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女儿才一岁多，小女儿才几个月大，他远赴上海，再也没有回过家。父亲去了哪里？为何要抛下我们？这一问题曾长时间困扰周美瞻。
历经半世纪寻找，周美瞻终于证实父亲就是红十五军创建人之一、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周吉可，长征途中牺牲，年仅29岁。父亲留给她们最珍贵的遗物就是一封家书，也是在这封家书后，父亲就彻底失联。该家书是研究红十五军的重要史料，阳新县档案馆多方联系，将其电子版征集至馆藏。今年4月，91岁的周美瞻从重庆赶到阳新，寻访父亲当年的战斗足迹。
一封看似“绝情”的家书
“有信无信都请不必对我挂念”
1930年3月15日，上海，春寒料峭。一座不知名阁楼里，年轻共产党人周吉可面临一次命运抉择——是脱离革命回老家，当一位土地所有者，还是继续离妻别母，时刻接受生死考验？反复思忖，周吉可拿起笔，给远在重庆的母亲写了一封回信(以下为摘录)。
母亲大人：
快信接读，令我万分忧虑，妻弟都陷于病乡，这的确要算是家庭的最不幸的事情;因此而来，热烈地期待着我急速返家以顾全妻弟的情义。这在家庭方面似乎是唯一的办法，只有我回家才可以挽救家庭，才是家庭的出路。但在客观一点看来，事情完全不是那样，你们简直没有用理智去观察一下，一切都是你们感情的想像……我虽是一个上海留学的大学毕业生，但在学校的生活是保持青年的纯洁，没有在政治上去学得大刮地皮的本领，我回到家里来，虽不至困居岁月，为了广大应酬，家庭经济对我绝免不了有很大的负担……我对于家庭，早已想到了周密的、深刻的具体计划，实在用不着我最近无谓的返家来妨碍我这远大的前途了。
母亲：请你们相信，我不是一个无感情的白痴和缺少理智盲动青年;希望你们相信，我有我的伟大的事业，不要对我过于担心和幻想;更诚恳的请求你们，坚决地执行我对家庭每个人的计划，这才是家庭的光明和远大的一条前途。
每次与家庭写信，都把我思想绕乱得很是复杂……请你们原谅我，以后是很少与家庭写信的，现在总是不能回家，有信无信都请不必对我挂念，你们也不必与我写信寄来，有书信往来，反转令你们对我加倍怀念。
敬叩 万福！！！
先哲上 三月十五日
(编者注：先哲为周吉可学名)
一段光辉的战斗岁月
周美瞻介绍，父亲“失踪”后，母亲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活下去的唯一信念就是等着爱人归来。母亲始终告诫女儿：“不要害怕，你父亲绝对是好人。”
当妻女日夜惦记、想方设法想知道他的行踪时，他又经历着什么呢？
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红军会议在上海召开，会上决定统一全国红军编制，将留在阳新龙港的红军后方留守处改编为红十五军筹备处，从上海派遣全国革命互济会周吉可担任政治部主任。“五月榴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树起来;唱一曲国际歌，庆祝苏维埃”。当富河两岸人民欢呼胜利的时刻，周吉可和战友们来到了阳新。
1930年8月上旬，原红八军第四、五纵队在阳新会合，根据中央指示，决定成立红十五军行动委员会，由陈奇任书记，周吉可、杨振林、黄刚等为委员。
1930年10月5日至7日，鄂东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阳新县召开。红十五军军长蔡申熙和政治部主任周吉可参加，此时，周吉可来阳新已有五个多月，他的身份既是全国革命互济会人员，也是红十五军政治部主任。10月10日，周吉可与军长一同渡江与部队会合，10月16日红十五军在黄梅县正式成立，军长蔡申熙，政委陈奇，政治部主任周吉可。
1931年1月，红十五军挥师北上，在河南商城与红一军会师，合并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周吉可先后担任第十师政治部主任、红四军宣传科(部)长。11月7日，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合并，成立红四方面军，周吉可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此后，他随红四方面军转战于鄂、豫、陕、川边境，参与川陕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历次“反围剿”斗争。1935年4月，周吉可随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开始长征，6月在懋功与中央红军会师，8月在第一次过草地时不幸牺牲于川西。
一趟漫长的寻父旅程
开国上将证实周吉可身份
建国后，周美瞻四处打听父亲下落，还刊登寻人启事，一无所获。直到1983年重庆合川党史征集座谈会上，有人讲到曾在上海由周吉可介绍入党。父亲号“际可”，周吉可是不是就是父亲？顺着这一线索，周美瞻找到了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郑绍文。
郑绍文带着周美瞻提供的照片四处求证。最终，开国上将王宏坤予以证实。王宏坤曾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与周吉可有密切的工作关系。看到照片，王宏坤认定就是当年的战友周吉可。1988年，国家追认周吉可为革命烈士。
时隔半世纪，父亲的行踪终于真相大白，重读家书，周美瞻热泪盈眶：“父亲内心也是有挣扎的，最终，他还是选择了他说的伟大事业。”
阳新县党史专家表示，周吉可烈士家书从小家到国家、从个人到社会，铁骨柔情的述说又不失让人信服的哲理。正是这种为国家、民族、人民谋利益的精神，让红十五军这支部队，今天依旧行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的战斗行列中，军魂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