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抗战第一大捷”，人们往往想到林彪指挥的八路军“平型关大捷”。最近，经过国内多位专家学者历时多年考证认为：1932年3月由共产党员李延禄(后任东北抗联四军军长)直接指挥的“镜泊湖连环战”，才是东北以及全国“抗战第一大捷”。
此战发生于1932年3月13日至27日，在东北东部的镜泊湖地区。在东西100里、南北300里的深山野岭里，李延禄调动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部队和义勇军等，先后部署5次伏击，5战4胜，基本歼灭了日本关东军天野旅团7000人。特别是第一战“墙缝”战斗，以地下共产党员为骨干的补充团700人利用有利地形和日军骄狂心态，以手榴弹为主要武器，在10小时战斗中毙伤日军3500人以上，而自己只牺牲7人，从而创造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伤亡人数最多、我方损失最小的战斗记录，也为镜泊湖连环战取得了首战和决定性的胜利，彻底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九一八”事变后，驻吉林省的东北军王德林营长率全营500余名官兵起义抗日，中共派王德林旧友、共产党员李延禄去帮助他，并担任王任总司令的“国民救国军”参谋长。李延禄在军中建立了由我党秘密领导的700人的补充团并兼任团长(孟泾清任地下党书记)。国民救国军1932年2月连克敦化、额穆和蛟河三县，队伍壮大到5000人，声震远近，引起日军恐慌。关东军司令部急调天野第十五旅团等部，从敦化向镜泊湖进行“征讨”。
天野少将是关东军第二师团的旅团长。在侵占军事要塞沈阳市、吉林省会吉林市、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市，以及侵占哈尔滨特别市等军事行动中，天野旅团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九一八”侵略东北的急先锋。
日军兵分两路，以“北隔南攻”战略，对国民救国军发动钳形攻势。北面，以一个大队左右兵力占领海林、宁安，阻隔吉东的抗日救国军与北满的李杜自卫军联合作战；南面，同混合第八旅团主力共同集结到敦化，组建号称万人的天野部队，意图一举消灭活动在镜泊湖南湖头一带的王德林救国军，然后从南向北，占领整个“吉东”(吉林省东部)。
大敌当前，李延禄说服王德林，利用镜泊湖一带的有利地形和日军的骄狂心理，在“墙缝”一带伏击日军。他们用20匹马往返多次，把救国军全部库存的手榴弹运到伏击地点。
1932年3月13日清晨，当地爱国猎户陈文起为日军“带路”，将日军诱入我军埋伏圈，李延禄率700名补充团官兵随即打响战斗。
“墙缝”的地形地貌，是补充团最强大的秘密武器。天野部队在人数、装备、训练、作战经验等方面都大大超过救国军，但因为“墙缝”独特的地形地貌，双方优劣势发生根本的转变。
“墙缝”是夹在牡丹江和一个山坡中间的一条5华里长小路，路边耸立一人多高的石壁，时断时续，隔一段有个裂口，被称“墙缝”。小的缝隙只能露脸，大的缝口数米宽。埋伏两端可形成交叉火力。
“墙缝”战场长5华里，陈文起把日军带到最远端的5号阵地后，李延禄一声令下，5华里长的战场上30多个袭击点(缝口)同时对敌发动袭击，令7000多人的日军被分散在30多个岩石缝口，优势兵力被化解。
“我们的勇士，三五成群”布阵，守大缝口的每组5人，守小缝口的每组3人，有的负责拧盖子递手榴弹，有的负责投弹，投累了轮换。李延禄后来回忆。
高大的岩石，让日军的装备优势被化解。岩石高过人头，补充团战士躲在岩石缝口后扔手榴弹，日军的步枪、机枪无法伤及抗日战士。又因为战场狭窄，日军的炮弹飞过战线老远，失去用场，机械化部队在山地窄道和巨石缝口也无从施展，飞机又无法对与日兵近距离作战的我军投弹。
日军习惯用两面包抄、中间突破战术做进攻，也注意撒开散兵线。但在狭长的“墙缝”，无法两翼包抄，也无法攀登垂直光秃的岩石，撒开散兵线更无意义。无论单兵作战能力还是协同作战能力，在这里都起不到作用，日军唯一的选择就是向30多个缝口冲击，因为只要能突破其中一个缝口，日军就能横向反包围抗日军。
在骄狂的日军指挥官看来，救国军不过乌合之众，只要冲过某个缝隙，胜券就在握，于是按小队、中队建制反复驱赶士兵向上冲。这样一来，等于主动向补充团战士喂食，扩大了手榴弹的杀伤力。据参战村民李长发说，岩石下敌兵一批一批倒下，肢体横飞，成堆成片的“死倒”垛，一片鬼哭狼嚎。
补充团战士由于伏在巨石缝下边投弹，伤亡风险大大降低，伤亡仅7人。“墙缝”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形和日军的狂傲，让补充团有效实现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根据战后打扫战场缴获枪支的数量，估算歼灭(含亡和伤)日兵至少3500人。
战斗持续到10个小时，天野终于发现救国军的薄弱环节。他们改向埋伏在西山掩护补充团后翼的“戴营”发动强攻。见“戴营”撤退，为避免被抄后路，李延禄才下令补充团按预定路线及时撤退。
此后，李延禄又在“松荫(乙)沟”组织火烧伏击战，日兵身上和马匹背上的弹药遇火爆炸，毙伤日兵数千。据事后调查，逃出火网的日兵大约400人。这400残兵后来在“关家小铺”战斗中被击毙100多人、在“高岭子”战斗中又被击毙200多人。最后，7000人的天野部队成功西逃的不足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