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先煜，抗日名将佟麟阁将军的三女婿，生前系重庆市文史馆员、政协委员。1938年，他在国民党新八师服役，亲自勘察、指挥了炸黄河大铁桥、花园口决堤等影响抗日战争局势的惊天战事。以下是他在临终之前，首度开口，回忆这段峥嵘岁月的自述。
郑州告急，程潜命令蒋在珍炸毁黄河大铁桥以阻日军。蒋在珍命令我指挥工兵连实施炸桥任务
“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已到生死存亡关头。中国军队武器窳劣，以血肉之躯与强敌殊死抗击，在残酷的消耗战中挫敌凶焰，使日寇“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幻想破灭。覆国之际，蒋介石被迫与共产党合作，两党携手，共御强寇。
1938年2月12日，新八师(由黔军改编)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将军之命，由郑州火速开赴黄河大铁桥两岸布防，并奉命在强敌逼近北岸之际，毅然炸毁黄河大铁桥，使敌机械化部队不能长驱直入郑州。
13日，我随新八师师长蒋在珍将军乘火车由郑州出发，经广武县境，到达黄河南岸车站，在此设前敌指挥所。我当时24岁，任师部上尉作战参谋，负责防务部署，并协助参谋长处理作战事务。
晚饭后，蒋在珍命我前往黄河铁桥，向已先期赶到的工兵连了解炸毁大桥的准备情况。当时天色已晚，春寒料峭，阵阵冷风从河面上刮来，像刀子一样割脸。指挥所离黄河铁桥约3公里远近，我带了两个卫兵，以手电筒照路前行。沿途只见黑影憧憧，踽踽而行者皆是由北岸过来之逃亡百姓，或哭或泣，拖家带小，背包提箱，其情其景，惨不忍睹。
我到达桥上后，工兵连连长周玉睿即来见我，报称该连已经开来三日，各项准备业已完成，对于炸毁大铁桥，确有充分把握。周玉睿连长还告诉我，漳河以北之敌，连日沿平汉路南犯，我二十九军各部迎击于安阳、汤阴、汲县等地，战斗惨烈无比。每日此间有大批伤员过桥。据闻我军力不能支，已逐渐南移，敌人以大批坦克为前锋，正由汲县南下，很快将驶抵黄河北岸。
蒋在珍将军听罢我的报告，顿时紧锁眉头，满脸阴云叹息道：“以我穿草鞋持步枪之兵卒，迎战日寇之坦克装甲，岂能战而胜之？看来我万余贵州兄弟，指日之间，便要血溅黄河了。”
14日上午我们正吃早饭，敌机突然来袭，陡然间警报声响得惊心动魄。我和指挥所里的官兵们乱纷纷跑出车站，疏散到田野上。此处无任何防空隐蔽之物，我们或蹲或立或卧，皆举眼看天，目睹涂有血红太阳旗标志的敌机在空中如入无人之境，我们除了气愤却也无法可施。敌机群呼啸而过，并未投弹，观其飞行方向，估计是去轰炸郑州。敌机过后，我们刚松了一口气，回到指挥所不一会儿，便听远处声如巨雷。我冲出门一看，原来是敌机在归途中沿路投弹，顷刻间，指挥所北侧篮球场落三弹，铁路对面中国银行也被炸，烟火冲腾，泥石飞溅。百姓死伤无数，民居着火，男女老幼大呼小叫仓惶奔向田野。牛在狂奔，狗在乱蹿，鸡飞上房，猪撞墙倒。仅几十秒钟后，天地又归于宁静，仿佛刚刚结束了一场噩梦——但这毕竟不是梦，四处房子在熊熊燃烧，田野上到处响起了撕肝裂肺的哭喊。
这时我猛听见指挥所电话铃骤响，我飞步奔入，抓起一听，是驻郑州的军部来的电话，通告敌机十余架轰炸郑州市区，车站及大同路一带伤亡损失惨重。
午后一时许，我随蒋在珍师长乘手摇平板车赴黄河北岸视察阵地，随行的还有警卫营营长刘荫培、副官郑自襄和两名卫士。平板车到达铁路桥上，因八十二孔处上午被敌机炸坏，南撤列车已经受阻，工兵们正全力以赴抢修。官兵见师长来到第一线，纷纷呐喊请战，还有不少学生官兵咬破指头写血书，场面极为感人。稍顷，通知已可以行车，及抵北岸，蒋师长接见第一团团长傅衡中，并向该团官佐慷慨训话，勉励众官兵面对强敌宁为玉碎，不做瓦全，誓为中国军人争荣光，并表示自己将为全师表率，与敌血战到底，然后视察桥头堡阵地后方返回南岸指挥所。
15日午饭后，即接上峰通知，豫北情况紧急，二十九军将向山西转进，新乡已不能保，饬令工兵于当夜十一时开始装药，长官部并派工兵队长某前来指导技术事项，待命炸桥。
16日凌晨五时，蒋在珍师长接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命令：新八师掩护并指挥工兵连炸桥，固守黄河阵地。
当晚突接长官部电话，谓战局遽变，宋哲元部已沿道清铁路向西转进。程潜长官命令：拂晓时炸毁铁桥。
蒋在珍师长放下电话，把目光落到我脸上，一字一板地说：“熊参谋，炸桥的命令已经下达，指挥工兵连实施的任务就交给你了。你准备一下就去桥上吧。”
奉命后，我心潮澎湃，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到：“黄河大铁桥计长一百孔，每孔约四十公尺，为世界伟大工程之一。方今倭寇侵略，在‘焦土抗战’下，决定予以破坏，殊觉可惜！”又记：“伟大的黄河铁桥，功在人民与国家，今天为了战略关系，不得不忍痛破坏，我还来担负指挥监督工兵连执行爆破任务，这是谁也想不到的事啊！惋惜之余，惟祝愿抗战胜利，短期内能把新的黄河大铁桥重新建造起来。”
17日拂晓时分，一切准备就绪。我与蒋在珍师长、朱振民参谋长及指挥所军官齐集在南岸桥头上，等待由新乡南开的最后一趟列车通过铁桥，然后即行发出炸桥信号。
那日大风不停，仿佛山河呜咽，与中华民族同悲。凌晨五时过一点，最后一趟列车在熹微的天光下赶到了。那是由闷罐车、平板车、客车组成的一趟混列。车上装满了战斗到最后一刻的铁路员工和他们的家属，还有不少伤兵。清冷惨淡的灯光下，我们看见车上每一张脸膛上都涌满了肃穆、悲壮、凄凉的神情。
当雪亮车灯穿透迷朦夜空，当列车发出“哐啷哐啷”的巨响驶上铁桥之际，司机看到了如林般屹立在黄河之北、黄河之南、黄河之上的众多军人。他突然拉响了汽笛，而且毫不间断，那尖厉刺耳激人心扉的声音仿佛是悲怆的呼唤——那是一个饱受屈辱的民族发出的含血带泪的愤怒与不屈的呐喊！
五时一刻，蒋在珍师长向我下达了炸桥命令。我高举信号枪，连发白色信号弹三发。顿时，此起彼伏的爆炸声震天动地，黄河铁桥笼罩在滚滚烟团与频频闪烁的火光之中。
当爆炸声停息后，我和周玉睿立即上桥检查。岂料，因技术原因，多达百孔的大铁桥仅被炸坏三孔而已，其余的九十七孔，虽已是遍体鳞伤，只不过是被炸药崩掉了一层“皮肉”，一个个巨大的桥墩，依然挺立在滚滚江涛之中。此时天色鱼白，前方情况不明，黄河以北又无我军作战，且地势平坦，铁轨未及破坏，甚利敌机械化部队之行动。
蒋在珍师长焦虑万分，亲赴桥上，令我继续督促爆破，尽快将铁桥彻底炸毁。并命傅衡中率四个营的兵力火速重返北岸据守，若敌前锋逼近，须死战以争取炸桥时间，非有命令撤退者，一律就地枪决。
自17日凌晨至19日傍晚，整整三天三夜时间里，执行炸桥任务的官兵无一刻不在桥上，无一刻合眼。这三天时间里，我每日无数次来回穿梭奔走于铁桥上，督查作业进度。每一次爆破，只能给大桥造成局部的破坏，工兵装填一次炸药，引爆一次，如此反复进行，黄河上爆破声隆隆，不绝于耳。
19日中午吃午饭时，我突然听到南岸桥头处人声喧哗，不少战士纷纷向桥头跑去。我大步赶拢，原来是战士们在铁桥的右栏杆上部，发现了一块铁碑。战士中能识字的不多，许多人嚷嚷着：“请熊参谋念念，请熊参谋念念。”我仰头匆匆浏览了一遍，顿时有乱箭穿胸之感。我高声念道：“大清国铁路总公司建造京汉铁路，由比国公司助工，工成之日，朝廷派太子少保、前工部左侍郎盛宣怀，一品顶戴署理商部左丞唐绍仪行告成典礼。谨镌以志，时在清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六日。”我怆然涕下，痛呼道：“弟兄们，这是祖宗留下的记功碑啊！可今天，这座大铁桥却毁在了我们这些不屑子孙的手上！”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战士们扬起手臂，含泪怒吼。
就在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上，就在中华先人立下的彪炳丰功伟绩的铁碑前，我陡然感到我的心，我的双腿，仿佛被灌上了铅，变得那样的沉重……
至19日傍晚，我查知水面自三十九孔起，至八十二孔止，其间均已遭严重破坏，即便日寇夺去，也需三年五载方能修复。此时从南岸望去，有桥床爆倒者，桥墩爆塌者，桥床桥墩均爆落入水者。巍巍然钢铁长龙，此时恰似被肢解折断的骨架，或没于水中，或露于江面，凌乱不堪，一派狼藉。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上，展布开一幅凄凉悲壮的画面。这画面，深深地烙印在我们每一位中国军人的心中，永不能忘！
任务终于完成了，然而，我们却丝毫没有通常完成战斗任务后的那种满足与欢欣。其复杂沉痛的心情无以言表！如此浩大的工程，先人当耗去多少人力物力财力方得以建成？然数日之间，我们便将它彻底炸毁了！
蒋师长交给我一个特殊的任务，令我拟《爆破黄河铁桥记》，以为纪念。
我神魂颠倒如痴如果鼓捣三日，呕心沥血，字斟句酌，终至成篇。结尾一段，可谓荡气回肠：“……直至二十日晨，经晏勋甫参谋长视察后，始告停止爆破，计自三十九至八十二孔，均遭严重破坏。于是号称世界伟大工程之黄河大铁桥，徒留得残痕几许？念缔造之艰难，知修复之不易。爰摄斯影，以志不忘，且益坚我中华民族抗战到底之决心。”
“决黄河之水阻隔强敌”早有议案。蒋在珍命令由我主持决堤工程，扒花园口全系人工挖掘，未用一两炸药。
1938年2月，新八师炸毁黄河大铁桥后，奉命守卫西起汜水东至花园口的黄河防线。不久又改为西起黄河大铁桥至马渡口一线防务。师部驻京水镇。
此时，日寇已抵黄河北岸，因铁桥已毁，无法过河，只能与我军隔江对峙。
5月23日，土肥原偷渡黄河成功，即以精锐的快速部队沿陇海路两侧西进。6月6日敌陷开封，7日，敌步骑兵千余附坦克十余辆到达中牟与我警戒部队接触，郑州危在旦夕。
在此紧急情况下，第一战区长官部急向蒋委员长建议利用黄河伏汛期间决堤，造成平汉路以东地区的泛滥，用滔滔洪水阻止敌人西进，以保郑州不失。此建议立即得到蒋委员长的批准。
6月6日拂晓时分，住在京水镇师部的蒋在珍师长突然被电话铃声惊醒。蒋师长抓起话筒一听，原来是集团军总司令商震直接与他通话，告诉他陇海路南之敌已突破通、许一带我军防线，逼近开封，而赵口决堤尚未完成，命令新八师加派步兵一团，前往协助。
蒋在珍不敢懈怠，赶紧起床，叫我随他一同驱车赶往赵口视察。
赵口一段，地势较低，选中此处决堤至当。惟计划此事时，对黄河水势估计过大，对堤质估计过松，故而决定在大堤相隔四十公尺处挖开两道口子，以为河水同时放出后，利用河水的巨大压力，能将两处决口之间四十公尺长的河堤冲走。孰料决口掘成，中间大堤久冲不垮，兼之决口过于狭小，流量有限，士兵虽奋力加宽，然军情紧迫，已时不可待。
我向蒋在珍师长谈了我的看法后，蒋大为赞同，立即叫我随他前往郑州，面谒商总司令，由蒋呈报，我在一旁作详细补充。商总司令的意思是增加官兵，加快速度。我则认为决口过于狭小，人去得再多，也无用武之地，最好另择恰当地点开掘。对我的建议，商总司令当时并未表态。
我与蒋师长立即又返回赵口，正与决堤部队长官计议之中，忽接商总司令电话，转达统帅部指示，命令新八师于本部防区内另选地段决堤。
我们马上登车驶返京水镇。途中，蒋在珍问我：“我师防区内的沿河地段，你都熟悉，你看究竟在哪里决堤最好？”
我想了想，谨慎答道：“以地形而论，马渡口、花园口均可。不过，马渡口与赵口相距不远，敌人已迫近这一地区，恐堤未决成，敌人已至。为获时间宽裕，我看最好还是选定花园口一段为宜。”
蒋师长当即拍板：“时间紧迫，任务重大，事不宜迟，那就定在花园口吧。”
蒋在珍命令由我主持决堤工程。
受命于危难之际，我既感兴奋，又觉沉重。我当然清楚那黄河之水扑向千里平川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滔滔洪水吞没的，不仅仅是骄焰万丈的日寇，被日寇夺占的铁路、公路，同时，也有千千万万中国同胞的土地、家园、祖坟，也会无情地吞噬掉他们的生命啊！
但是，我同时也清楚，作为一个军人，我无法选择，只有服从。
虽然掘堤系重大军事机密，但中国当局并未对老百姓的生命忽略不管，乃决定，由当地师管区和政府机构组织老百姓疏散，青壮年则留下来协助军队掘堤。
领命后，我即着手准备，于夜里十二时，即率工兵营营长黄映清、马应援，黄河水利委员会专司河堤修防的张国宏段长，乘坐一辆美式敞篷中吉普匆匆赶到花园口，勘察确定决口位置。
经过实地勘察，我选定在关帝庙以西约三百米处决堤。我看中这里是因为此处为黄河的弯曲部，河水汹汹而来，至脚下突然受阻，压力较之直线处为大，容易冲垮河堤。而且从地图上看，待河水从花园口一带涌出，漫过已被日寇占领的开封、中牟、尉氏、通许、扶沟、西华等县境后，便可注入贾鲁河，向东南而行，流入淮河。贾鲁河道，可成为一道天然屏障，阻止河水无边漫延，当可减少人民必然所受之损失。
当我说出我的意见后，用树枝指着铺在地上的地图，询问随同各员有何意见，如没有不同意见就这么定下了。这时，众人神色庄严，泪光朦胧皆不能言。
我问张国宏：“张段长，你是我们请的专家，你要表态，定在这里，行，还是不行？”
张国宏目光呆涩，像个热昏病人似的连连嚷道：“要死多少人……要死多少人呐！”
我提高声调说道：“死人是肯定的，在这里决堤，死的人会大大减少。你必须表态，行，还是不行？”
张国宏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认真地看着地图，表态同意我的选择。
工兵营营长黄映清不待我问他，已经“咚”地一声跪在了地上，举眼向天，热泪长淌。
我们全都随他跪了下去，四个人跪成整齐的一排，面对着波涛汹涌的黄河，放声大哭。午后二时许，我找了辆自行车骑上前往花园口。刚上河堤，几位平时与我称兄道弟惯了的军官便大声叫我。第二团团长王松梅手里拿着张军用地图对我嚷道：“兄弟，你干了桩了不得的大事！我刚才认真察看了地图，你选这决口位置要是稍微向西偏一点点，不把贾鲁河利用起来挡水，那郑州还有平汉线上多少城镇，恐怕全成汪洋。兄弟主持决堤，虽使千万百姓葬身鱼腹，可功在国家，功在民族，将来一定讨个好夫人，多生贵子！”
我对王松梅这话永不能忘。
当晚，闻郑州爆炸声甚烈，一刻未停，响至天明。那是已经作好撤退准备的我军在主动破坏郑州车站及城内可能会被敌人利用的设施，即便日寇夺去郑州，留给他们的，也只是一座空城。
我们两千余决堤官兵耳闻隆隆不绝的爆炸声，心急如焚，乃日以继夜，猛掘不止。
6月8日，担任掩护的傅衡中团在花园口以东十五华里处与日寇骑兵接火，将前来侦察袭扰之敌骑击退。京水镇上，也抓住了几个日寇便衣，一时人心惶惶。移住河堤上监工的蒋在珍下令将师部由京水镇移往东赵集。
为加快掘堤速度，张国宏段长不仅亲自前去招募组织大量附近百姓协助，并现场指示掘堤方法。河堤上军民混杂，人山人海。
武汉统帅部每隔一小时便来电话催问决堤进度，希望能早一刻放水。可见黄河决堤，已对抗战大局影响甚巨。
长官部也派战地服务队男女同志前来慰问鼓励。他们带来白面猪肉，还在河堤上唱歌跳舞演节目，为决堤官兵打气鼓劲。
午后，日机两架，从北飞临花园口上空侦察，并投弹数枚，落于决口附近西南面村庄，炸死炸伤居民十余人。但决堤并未因此而停止片刻。
花园口河堤系小石子与黏土结成，非常坚硬，挖掘相当吃力。而且，河堤完全靠人工挖掘，未用一两炸药。经新八师官兵与前来协助的民工苦战两昼夜后，终于6月9日上午八时开始放水。
洪水涌进了决口，恰似两条黄色的巨龙在跃动奔突。我们目睹着洪水疾速地向着附近早已疏散一空的村庄扑去……也就在那一刻，两千多名已经极度疲乏的军人与众多的民工似乎才感受到了精神上的沉重压力。阴云密布的苍穹下，我们肃然无语。同样的心情，我们也曾有过，那是四个月前炸毁黄河大铁桥之际。
我在6月9日的日记中无比悲痛地写到：“当放水瞬间，情绪紧张，悲壮凄惨。起始流速甚小，至午后一时许，水势骤猛，似万马奔腾。决口亦因水势之急而迅速溃大，远望一片汪洋。京水镇以西以北转眼间皆成泽国。预料不数日将波及若干县境也，心甚痛焉。”
6月10日，幸得天公相助，一早阴云翻滚，天光暗淡，至十时突然暴雨倾盆，竟日不停。这场大雨实有利于决口之加大，洪水最终冲垮两道决口间五十公尺长河道。至此，黄河改道，满河大水由此扑向千里平川……
花园口决堤的军事目的是放出黄河水造成地障，以阻止和迟滞敌寇的进攻，为我军机动争取时间
我作为花园口决堤的具体指挥者，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再来回顾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不免感慨万千。对于被洪水吞没的数十万同胞的灵魂，我的心永远也得不到安宁。
今人撰文以为，花园口决堤的目的是淹没敌军，“以水代兵”消灭其有生力量，这是不准确的。统帅部直接的军事目的是放出黄河水造成地障，以阻止和迟滞敌寇的进攻，为我军机动争取时间。当然，洪水涌出后给敌人造成的损失，也是重大的。
那么，这一军事目的是否达到了呢？
黄河水给日军造成的创伤，可以从日本官方的文件中得以佐证。而据我方目击者说：“洪水到处，日军惊恐万状，东奔西突，人马践踏，车、马、人员淹没不计其数。”
当然，洪水也给我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依照1955年《治黄展览》公布的数字：淹没面积为5400平方公里，1250万人流离失所，89万人死于洪水之中。
毫无疑问，这是中华民族所承受的极其惨重的牺牲。也正由于这一惨重的牺牲，才改变了严重不利于我国的战争态势，粉碎了气焰嚣张的日寇夺取郑州后(当时统帅部已决定放弃郑州)迅速南取武汉，西袭潼关的企图。
如果没有黄泛区阻隔，郑州沦陷后，敌人必然直逼武汉，而由豫至鄂，不仅有铁路运输，而且地势平坦，极利敌之机械化部队纵横驰骋。我军能据险堵截的，仅一武胜关而已，一旦遭突破，战局不堪设想。
单纯从军事角度讲，花园口决堤乃是我国处于经济、军事、科学、工业全面落后的情况下面对强敌不得不采取的“断臂图存”之举，事关国家危亡，华胄存续，作出局部之重大牺牲而换取民族之惨胜，后人是应该理解的。
仅举当时一则国际电讯，便可明了。
巴黎六月十七日哈瓦斯社电：急进社会党机关报《共和国》顷评论中国黄河决口事云：前当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入侵荷兰时，荷兰曾以决堤为自卫计，其国人虽患水灾于一时，然其领土终得以保全。厥后1812年冬季，拿破伦一世攻俄时，俄国亦以坚壁清野之法阻止法军前进，并将莫斯科城付之一炬，卒至拿破伦一世所率大军，为之败溃。似此，某一民族受外人攻击而有灭亡或沦为奴隶之虞时，辄利用洪水与冬季凛冽气候以御敌，其事又安足怪异？时至此际，中国业已决定放出两条大龙，即黄河与长江，以制日军于死命。纵使以中国人十人性命换取日人一人性命，亦未始非计。此盖中国抗战决心所由表现也。
读此豪言壮语，怎不令我这白发苍苍的历史亲历人，泪洒江河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