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在朝鲜战场，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华东一团的军医和翻译，彼得是英国坦克部队一师三等兵，我们本来互为敌我，却因机缘巧合成了彼此难忘的朋友。
用王牌药救重病战俘
1951年5月，志愿军华东一团在平安北道昌城郡组建了一个战俘营，收容从前线押解下来的2000多名英国、美国和土耳其战俘。卫生所仅8名医务人员，我是唯一的正式医师，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开诊第一天，我就接诊了重病的彼得。他才19岁，患的是典型的大叶性肺炎，生命岌岌可危，救命药唯有青霉素。但全团所存的青霉素剂量仅10支，只够治疗一人，志愿军战士更加需要它，系急救备用的珍贵药剂。怎么办？最后，我决定：“救！”随后火速向所长请示，所长又请示团长，团长权衡再三，终于决定批准动用这一王牌药。这10支青霉素全部用上，彼得被救活了！
共度一年多难忘日子
有一天，团长向我下达命令：“你必须保证彼得活着！”原来，自彼得失踪后，英国政府即向彼得家属发出“阵亡通知书”。但英国《工人日报》发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收容的英国战俘名单中，却有彼得的名字。英政府以“造谣”为名，勒令英共《工人日报》停刊。团长说：“彼得的生死关系英国《工人日报》的命运，我们必须支持他们，揭穿谎言！”我提出：“为了他的安全，请让他在我的身边养病吧！”随后调查组为我们拍了张“合影”，这张照片迫使英政府撤除禁令。
彼得搬出诊所后，和我同吃同住。我们无话不谈，共度一年多难忘的日子。1952年11月，我被批准回国治病。彼得也于1953年9月被遣回国。
飞越9000公里再次聚首
我保留着7张已起皱的、刊载着我们两人合影的《工人日报》，每当空闲时就会思念远方的朋友。1984年，我受聘于泉州陶瓷工艺厂，每年都出席广交会当翻译。一有机会，就打听彼得的信息。有一次，碰到了热情的英国商人莫朗尼，他为我们的友情所感动，取走了有关资料，通过英国《人民报》的记者刊登了一则跨国的“寻人启事”。
彼得接到从伦敦婶婶处寄来的报纸，激动极了！为了与我相聚，他小汽车不买了，下狠心戒了烟，积攒路费。于是，在37年后，1988年中秋节，彼得终于从9000公里以外的伦敦飞到泉州，与我再次聚首！当时，彼得在泉州住了21天。2001年，受彼得邀请，我也远赴英国，与他们夫妇会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