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将领薛岳，因抗战期间指挥长沙会战“三战三捷”，在坊间不但享有“战神”之名，且被誉为“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譬如，曾有纪录片如此扼要描述其功勋：“1946年10月1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第一次将自由勋章授予一名中国人，一位著名的抗日战神，以表彰他在抗日战争中的攻击，这位获此殊荣的就是薛岳上将。他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抗日第一战将，歼灭日军最多，仅他指挥的四次长沙会战，就歼灭日军十余万人。”
但揆诸史料，上述褒赞争议极大。以前三次“获捷”之长沙会战为例——第一次会战，按薛岳之说法：“敌六路会犯长沙，预对国际宣传：‘九月杪占领长沙。’并取分进合击战法。但其一0六师团由奉新、靖安、上富、甘坊、找桥、铜鼓以趋浏阳，须通过一九二公里山岳地带，道路崎岖，运动、联系、补给均困，宜其为我各个击破，非独占领长沙之迷梦为我粉碎，反而取笑国际。”
但日方战史中，并不存在“第一次长沙会战”。因此次作战，日方意图并非占领长沙。其战略目标是“为了促进在华中树立中央(汪)政权的气势”，其战术目标是“在最短期间内，捕捉敌第9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只不过，“重庆方面判断我军进攻目标为长沙”，故而在长沙周边部署了相当兵力，“当发现我军反转后，又向国内外宣传其胜利称：‘日军到底不能攻占长沙，10月1日已行退却。’重庆军将此次作战称为第一次长沙作战，并歌颂其作战胜利。”
冈村宁次并在战后总结教训时强调：“(重庆军已)决心放弃长沙。但我军对之攻而不取，回师原防，敌则立即宣传业已反攻夺回长沙，且对其作战军、师颁发奖赏，竭力鼓舞其士气，由此看来，今后进攻作战，一旦攻陷要地，即须予以确保。”“如指示第106师团暂时延期反转，则我军可立即攻陷长沙，且易于保持”
二次会战：重庆高层承认吃亏极大，日方战史称国军遗尸5万余具
第二次长沙会战，重庆方面再次着力宣传日军攻占长沙失败，称作“大捷”。但军事高层洞悉内幕，并不认为此役获胜。如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写道：“一、湘北战之序幕，敌人扫荡大雪山时，战区所报我军如何转出反包围敌人等等，完全子虚，斯役我第四军吃亏极大。二、敌人打过汨罗江以后，我军已无有战斗力之军、师。三、所报俘获敌人不到十个，枪许有几支，余可想矣。”故大发感慨：“由谎报一点看我国军人无耻，可谓达于极点。”另据王世杰披露，“当时薛岳等之军报，谓我军始终未退出长沙，实属谎报。闻委员长对此甚愤怒。”
日方战史则称：此役发动之目的，是鉴于第9战区“自1939年秋迄未发动作战”，因此决定“给予一次沉重打击。但其目的并不在于夺取地盘和物资。”战役推进期间，日方还破获了“薛岳长官准备由东方侧击我军的会战指导方案”，并随后按该情报针对性调整布局，结果发现中方阵地“与特情报告的阵地线完全一致”。由此不难理解国军伤亡之惨重，按日方统计数据，此役国军遗弃尸体54000具，被俘4300人;日军战死1670人，战伤5184人，死伤战马2260匹。
9月27日下午，长沙失陷。当日，日军司令官阿南惟几在日记中写道：“此次作战在于粉碎第9战区的战斗力，打开通向重庆的道路，岂能以占领长沙、掠夺粮食等为目的？” 10月1日，日军决定反转，撤离长沙，其战史反思道：“这样秩序井然地占领和撤退，毫未留下任何被占领的痕迹。重庆方面却不断宣传‘长沙未被占领’，反而被敌利用进行反宣传，产生了啼笑皆非的结果。”
三次会战：薛岳称歼敌五万有余;日方战史称日军战死仅千余人
关于第三次长沙会战，第九战区的战报可谓相当辉煌。报告谓：“敌军官兵遗尸五万六千九百四十四具，马一千二百三十二匹。其敌已焚化之阵亡及重伤官兵则遍地皆是。其轻伤能随队行动逃回之官兵，则尚不在此数之内。生俘敌松野荣吉炮兵大尉以下官兵一百三十九员名，军马二百六十八匹。”
对薛岳该报告，重庆军令部作了修订。军令部在会战概要中谓：“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一周间，敌陆续抽调其……所属各部队，集中岳阳附近地区，其总兵力约五万余。……敌之伤亡损耗，据俘虏敌各部队官兵供词综合判断，敌军伤亡当在百分之六十五以上，损耗更无计矣。”据此，已可知薛岳所报“遗尸五万六千九百四十四具”，乃是浮夸之数。再观日方战史，其数据谓：此役，国军遗弃尸体28612具，被俘1065人;日军战死1591人，战伤4412人，死伤战马1766匹。
综上，薛岳于抗战期间所指挥之对日作战，固属其不可磨灭之历史功勋。然所谓的“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能否算恰如其分的褒赞，恐还有待商榷。下期《短史记》，即拟以第三次长沙会战为例，剖析该褒赞之真实性究竟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