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宝珊将军、傅作义将军和我的祖父相识、相知是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我的祖父马占山将军受任于东北挺进军司令兼理东北四省招抚事宜及黑龙江省主席等职。东北挺进军驻防地属第十二战区，傅作义是十二战区司令，马占山是副司令，他们俩与当时的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关系密切，并结拜为兄弟。在抗日战争中，他们同时与中国共产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民族统一战线的赞同者和维护者。
邓宝珊将军早年就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友谊。1927年的1月，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在西安成立，曾创办了中山军事学校和中山学院。这是一个国共合作性质的临时军事政府，于右任任总司令，邓宝珊任副总司令。在民政、教育，军事等方面，邓宝珊和于右任都倚重中共党员进行工作。当时，邓小平任中山军事学校政治部主任，陕西中共组织的创建人之一李子洲任中山学院副院长。期间，邓宝珊对在陕西工作的中共党员，给予了积极的合作和支持。大革命失败后，对遭受迫害的中共党员、进步人士、进步青年，尽力给予了掩护和帮助。抗战期间，邓宝珊将军鼎力支持抗日统一战线，支持八路军创建抗日根据地，多次到延安与毛泽东、朱德、贺龙等中共领导进行晤谈。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说“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
抗战俱怀报国志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二年，邓宝珊作为国民党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出席了在重庆举行的二中全会。会后，他回到三原家中，托词“养病”，表示不愿再去榆林，以免卷入内战的漩涡。后经胡宗南再三催促，他才不得已返回榆林。不久，胡宗南安插了许多特务，对邓宝珊进行监视和控制。同年夏天，爱国民主人士刘绍庭携朱德及续范亭的信来榆林见邓宝珊，要他当机立断举行起义。邓宝珊在复信中表示：“只要有机会，决当为人民革命事业尽一番力。”
我的祖父马占山则是在1931年领导和指挥了震惊中外的“江桥抗战”，打响了中国武装抗日的第一枪，拉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1939年7月，祖父赴重庆述职返回途中，于延安附近意外受伤，在延安就医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贺龙等中共领导人亲自到医院看望和慰问。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欢迎大会上，毛泽东主席致辞说：“抗日是一件大事，要始终如一抗到底。马将军八年前在黑龙江首先抗日，那时红军在南方即致电热烈支持。八年之前，红军与马将军则已成为抗日同志，我们相信马将军一定抗战到底” 。“马将军年逾半百，仍在抗战前线与敌周旋，这种精神值得全国钦佩”。在延安的见闻和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坦诚交往过程，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祖父对抗日统一战线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之后，祖父与八路军密切配合，英勇作战。八年抗战中，东北挺进军成为晋绥侧翼的一支重要力量，始终与八路军协同作战，挺进军的有效坚守和伺机出击，使日寇始终未能渡过黄河一步，为保卫西北大后方、保卫陕甘宁根据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傅作义将军更是战斗在抗日的一线，与八路军密切合作取得了平型关大捷、五原大捷等骄人战绩。
北平解放立功勋
1948年12月，祖父的好友蔡运升先生(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议、中央银行副总裁、参议府参议。)住在我家，有一天他带着王之相先生(北平大学法政学院院长、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受中共代表委托与傅作义将军谈判牵线搭桥)来家里。王之相谈了对当时局势的看法，说道：“不论何人，只要转变立场，走向革命，都能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欢迎，前途是光明的”。临走时又说：“马将军可以借助友谊关系，劝告傅作义将军放下武器，接受和平，北平人民将感念不忘。”此次会面，对祖父的影响非常大。几天后，祖父抱病去见傅作义，在说明来意后，傅作义略微沉吟一下说：“您是旁观者清。今天抱病前来，我很感动，咱们好好谈谈！”傅作义告诉祖父，他和中共代表也接触过几次，但都不得要领，让祖父给想想办法。
祖父经过分析，又与王之相进一步磋商，再次去见傅作义。祖父说：“我出个主意，你把宝珊接来，他和中共的关系好，又有威望，是个文人，主意多，比咱俩谁出面都好。”傅作义以拳击掌道：“对呀，好主意！”当晚就派“追云号”专机赴绥远把邓宝珊将军接到了北平。当天夜里，祖父以给邓宝珊接风洗尘为名，邀请傅作义与邓宝珊到家里，共同商谈北平和平解放事宜，并且分析了傅作义部队面临的局势和北平其他国民党部队的情况，以及起义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和应对的措施。过了两天，祖父请王之相和邓宝珊到家中，又一次商谈和平解放北平的事情，同时也就有关问题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王之相态度坚定地说： “请邓将军放心，也请转告傅将军，共产党的政策是一贯的，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信守承诺的！”此时王之相看出祖父有些疲劳，就对祖父说：“马将军抱病为此事而努力，实在让人感动。同时我也很抱歉，打扰已久，还请您多注意身体。”祖父听后笑着说：“我也是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你们谈得好，事情就能解决得好，不必为我分心。”王之相还叮嘱家里人道：“现在是非常时期，大家要提防特务，注意安全。”
1949年1月14日，邓宝珊将军受傅作义委托，携同周北锋、刁可成一起，前往通县与解放军代表会谈，三天后达成和平解放北平(今北京)的协议。邓宝珊将军代表傅作义在协议书上签字。北平《新民晚报》曾发表文章，标题为：“北平和谈的一把钥匙——邓宝珊将军”。1949年1月17日，邓宝珊将军一行返回北平。次日，在邓宝珊的家中，应傅作义之邀，祖父将王之相和蔡运升介绍给傅作义。傅作义将军说：“王教授和蔡先生对办理外交事务都是有经验的，我们很钦佩。你们忧国忧民，关心时局，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现在已经决定和平解放北平，大家见面谈谈，请你们放心。”王之相说：“傅、马、邓三位将军现在响应和平号召，停止内战。这是爱国爱民的重大贡献，我们和北平市民万分感激。”傅作义说：“大家都应当感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市民涌向街头欢庆北平和平解放，举世闻名的文化古都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北平的和平解放，从本质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统一战线工作的胜利。
1950年6月，毛泽东主席委托秘书打电话给祖父，邀请祖父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一届二次会议，祖父十分激动。但由于病情加重，最终未能出席会议，这成为他终身的遗憾。新中国成立后，邓宝珊将军被毛泽东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首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防委员会委员。傅作义将军出任水利部(后为水利电力部)部长，随后，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央军委又分别任命他为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绥远省军区司令员。1955年，邓宝珊和傅作义一起被国家授予一级解放勋章，以表彰他们在人民解放事业中的功绩。1956年，邓宝珊将军在民革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
三位将军相似的人生经历、相同的爱国情怀、共同的政治追求，使他们从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开始，不断加深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最后坚定的与中国共产党前行，在历史的重要关头，他们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为新中国的建成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的一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