尤其是“天高皇帝远”的福建，更级职务更是“抢手货”，价码节节攀升。知县一职可卖到两千两白银，布政使一职连翻数倍，高达八千两。
在福建一地，至正统十二年（1447年），福建各级地方官吏，“买官”的竟占三分之二。这些人“投资”的人为“盈利”，到任后当然大肆搜刮地方，巧立名目加派苛捐杂税，不但大量的负担转嫁到“黑户”身上，连当地“合法户口”的城乡百姓也同样受害颇深。诚如当时明朝吏部尚书王直在奏章里所痛陈的：“今闽，粤各省，官吏多非正途所出，反尽是捐纳（买官）之徒，其为官一任祸害一方，民苦苛政久矣。”上奏的王直在王振的陷害下遭明英宗痛斥，被“罚俸半年”，而在遥远的福建，一场大起义已然山雨欲来。
而说到邓茂七的起家，又不得不提到一个词——乡集。这并非是我们今天印象里的乡镇集市。明初商业贸易厉行“专卖”法，但“流民”们赋役沉重，为生计所迫，时常偷运物品，与当地商户交易，而彼时福建，“资本主义萌芽”初兴，各城镇商户众多，也乐意以低于“国企”的价格与流民交兑货物，交易的地点，即称“乡集”。
在当时，福建有历史记载的“乡集”多达四十七个，皆设在州县交界的“三不管”地区。虽是“双赢”，却素来是政府禁止的“黑市”。其运作维持，由当地的“集头”（即黑帮势力）操纵，用“潜规则”维护贸易秩序。参与贸易的“流民“和“商户”要向“集头”缴纳“保护费”，各“集头”皆拥有人马，相互间画地为牢，也时常为抢地盘火并。
此外，当地势豪大户甚至官衙，也与“集头”相互勾连，挑拨“集头”间互相仇杀坐收渔利。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地下秩序”。邓茂七与弟弟邓茂八流亡福建后，先在福建建宁做佃农，凭一身武艺继续“打抱不平”，成为当地江西籍流民的头领。
继而在乡集“交兑”时，为给老乡出头，当场与建宁“集头”发生冲突，一番恶战下，将当地“集头”当场打死，取而代之成为建宁“集头”，很快聚拢了数百人的人马，成为他后来举兵造反的“老班底”。身为“集头”，邓茂七立“交兑之规三十二条”，削减商户和流民的“保护费”，凡交兑双方的贸易纠纷，皆不得私下争执，全由邓茂七开“集堂”仲裁。甚至对亲弟邓茂八也铁面无私，一次邓茂八劫掠商户，被告到邓茂七处，邓茂七下令双倍赔偿，并当众责打弟弟四十大棍。其处事坦荡公正，在当地深得人心，对周边“抢地盘”的“集头”，邓茂七也恩威并施，延平，将乐等地“乡集”，皆被他私下派人活动，“发动群众”推翻当地“集头”，委任亲信把持。
至此，这个原籍江西的普通农民，已成威震福建沿海的“江湖大佬”，掌控建宁，延平等地“黑市贸易”，被当地乡民敬为“七哥”。不仅在“黑市”上一言九鼎，甚至附近州县商户遭官府勒索，也常请他出面周旋交涉，堪称“黑道白道”皆给几分薄面的重量级人物。但好景不长，因他联合商户抗拒缴纳新派赋税，得罪了花八千两银子“买官”的福建布政使林新，被官府联合当地大户“严厉打黑”，结果“乡集”被取缔，其属下在“严打”中伤亡惨重，纷纷逃散。邓茂七本人也不得不逃离建宁，躲到福建沙县避难，虽遭惨败，但其属下皆散落四方，势力尤在，官府也奈何不得。
移居沙县后，邓茂七先是“佃农为生”，继而被沙县当地大户潘鑫收留，潘鑫推举他为沙县“二十四都总甲”，负责统领当地民兵防务。所谓“民兵”，是福建当地大户为防“盗贼”，联合出钱精选各家精壮流民组成的民团。之所以推举邓茂七，实则是想借邓茂七的“江湖影响力”安定地方。邓茂七借机将逃亡各处的“老弟兄”纷纷招来，在沙县编练民团，壮大队伍。
在与沙县官府短暂的“蜜月期”后，邓茂七再行“侠义心肠”，多次因流民受虐以及苛捐杂税问题，和当地官府大户屡有争执，双方裂痕日深。正统十二年冬，福建遭遇风灾，各地损失惨重，但流民要向大户缴纳的“冬牲”，却照样一分不能少。在流民的请求下，邓茂七出面请愿，希望“大户”们能减免今年的“冬牲”，却横遭拒绝，与“恩公”潘鑫也当场反目。
盛怒之下，邓茂七下令流民们拒向“大户”缴纳“冬牲”，此举一下捅了马蜂窝。潘鑫与大户们联名去县衙状告邓茂七“谋反”，县令立刻派三百弓兵前去捉拿，孰料邓茂七的民团训练有素，竟把“官军”打的落花流水。长久压抑的“民怨”彻底爆发，当地流民纷纷拿起武器，协助邓茂七追缴官军，仅用一日即攻占县衙，沙县县令，同是“买官”来的吴涛逃跑不及，被逮后当场斩首。
正统十三年（1448年）二月，邓茂七杀白马祭天，自号“铲平王”，即铲除人家不平事之意，彻底“官逼民反”举起义旗。“七哥”振臂一呼，福建当地应者云集。尤溪，清流等地也纷纷起兵响应，短短十天，兵力即发展到数万人，已然是燎原之势。
三
邓茂七起义的消息传至京城后，明王朝举朝震动，兵部侍郎于谦直斥祸乱根源是王振宦官乱政，并主动请缨南下剿灭邓茂七。但把持朝政大权的王振却认为“乌合之众不足患”，力主由福建当地自行征剿。结果不足数月，“贼”越剿越大，邓茂七先向南攻克上抗，长丁，继而沿武夷山挥师北上，连克宁化，将乐，攻占福建江西交界的杉关，阻住明军南下通道，再挥师沿富屯溪南下，占领邵武，顺昌。占有州县20余座，至此福建全省已沦陷大半。所过之处，义军纪律严明，到处“打土豪分田地”，连后来负责镇压的宁阳侯陈懋也承认“贼军（邓茂七军）屠掠大户，却于细民秋毫无犯，故民多附之”。
与此同时，邓茂七在其属地设官署，在农村编订里甲，正式“建立政府”，与明王朝分庭抗礼。而另一路邓茂七的“盟友”，早邓茂七一年起事的浙江矿工领袖叶宗留，也顺势从浙江南下福建，占领另一处江西入福建的要道车盘岭，与邓茂七相互配合，遥相呼应。
事到如今，派曾参加过北征蒙古战役的监察御史张海，率四千“中央军”南下福建延平，征剿正围攻延平的邓茂七，延平城高池深，邓茂七多次攻击受挫，偏巧此时张海到来，张海骄横，不顾延平知府邓洪劝阻，坚持主动出击与邓茂七决战，结果行至延平外二十里的双溪口时，邓茂七早已设伏，先派小部队诱引明军入双溪口，继而大部队切断明军退路发起攻击，恶战之下，明军指挥张都战死，张海躲在尸首堆里装死，方才狼狈逃回延平城，所部明军全军覆没。败报传来后，明王朝满朝皆惊，欲继续派大军进剿，却传来了倭寇侵扰山东的消息。
都察院右都御使丁暄建议对邓茂七“招安”，这丁暄是正统时期有名的“贤臣”，曾在山东，河北，陕西等地做地方官，在任期间惩治贪污，安抚百姓，素来颇有政事。而此时王振也担心福建叛乱屡剿不平，会牵出之前自己“卖官鬻爵”的丑事，便也想息事宁人。是年六月，明朝遣丁暄为使，南下福建“招抚”邓茂七。而在邓茂七义军内部，“主和”声音也不断，部将蒋福成，兰德隆等人皆认为，以福建一地，势必无法和整个明王朝抗衡，只要朝廷能够答应义军条件，减免福建税赋且给予流民“合法身份”，招安不是不可。众议之下，邓茂七也颇动心，遣使至延平，声称只要明朝封他为“福建铲平王”，就可停止作乱。一场震撼东南的叛乱，至此已接近“和解”。
但偏巧先前战败的张海以及延平知府邓洪败事，朝廷“招安”的消息传出后，邓茂七本已解除对延平的包围，后退三十里，但张海等人认定邓茂七松懈，企图借机立功，竟派2000官军突袭邓茂七，邓茂七猝不及防，初战失利，但随即整顿兵马痛打明军，2000明军全军覆没。
经此一战，邓茂七部上下彻底断了“招安”的念头，数日后丁暄抵达延平，听闻此事后气得“呕血数升”，大骂张海和邓洪两人“庸臣误国”。但事到如今，丁暄还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派使者求见邓茂七，力陈上次的事情是“误会”，并送上赦免邓茂七罪过的“赦书”。邓茂七却早不抱幻想，冲使者笑骂道：“打下延平和建宁，整个福建就是我的，还用你赦免吗？”大手一挥，使者被拉出去砍头祭旗。
随后，邓茂七派部将陈敬德南攻泉州，自己亲率主力攻打延平。可怜“贤臣”丁暄，招安不成，只得坐守延平，苦守待援。同时，邓茂七再其老巢沙县西南陈山寨设大本营，斩首此前曾力主招安的多名部将，命三军誓师，训话道：“我等与明廷，从此有我无他，胜则王，不胜则死。”
四
至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十二月，邓茂七已占领福建州府二十七县，且兵锋威胁江西。这期间明王朝三次派兵南下征剿，均大败而回。至次年一月，明王朝痛下决心，任命名将宁阳侯陈懋为“征南将军”，精选京营以及山东，山西，浙江，江西各地精兵共四万七千人，南下平定邓茂七。这支军队包括屡次在山东，浙江痛击倭寇的“备倭军”，在北方边境数次击败蒙古人的宣大精骑，以及掌握“高科技武器”的大明神机营精锐，可称是优中选优的“明星阵容”，统帅陈懋，更是彼时战功赫赫的名将。
明军从江西入福建，先夺取邓茂七重兵把守的杉关，继而层层推进稳打稳扎，一路捷报频传。强大军势下，邓茂七收缩兵力退守沙县，企图利用福建当地多山的特点，阻击不熟地理的明军，此举果然奏效，明军遭到阻击后，无力攻击陈山寨，只得暂时扎营。双方在延平，沙县一线形成相持。
强攻不成，陈懋随即开展“地下工作”，其部将张锴率浙军入闽，招降了邓茂七的部将罗汝信，正巧此时瓦剌犯边，北方边境告急，陈懋随即命罗汝信在邓茂七军中散布“朝廷大军北返”“延平空虚”的消息，邓茂七果然上当，随即于二月九日率主力部队北进，再攻延平。
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罗汝信等人散布谣言，更因为陈懋到福建后厉行“坚壁清野”之策，断绝邓茂七与周边州县的联系，导致邓茂七部钱粮匮乏，已拿久持，只有冒险出击延平，意在“捞一把”。
二月九日深夜，邓茂七军与延平本地福建军遭遇，接战后大破福建军，追抵延平城下，这时候伏兵杀出，陈懋精心布置的“神机营”“浙军”“宣大精骑”三支主力，已然对邓茂七形成合围，经过浴血奋战，邓茂七部全军上下人人奋勇，皆力战而亡，邓茂七在突围时中箭牺牲。
随后陈懋乘胜追击，三日后攻破邓茂七的陈山寨大本营，杀邓茂七之弟邓茂八。之后或打或拉，在福建当地陆续平定陈敬德，王十三，刘老九等邓茂七余部的作乱，至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三月，持续三年的福建邓茂七之乱，终于彻底平定。
其后，明王朝依徐有贞（即后来害死于谦的大奸臣）建议，在福建当地重新修订《黄册》《鱼鳞图册》，把流落福建的数十万流民尽数登记在册，给予“合法户口”。邓茂七之乱期间没收并发放农民耕种的土地，也一概承认其“土地产权”，此后，福建人口剧增，垦田数大增，成为国家财政收入里的“纳税大户”，这个中原士大夫眼中的“荒蛮之地”，开始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
二十年后的成化年间，担任福建布政使的杨越就说：“自邓贼之乱后，闽地（福建）田亩翻倍，赋税激增，盖国朝（明朝）之前所未有也。”至明朝中后期的万历时代，福建已是“资本主义萌芽”的集中地，泉州，福州等地更成为世界闻名的“国际贸易口岸”，万历时期曾任户部尚书的王国光也在其文集里承认：“福建之兴，盖正统之乱（邓茂七起义）后肇始。”
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明王朝派遣“明星阵容”全力围剿邓茂七的正统十四年（1449年），同年七月，明王朝又起兵五十万，由明英宗朱祈镇亲自统帅，开始了对蒙古瓦剌的“御驾亲征”，“两线作战”的结果却截然不同，就在陈懋彻底平定邓茂七陈山寨大营半年多后，瓦剌大军也向被围困在土木堡的五十万明军发动总攻，一举活捉明英宗朱祈镇，制造千古奇辱。之后瓦剌大军迫近北京，兵部尚书于谦统筹北京保卫战，本想调陈懋的浙军北返，但因福建战事牵制，最终只调回一部。
景泰元年秋，明朝遣右都御史杨善出使瓦剌，瓦剌嘲讽“土木堡之役，大明军何以不堪一击。”杨善答道：“六师劲旅全被征调南征（即征讨邓茂七），所以一战即溃”。可见“邓茂七之乱”对于明王朝的牵制不小。这场战乱造成正统朝最后三年“外有胡虏犯边，内有流贼作乱”的情景，似也为二百年后，以相同方式灭亡的明王朝，提前预演了剧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