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北洋海军的停止购舰和慈禧太后重修颐和园等工程联系起来，据说最早滥觞于梁启超等维新人士。我们知道，慈禧太后和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势同水火，这不是什么秘密。如果上述说法确切的话，那么，断然不能排除梁启超等人是在故意夸大事实，欲借此将慈禧彻底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以报当年菜市口杀害六君子的旧仇。所以，严格说来，梁启超氏的这些言论只能当做一个参考意见，根本不能当成历史的定论。 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向来缺乏深刻的反思精神。因此，在一些需要反思的关口，往往浮皮潦草，匆匆搪塞而过。最常见的办法是匆忙之间抓一只“替罪羊”，将一切责任推卸给这个人，余下的关联方便可以得过且过，继续敷衍下去。譬如，中国学界的主流意见到现在为止，仍然将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失败的主要责任归咎于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三海工程”和修缮颐和园。其背后的逻辑链条很直白：假若慈禧太后不动用海军的军费，北洋海军就不至于在1888年成军后停止购舰。不停止购舰，北洋海军的势力就不至于被后起的日本轻易赶上，1894年9月17日的大东沟海战就不会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结果。而只要北洋海军不败，日本就得不到完全的制海权，甲午战争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结果……
应当说，类似上面这样地“反思”北洋海军之败，倒也恩怨分明，简单明了。只不过，历史的真实情况绝非这样“漫画化”。
诚然，北洋海军自1888年成军之后，的确停止了购买军舰的计划。在此前后，“三海工程”和重修颐和园工程的确花费了不少的银子，而且在修建园子的过程当中也确实动用过海军衙门的款项。但是，修建园子动用海军衙门的款项和北洋海军停止购买军舰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关联度？是不是这些被挪用的款项直接导致了停止购舰的结果？显然，需要有翔实的史料来做出周密而科学的论证。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截至目前的一些结论总显得浮光掠影，经不起严格的推敲。
实际上，就慈禧到底挪用了多少海军军费修建园子这个问题，目前能够看到的研究成果数字悬殊。其中，最少的认为只有数百万两白银，最多的认为有8000万两白银，而学界普遍采用的则是2000万两白银和3000万两白银说。仅就这些数字之间的巨大差异，就能看出来这些数字基本上属于没有过硬证据的猜测而已，与基本的历史事实可能存在着较大的出入。
首先，将北洋海军的停止购舰和慈禧太后重修颐和园等工程联系起来，据说最早滥觞于梁启超等维新人士。我们知道，慈禧太后和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势同水火，这不是什么秘密。如果上述说法确切的话，那么，断然不能排除梁启超等人是在故意夸大事实，欲借此将慈禧彻底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以报当年菜市口杀害六君子的旧仇。所以，严格说来，梁启超氏的这些言论只能当做一个参考意见，根本不能当成历史的定论。
实际上，稍具历史常识就会知道当时的海军衙门不可能拿出2000万两白银以上的经费去赞助“三海工程”和颐和园工程。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明白重修颐和园等工程到底花了多少钱，其中又有多少是动用了海军衙门的经费？
根据中国海军史专家姜鸣和王家俭的研究成果：整个“三海工程”(包括大学、岁修及庆典)一共花费了约600万两白银。其中，从1885年到1895年这10年中，“三海工程”从海军衙门经费中共挪借了437万两白银。而且，姜鸣在《龙旗飘扬的舰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12月第1版)一书中特别指出：“三海工程”并没有无偿占用海军衙门经费，所借款项后来都指定专款予以归还。
其后的修缮颐和园工程也大抵是如此。据统计，整个颐和园工程耗费的资金约在1000万两左右。根据姜鸣先生的查档计算，1888年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海军衙门经费有案可查的用于颐和园工程的总额，往大里说也断然不会超过750万两。而台湾的王家俭先生则在《李鸿章与北洋海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版)一书中考证：整个“三海工程”和颐和园工程，海军衙门有案可查的拨款数额为2322700两白银。
如此，又何来挪用2000万两、3000万两乃至8000万两白银之说？
我们姑且采用姜鸣先生的750万两白银的说法。750万两白银是个什么概念？我们可以参照1880年代初期北洋海军的两艘德国造的定远级的铁甲舰的价格来对照一下。当年，建造并将两艘战舰驾驶回国的费用一共有340万两白银。如果把将物价上涨等因素算进去，这些钱到甲午战争前大约可购买三艘定远级的铁甲舰。如果真是这样，北洋海军多了这三艘铁甲舰，是不是就一定有把握打赢日本的联合舰队呢？相信只要不是“唯武器论者”，恐怕谁也不敢站出来打包票吧？
我们知道，决定战争胜败的因素有很多，有时甚至就是纯然的运气等偶然性因素。以此论之，则北洋海军即使多几艘军舰，多几挺快炮，以当时舰队内部的腐败程度和派系林立、华洋杂处的复杂局面而论，完全不敢断言它就一定能称雄海疆，将日本联合舰队赶至日本国内的几个岛屿之间。
在这方面，可以对比的参照物是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和日本联合舰队开战的俄国舰队。如果按照当时的海军实力，俄国显然要比日本强大多了。但是双方在对马海峡的大决战中，俄罗斯舰队却被相对弱小的日本联合舰队打得屁滚尿流。在这场著名的大海战中，日本的联合舰队以损失战舰9艘，死亡117人的微弱代价，取得了击伤、击毁俄国战舰31艘，毙敌5000人，俘虏6000人的骄人战绩，创造了世界海战史上的一个奇迹。
日俄对马海峡之战的案例加上甲午战争中战胜北洋海军的案例充分说明：日本海军一向擅长和比自己强大的对手作战，他们的胜利并不完全依仗着武备的先进和强大。
其实，即使我们暂时认可“唯武器论”者的逻辑，承认如果北洋海军在成军后持续扩充军舰，就一定能够战胜日本海军的话，我们也不能将导致北洋海军停止更新武备的责任一股脑地推到三海工程和颐和园工程的身上。很显然，这是根本不同的两个问题。
如果单论北洋海军停止更新武备的原因，则完全可以肯定地说，区区被挪借和挪用的数百万两银子绝对不是其中最主要的和最关键的原因。事实上，北洋海军之所以停止更新军备，并不是因为缺少资金，而是清廷上下包括北洋海军的缔造者李鸿章的战略思想存在着要命的“短板”。
大家都知道，北洋海军的成立源于清朝的自强欲望，是朝廷中的开明官员对西方世界进入中国的一个被动性的回应。因为是被动性的回应，而且碍于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所以，即使具有世界眼光的李鸿章，也不可能有后来的世界海战专家马汉那样的“海权论”之类的超前思想。这样的一只舰队虽然起点很高，但它也只能是一支立足于近海防御的“黄水海军”，而不会是志在外洋的“蓝水海军”。所以当醇亲王奕譞和李鸿章在视察了北洋海军成军时的大操之后，都觉得海军的近海防御使命已经完成，继续扩军的压力已经不再那么紧迫了。于是，我们看到，恰恰是李鸿章自己主动向朝廷提出了暂时停止购买舰船的要求。李鸿章做出这样的决定，可能的确有修建“三海工程”和颐和园工程需要挪借海军军费的考量，但这显然不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当时在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任上的李鸿章并不是一个穷光蛋，他手里还是有些经费的。根据同样担任过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陈夔龙回忆，李鸿章卸任后，曾经将1000万两白银留给了王文韶等后任，这笔钱后来一直传到了袁世凯的手中。李鸿章的总督府有这样不菲的一笔“小金库”，而且他根本不想据为己有，据此推断，假如李鸿章认为有必要的话，他一定是会动用这笔钱在战前武装北洋海军。这笔钱直到李鸿章卸任时还没有动过，恰恰反证了北洋海军其实是“不差钱”的。
另外，北洋海军在建军后出现了发展速度明显迟缓的现象，不能不说与清政府内部各个派别之间的斗争和倾轧大有关系。
当时，朝廷里主管财政的是李鸿章的政敌翁同龢，而翁本人又是清流党的领袖之一。对于李鸿章创办北洋海军的举动，清流党的攻击一向不遗余力，有的人甚至造谣说“北洋海军非国家之海军，乃李鸿章一人之海军也”。
在这种形势下，作为主管财政开支的翁同龢便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利用自己的权力打压李鸿章和北洋海军。1891年6月，翁同龢以户部之名义上书皇帝，要求“暂停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两年”。这曾经令李鸿章等开明派大为恼火，他在写给当时的云贵总督王文韶的信中大发牢骚说：“枢密方议增兵，三司已云节饷，军国大事岂真如此各行其是而不相谋也？”(姜鸣《天公不语对枯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1月第1版)
真正奇怪的是这个翁同龢。他一方面在费用开支上多方为难李鸿章的北洋海军，一方面却力主让北洋海军和日本一战！有人提醒他说：北洋海军和日本海军的军力对此已非昔日模样，中国不宜轻易开战。翁同龢却说：“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见姜鸣先生上书)
事实上，翁同龢未必不知道北洋海军的虚实，他之所以一味主战，其实是在经过了精心权衡之后所做出的一个极其精明的决定。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站在翁同龢的角度考虑问题，不难发现“主战”对他最为有利。一方面，如果大清国真的打败了日本，那再好也不过了，国家扬眉吐气不说，他本人也会因为一向主战而赢得“政治正确”的巨大声誉，搞不好甚至还会是首功一件呢！而如果不幸战败了呢？则正可以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彻底削弱北洋海陆两军的实力，对李鸿章来个釜底抽薪，让他成为“光杆司令”。对此，他并不隐瞒，曾经对人说过这样一句令人寒心的话——“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这真是赤裸裸的夫子自道！在他翁同龢的小算盘里，私怨才是第一位的，国事算老几啊！
必须指出的是，清廷上层给李鸿章和北洋海军“下绊子”的人绝对不止翁同龢一人。关于当时朝廷内部的斗争伤及北洋海军的情况，李鸿章的幕僚、后来担任过大清国封疆大吏的周馥曾经有过很详细的分析——
部臣惜费，局外造谣，余益知时事难为矣。一日余密告相国(李鸿章)曰：“北洋用海军费已千余万，军实不能再添。照外国海军例，不成一队也。倘一旦有事，安能与之敌？朝官皆书生出身，少见多怪，若请扩充海军，必谓劳费无功。迨至势穷力绌，必归过北洋，彼时有口难诉。不如趁此闲时，痛陈海军宜扩充，经费不可省，时事不可料，各国交谊不可恃，请饬部枢统筹速办，言之而行，此乃国家大计幸事也。万一不行，我亦可站地步。否则，人反谓我误国事矣。”相国曰：“此大政，须朝廷决行，我力止此。今奏上，必交部议，仍不能行，奈何？”
后中日事起，我军屡败，兵舰尽毁，人皆谓北洋所误。逾数年，太后问及前败军之故，余将户部刁难、言者掣肘各事和盘托出，并将前密告李相国之言亦奏及。且谓李鸿章明知北洋一隅，不敌日本一国之力，且一切皆未预备，何能出师？第彼时非北洋所能主持。李鸿章若言不能战，则众唾交集矣。任事之难若此。太后、皇上长叹曰：“不料某(按，指翁同龢)在户部竟如此！”(转引自姜鸣《天公不语对枯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1月第1版)
试问：朝中有此等大佬坐镇，北洋海军的实力纵使再强大一些，又能有什么大的作为呢？
所以，评价历史人物宜客观公正，反思历史尤其不能浮光掠影。百年之后的今天，或许可以这样说，慈禧作为清廷的最终决策者，甲午战败固然罪责难逃，但若说北洋海军数年不更新军备是由于“三海工程”和颐和园工程挪用了大量的海军军费，并且是这个原因直接导致了北洋海军的折戟沉沙的话，就未免有些过于肤浅和武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