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军老兵吴江平记得，7月28日这天，刚拂晓，30架日军飞机盘旋于南苑上空，弹坑累累，土柱冲天，硝烟弥漫。这是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的总攻。再次提起卢沟桥和南苑空袭，吴江平睁大深陷的双眼，情绪激动：“当年突围的时候，他们都死了，就倒在我旁边”。
大刀队
1937年7月7日下午，永定河卢沟桥边的一阵神秘枪声，揭开了一颗侵略的野心。
从这天起，一个民族做出了最后关头的选择：抗争，乃至牺牲。
一寸山河一寸血，驻守北平的29军，挥舞大刀重夺铁路桥，在卢沟桥区域与敌决战，下定“愿以此桥为坟墓”的决心。同时，全国各界声援不断，对前线给予了各种支持。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荣维木看来，尽管卢沟桥事变后，29军弃守卢沟桥，撤离宛平城，但这一城一地的得失并不是衡量战役成败的标志。8年抗战的特点就是敌强我弱，节节后退，以空间换时间，做持久抗战的准备。
这场战争最可贵之处，是真正触动了国民党下定抗日的决心，国共双方达成共识，全民抗日热潮形成，局面从此大不一样。此后国共合作、战区划分、八路军改编等都一气呵成，民族凝聚力形成。
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国成为东方首个站起来抗击法西斯国家侵略而进行战斗的战场，阻止了日军的北进，牵制了其南进。
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是独自抗战了4年，对整个反法西斯斗争来说都有一定的贡献，也得到了盟国的肯定。
世界从来没有离深渊如此之近。
70年前，噩梦醒来，胜利来临。历史终于可以平静地书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正义战胜邪恶的战争。
整个世界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不过是为了维护最简单的人类底座基石。
人类大厦不倾，人们才能免于恐惧。
触摸历史肌肤上的烙印，我们在70年后回望这场反法西斯的胜利。
我们重访国内外27个战场，在真实的空间里去勾勒、还原当年那些著名战役。我们也会跨过时间的距离，把历史和现实熔为一炉。你看到的，将是一个个带有别样视角的报道。
我们会寻找决定重大战役胜负将领的后人，在他们身上，你将看到血脉如何传承。他们携带着父辈甚至祖父辈的基因，过属于自己的人生，光荣与梦想在一个家族里延续。
我们会寻找一些特殊角色。波澜壮阔的战争中，他们只是一个个无名英雄，但由于职业的特殊性，往往在某个契机下成为战争的拐点。我们将记录平凡人生命里浓墨重彩的时刻。
正义的和平，人性的光辉，将贯穿整个专题，这是我们对二战的诠释。
雨是从7月初开始下起的。金振中的记忆里，这一场连绵阴雨，未曾间断。
7月6日下午14时，他独自换上便服，扛着大锹，踏过泥泞之地，至卢沟桥车站。
这是1937年的北平，日军在卢沟桥附近频繁演习，与我29军冲突不断。
彼时29军共有4个师驻守。负责守卫卢沟桥的是219团3营，营长金振中。
金振中回忆当时情景：远远看过去，前边七八百公尺的地方，日军的队伍正不顾雨淋和泥泞演习，目标正是宛平城和卢沟桥。
战争一触即发。
第二天，北平已是不堪忍受的酷热，寒暑表上的水银柱从大清早就直线上升。
时任日本驻华大使馆驻北平的陆军助理武官今井武夫的记忆里，7月7日晚，卢沟桥附近第一阵来源不明的枪响过后，8日4时23分，日军得到可以向29军开枪的命令。
8年抗战，从卢沟桥掀起了序幕。
守卫者的大刀
像剥开一枚洋葱一样，原启长反复撕下一层裹着一层的旧报纸，他收藏的那把刀露出了容貌。
刀柄缠绕结实的布条，刀身已锈迹斑斑，引人注目的是中间两个小环，其中一个和刀身之间有些间隙。
66岁的原启长“嗖”地站起身，舞起大刀。“这处豁口，搏斗中可能正好卡住日军的长刀。”他说。
老照片里，大刀刀柄下面的圆环是要系上红绸的，耍起来红绸飞舞，煞是醒目。
78年前，驻守卢沟桥的29军，也是用这样的大刀，担起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之责。原启长的父亲原逢汪，时任29军军训团的武师，教授士兵们形意拳。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据东三省，继而驻军丰台。彼时，蒋介石在日记中对日军一改称呼，变为“倭寇”，并在每天首行写下两个字——雪耻。
日军之嚣张让中国群情激奋，29军尤甚。1936年冬，为做好背水一战的准备，29军招募各地青年，甚至有东南亚的华侨，一同集训于南苑，军训团就此诞生。
军训团的驻地，就部署在南苑兵营里。训练之严格，很多军人都记忆犹新，他们在回忆录中都曾提及，学员饭前必唱《吃饭歌》，歌词是：这些饮食，人民供给；我们应该，为民努力。日本军阀，国民之敌；为国为民，吾辈天职。
有研究者认为，当时的29军是由冯玉祥西北军整编而来，尽管有抗日之心，却“生长于夹缝”，并不受蒋介石器重，其装备与蒋氏中央军也不可相比。
这一点得到北京市档案馆原研究室主任刘苏的印证。在他的描述中，29军的士兵多来自山东、河北、河南，身材高大、体格健壮、能吃苦。
新兵和军训团成员，一入伍就要练习刺刀和劈大刀，来弥补缺乏精良武器的劣势。
如今，原启长在他牡丹园附近的小屋内回忆往事，提及29军与父亲，他总带着敬意。
依稀记得父亲说，他有一辆部队配置的自行车，每天都从军队骑回家。
7月7日，残酷的战争开始，自行车就停在老房子的门道里。每次打那经过，原启长会觉得时间就定格在那天。
卢沟桥上第一枪
7月7日晚上，“完全无风，天空晴朗没有月亮，星空下面，仅仅可以看到远处若隐若现的宛平城墙和旁边移动着的士兵的身影……”
清水节郎曾清晰记录这个特殊的夜晚，他是当时驻丰台日军第一联队三大队第八中队队长。
战前的安静只维持了几个小时。驻守宛平城的国军第29军219团3营营长金振中曾回忆，晚上十时许，忽然听到日军演习营响起了一阵枪声。
这与清水节郎的描述一致：“晚上十点半左右……突然间，从后方射来几发步枪子弹，凭直觉知道……的确是实弹……我命令身旁的号兵，赶紧吹集合号。”
七月七日的这一阵枪响，成为此后中日双方研究者屡次争论的地方。
“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一枪的问题并没有那么重要。”荣维木认为，这位社科院近代研究所研究员说，“你要看，这是在谁的疆域。”
在荣维木看来，这场战争是必然的：“从《辛丑条约》到九一八事变，再到七七事变，日本的对华扩张政策从没改变。战争一开始就已注定。”
这阵枪声过后，日军行进到宛平城门下，要求入城。理由是寻找刚点名时不见的一位日本士兵，遭到29军拒绝。
双方僵持到7月8日凌晨两三点钟。这个过程中，时任29军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不断地接到219团团长吉星文的电话：“日军态度变强硬了，说不开门入城，就开打！”
秦德纯的回应是：“保卫国土是军人的职责，打就打！”
彼时29军士气旺盛，吉星文曾回忆，战士们含垢忍辱已非一天，这口郁积在胸中的气无缘发泄。听说要打日本，个个都纵身跳起来。
后来，远在庐山的蒋介石，听到日本军队与29军开战之时，在日记里写下：“7月7日，倭寇在卢沟桥挑衅……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与桥共存亡
“那天晚上炮一响，我父亲就感觉要出事。”78年后，29军110旅旅长何基沣之子何瑗，还记得父亲的讲述。
他说的那天，是指1937年7月8日凌晨4点30分，日军开始炮击宛平城，卢沟铁路桥失守。
当时何基沣和谢世全的部队都驻守在西苑，8号早晨，何基沣来到宛平城下，在门口喊：“谢别子(谢世全外号)，集合。”
何基沣让谢世全带着他的220团到卢沟桥增援吉星文，二人就在卢沟桥坚守了20来天。
也是这天晚上，何基沣从这两个团选了200人，何瑗回忆，父亲给金振中下了死命令：“你金振中今天要是不把铁路桥拿下，提头来见我。”就这样，铁路桥重新被夺回。
在刘苏看来，这场战役几乎人人都“抱定一切牺牲之决心”。
穿梭在北京档案馆的书架间，刘苏随手从架上拿起《北京档案史料》。书壳颤颤巍巍，几乎要脱落下来。
为了研究卢沟桥的史实，这本书一直被人们翻阅，成了档案馆里最破的一本。
史料2005年的第二辑里，清晰记载着一首卢沟桥歌，第一句是：“卢沟桥！卢沟桥！男儿坟墓在此桥！”
这与当时前线总指挥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的命令吻合：“不怕牺牲，卢沟桥就是尔等之坟墓，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
战斗情绪迅速蔓延到北平各界。7月8日，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派遣4名代表前往卢沟桥声援29军。那是清晨6点40分，学生们记得，宛平城下，机枪大炮声不绝于耳。
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国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徐向前也联名致电蒋介石：“悲愤莫名……敬恳严令29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规复失地。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与敌周旋。”
29军将士死守阵地，驻守卢沟桥北面的一个连，仅余4人生还，余者全部以身殉国。
卢沟桥真成了坟墓。
多年之后，当年的29军将官愿与士兵们生死同地，110旅旅长何基沣、219团3营营长金振中，都把骨灰撒在这里。
何瑗记得，父亲何基沣的老部下来参加追悼会。他们回忆，当时站在宛平城墙上，那么远，都听得到铁路桥上大刀砍杀发出的“咔咔”声。
南苑空袭
那场战役，在中日双方的打打停停中推进，直至发生七七事变中最惨烈的一战：南苑空袭。
29军老兵吴江平记得，7月28日这天，刚拂晓，30架日军飞机盘旋于南苑上空，弹坑累累，土柱冲天，硝烟弥漫。这是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的总攻。
再次提起卢沟桥和南苑空袭，吴江平睁大深陷的双眼，情绪激动：“当年突围的时候，他们都死了，就倒在我旁边”。
吴江平口中的他们，是指南苑的8000守军，其中包括1500名学生兵。
军训团的学生兵们原本并不计算在参加战役之列，七七事变后，各队开始发枪，北平城附近的磨刀师傅们给学生兵的大刀全都开了刃，整个营房磨刀霍霍。
南苑的38师教导队学生兵傅锡庆记得，学员们停止了一切课程，白天修筑堡垒、挖掩体、交通壕，夜间怀抱大枪和衣而眠。
大刀无法抵挡空中的炸弹，南苑的中国军队和学生兵成为攻袭的目标，死伤人数至今不详。
年长些的南苑村民，2005年时曾向刘苏讲述就地掩埋南苑学生军的经过：上百具遗体，连花名册也没有，就地摞起来，战争情势紧张，没办法深埋，就这样推进了路旁的沟里，再覆上一层黄土，就算安息了。
29军阵亡官兵掩埋地之一，就是时村和石榴庄一带。
2015年春天的时村和石榴庄地铁站，和任何一个城乡接合部一样，沙尘灰蒙，小贩环绕，行人神色匆匆。
在摩的司机扯着嗓子的招呼声里，刘苏的声音很低：“这些人想不到，其实历史离我们这么近。”
除了他，周围恐怕没人知道，脚底的一块狭长三角地，就是29军副军长佟麟阁牺牲地。
老兵的军礼
2005年，刘苏走访时村，寻找佟麟阁牺牲遗迹。
1924年出生的村民乔德林回忆，1937年7月28日，日本兵占据了时村，在村民房顶上布设火力点，向南边青纱帐里的29军扫射。
乔德林家的房顶上，就驾着两挺日军机关枪，战斗开始，机枪子弹壳“哗哗”落到他家院里，带着温度和一丝火药味，一直掉进村民躲藏的地洞里。
日本兵走了后，乔德林去查看自家的庄稼地和菜地，棒子地都齐刷刷被机枪扫射打倒了。一处种植山药的三角地里，躺着一具血肉模糊的身体。
村里游手好闲的“麻头”想从这具遗体上摘走带有金链子的怀表，被一旁看护的卫兵喝退。
后来这只怀表被带到了佟家，作为佟麟阁的遗物，由其子佟兵一直保存，直到文革时遗落。
曾任军训团教育长的张寿龄曾回忆，说得到撤退命令后，佟和他立即决定，命令三个大队利用青纱帐的掩护，分路撤出南苑，都不准走大路。
佟麟阁率部在抵达大红门附近时，与一股流窜的日军突然遭遇，不幸遇难；同样牺牲的，还有第132师师长赵登禹。
吴江平成了幸存者。
撤退途中，他发现一个日军机枪手在一山包上用三挺机枪，控制三个方向的扫射任务。他在机枪声中从后面悄悄爬上去，一刀砍下了对方的脑袋。
78年之后，燕郊一所养老院2楼的房间里，吴江平正在午睡。
他已经102岁了，眼窝深陷，张着嘴，喉咙里发出空气进出的声音。
因为患有严重的帕斯金症，全身萎缩，吴江平的手指蜷成一个畸形的拳头。这几乎是能寻访到的历经卢沟桥事变的最后一位老兵。
见有人来，他会缓慢地抬起右手，抬到和肩膀齐平的地方，再不能动时，他就低下头，往手的方向凑。
他的护理解释说，吴江平在用自己失去控制的身体，向来人行军礼。
(新京报记者 朱柳笛 陈瑶 实习生 罗婷 北京、天津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