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寰话语铿锵激昂：“小鬼子占我国土，烧我教堂，掠我财产，杀我同胞，令我们蒙辱含羞做亡国奴。穆斯林兄弟们，拿起刀枪吧，用战斗保国卫家，一直打到日寇降服日，再脱征衣解战袍！”
宁津县杜集镇魏家庵村村民做梦也不曾想到，因为75年前发生在村里的一件事情，他们村注定被载入史册。
“我们有自己的队伍了！”
1940年7月20日——小暑第十三天。
谷在地里热得笑，人在屋里热得跳。
魏家庵村一座土房里，院门紧闭，堂屋里聚集的18个人汗流浃背，他们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冀鲁边区青年救国总会主任王连芳(建国后任云南省人大副主任等职)。
王连芳站起身来庄重宣布：“冀鲁边区党委、军区决定：冀鲁边区回民抗日救国总会和回民抗日大队正式成立。王连芳任总会主任，冯景恩任组织部长，丁溪野任宣传部长，刘震寰(建国后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等职)任武装部长兼敌工部长，李玉池任青年部长，曹奎任宗教事务部长，刘喜三任生活改善部长，刘树仁任秘书长。总会下设4个分会：张英达任一分会主任，负责沧县、南皮、东光、宁津片区；丁溪野兼任二分会主任，负责青县、新海、天津南部片区；刘愚农(原名韩同轩)任三分会主任，负责盐山、乐陵、庆云、无棣、阳信片区；李玉池兼任四分会主任，负责鲁北的德平、临邑、陵县、商河、济阳、齐河、德州片区。刘震寰任回民抗日大队大队长，王连芳任政委，王立朝(汉族)任参谋主任。”
18双有力的大手相互紧握，18双激动的眼睛相互注视，18张豪气的脸上泛着红光！
是夜，月光如水，虫儿歌唱，田野里弥漫着植物散发出的“绿草味儿”。王连芳、刘震寰等18个人拉开距离，乘着夜色向河北省盐山县疾行。
两个月前，冀中回民支队司令马本斋，派遣政治部干事丁溪野和阿訇曹奎来到冀鲁边区，向主持边区党委工作的李启华和115师教导第六旅政委周贯五，介绍了他们的总会和支队抗日斗争情况。
听了介绍，李启华对周贯五说：“我们边区有40多万回民，1934年，回族党员刘格平在这里领导回汉民众进行‘河工暴动’，唤醒了民众，培养了刘子芳、王俊峰、王连芳等一批回族优秀党员干部。我们也有条件成立回民抗日救国总会，拉起一支回民抗日队伍。”
周贯五说：“前年，115师符竹庭主任就组建过‘冀鲁边区回教抗日救国总会’，冯景恩任总会主任，发表了《告全体回教书》。去年初，因冯景恩被国民党顽军逮捕入狱，总会活动中断。现在我看可以干。”
李启华对丁溪野、曹奎说：“你二人别走了，帮着我们建总会拉队伍吧。”
丁、曹二人说：“马司令派我俩来正有此意。”
8月1日，冀鲁边区回民抗日救国总会和回民抗日大队在沧县新县镇(现属孟村回族自治县)清真寺大殿前召开庆祝成立大会，王庄子、南肖庄子等12个回民村和附近汉民村的数千名民众聚集在大殿前，敲锣打鼓，高唱《中国穆斯林抗战歌》：“起来吧，中国的穆斯林！捧起我们的古兰，追踪我们的至圣，打起正义的旗帜，光大卫道的精神，认清我们的敌人——日本。他装起伪善的面貌，他欺骗全世界的教亲，要把世界一网打尽，我们决不受他的蒙混，穆斯林！前进！前进！起来吧，中国的穆斯林！举起我们的宝剑，发出我们的吼声，贯彻爱国的信德，负起保族的使命，认清我们的敌人——日本。他施放无情的炮火，他残杀我国的国民，要把中华一口并吞，我们决不受他的侵凌。穆斯林！前进！前进！”
王连芳首先讲话：“同胞们，日本鬼子串通回族的败类刘佩臣搞‘以回制回’，胡说‘回回争教不争国’，我们不能上敌人的当。我爱我宗教，爱教更爱国。国若灭亡了，教安能独存？同胞们团结起来，齐心跟着抗日救国总会和抗日大队，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
“小鬼子占我国土，烧我教堂，掠我财产，杀我同胞，令我们蒙辱含羞做亡国奴。穆斯林兄弟们，拿起刀枪吧，用战斗保国卫家，一直打到日寇降服日，再脱征衣解战袍！”刘震寰话语铿锵激昂。
曹奎走上台：“同胞们，你们参加抗日大队，由我照料大家的日常生活和宗教生活。在队伍里照常过咱们的节日和主麻日(伊斯兰教聚礼日)，可以礼拜、听念‘呼图白’(教义演说词)、听讲‘窝尔兹’(劝善讲演)。”
会场上群情振奋：“今天，我们终于有自己打鬼子的队伍了！走，参加抗日大队去！”
回民大队里年龄最大的“老头子”刘喜三，把两个儿子领进队伍。
时年15岁的吴庆云(建国后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不顾家人担心年龄小“坠脚”，坚决地参加了回民大队。
30户人家的谭庄村，当场有20多人参军。韩桥村18名青年携带20多支枪参军。
刘震寰的二弟震宇、三弟震山、刚12岁的大儿子刘桐轩、妻弟张文凯、妹夫马振江、女婿王哲兰、姨家表弟“老实刘”等先后参加了回民大队。他失去双足的父亲，骑着毛驴为回民大队刺探情报。后来，“老实刘”携枪离队，拦路抢劫，刘震寰派人将他抓来处决。对刘震寰有养育之恩的姨母深明大义，又将两个儿子送到了回民大队，其中一个后来牺牲在战场上。
回民大队成立一个月发展到100多人，来年春天发展到400多人。1941年9月，冀鲁边军区决定，将回民大队扩建为支队，刘震寰任支队长，王连芳任支队政委，王立朝任支队参谋主任，支队下辖4个大队和1个手枪队，直属军区领导。
“伊斯兰，抗日坚决又勇敢！”
缺少信念，难以刚强；缺少智慧，容易莽撞；缺少技能，无法超强。
回民支队成员昨天是农民、商贩，今天是战士，他们抗日报国精神可嘉，但需要淬火，锻造，百炼方能成钢。
据此，冀鲁边军区派刘济民(汉族)任回民支队政治部主任(后任副政委)，负责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1943年秋，回民支队发展了50多名党员，建立了中共总支委员会，刘济民任总支书记，刘震寰任总支副书记，各大队建立党支部，各大队政委任党支部书记，使支队有了灵魂和核心。
支队出版《正道周报》《正道杂志》报刊。开办回民干部学校，培养回族干部；组建教导队，专门培训班、排基层干部。各大队建立民运群众工作组负责检查纪律。一系列措施，促学习，促成长，正军纪，使战士树理想。
军区派老红军、津南支队参谋长何仕兴(汉族)任支队参谋长，参与部队军事指挥，组织战士进行军事技术训练，使战士敢打仗，会打仗，打胜仗。
旌旗奋，弹上膛，刀出鞘。
这天，刘震寰作战前动员：“同志们，我们打个漂亮仗，庆祝大队成立一周年。”
“好！”战士们响亮地回答。
8月1日早上，通往新海县(现为黄骅市)旧城据点大道上走来5个“瓜贩子”。他们接近据点西炮楼岗哨时，瓜车子突然翻倒了，甜瓜“骨碌碌”滚了一地。哨兵骂骂咧咧地走过来弯腰捡瓜吃。“不许动！”手枪队队员王国祥的手枪顶住了哨兵的胸膛，队长张九江一把将哨兵按倒在地缴了械。5个人提枪冲进炮楼，正在吃饭的伪军放下筷子举起双手。奇袭成功。一小时毙、俘伪军40人。
杀鸡儆猴。第二天，旧城东炮楼的鬼子丢下炮楼撤回盐山城。
姚庄据点插在沧县、盐山之间，驻扎着装备精良的一个伪军中队。刘震寰和刘济民多次商议，决定智取“拔掉它”。通过做思想工作，据点里伪军班长张增起愿意立功赎罪。1943年除夕凌晨，张增起带班站岗，刘震寰带领队伍悄悄进入据点，一枪未放，把100多个伪军“包了饺子”。
奇袭、智取、伏击、阻击、诱歼……回民支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令日伪军防不胜防，打得敌人晕头转向。
1943年8月，驻沧县日军旅团长谷川与伪“自治联军”司令刘佩臣率几千人马，出动900多名骑兵，扑向新海县韩村一带，企图将在此地活动的回民支队一举消灭。
回民支队避其锋芒，将日伪军引到渤海边，然后以小股部队出击，采用麻雀战术，声东击西，搅得敌人日夜不宁。沿海水苦，鬼子兵和东洋马水土不服，均上吐下泻，体力不支，只得回撤沧县，疲惫不堪的日伪军稀稀拉拉拖了几十里长。回民支队抓住战机，集结500多精兵，埋伏在韩村东侧公路两边，待掉队的数百名敌人进入伏击圈，来了个一锅端。战士们扛着缴获的武器弹药，高唱起《伊斯兰抗日进行曲》：“伊斯兰，伊斯兰，抗日坚决又勇敢，在这广大的平原上，坚持敌后反扫荡……”
同年秋天，冀鲁边区抗日军民粉碎了敌人的秋季扫荡，日伪军撤回各自的老窝。一天，刘震寰对王连芳说：“小鬼子找我们苍茫大地无踪影，现在，轮到我们找他们了，咱让他神兵天降难提防。”
王连芳说：“想个法子把躲在韩村镇的日本宪兵队引出来干掉。”
何仕兴说：“宪兵队有战斗力，咱来个保险的，请(115师教导第六旅)‘铁帽子五连’助战。”
作战方案议定。
这天，支队战士许连芳赶到新海县城，找到伪新民会次长、日本特务西川报告说，回民支队正在齐庄开会、演戏。西川立即将这一“重要情报”告诉了宪兵队长高桥。高桥恐怕其中有诈，命令伪军特务队长刘锡明亲自去齐庄侦察。刘锡明不敢进村，躲在远处看见村子里戏棚高竖，隐隐约约地听到人声喧嚷，赶紧回城报告。
当天下半夜，1500多名日伪军偷袭齐庄，村子里空无一人。宪兵中队长松田感到不妙，慌忙命令部队撤到村外一片荒野地里。正在这时，枪声骤起，喊杀声震天，回民支队冲上来将宪兵和伪军截成两段，分割包围起来。
激战不到一个钟头，伪军大部被歼，西川头部中弹当场毙命，伪新海县长焦定远左臂受伤，在几个伪军保护下逃跑了。宪兵队依仗武器精良负隅顽抗，将六七挺机枪排成一圈疯狂扫射，使回民支队难以接近。
东方破晓，两军阵容相互看得清清楚楚。这时，从齐庄东南方向来了一队“日军”，头带钢盔，手持“三八”大盖枪。走在队前的“日酋”穿着马靴，腰佩指挥刀，神气十足。回民支队赶紧闪开一面，让“援兵”杀进包围圈里。
红荆
宪兵队见“援兵”到来，欣喜若狂。“援兵”一靠近宪兵，突然调转枪口开火，宪兵猝不及防，纷纷中弹倒地。回民支队趁机一拥而上，宪兵队60多人全部被歼。原来，“日军援军”是“铁帽子五连”装扮的。
第二天上午，回民支队和“铁帽子五连”真的在齐庄演戏祝捷，敌人却不敢来了。
英勇善战的回民支队，从1941年建立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发展成一支1600多人的强大武装。他们与日寇进行较大战斗100多次，攻克敌人大小据点40多个，歼灭日伪、汉奸2300多人，缴获长短枪2600余支，机枪l0余挺，各种炮20多门，其他战利品不计其数。
回族男儿神圣抗日战为高
“我老在想，抗日战争时期，为什么那些不识字、无文化、普普通通的庄稼汉会成为金戈铁马叱咤风云的英雄；为什么那些体羸弱、眼近视、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会成为坚定坚强出生入死的战士；为什么在漫长历史岁月中各民族能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汇集成一股巨大的革命洪流，谱写出可歌可泣、史诗般的伟大爱国乐章？”多年以后，王连芳在回忆录里发出这样的追问。
段可钦(汉民，建国后定居宁津县柴胡店镇)的抗日经历可以给出一个答案。
段可钦幼年父母双亡，17岁离开陵县段家胡庄下关东，给在大连开磨坊的东北军退役军官马永祥做工。1932年，马永祥回老家沧县组织抗日队伍，段可钦跟随而来。因种种原因，马永祥当了沧县伪警备总队第四大队大队长，段可钦跟着他听差，后来当了中队长。
段可钦本意跟着马永祥回家乡抗日，不成想却当了鬼子的走狗，他肠子都悔青了。思来想去，决定忍辱一时，待机反正。
在这期间，段可钦尽力而为地做了一些好事：敌人要抓抗日县长张石生的家眷，他和队员刘坤(回民)给报信。鬼子抓了姜官屯村的7个漂亮姑娘(里面有妇救会员)，他力争关在自己家里，再由村里人保释。鬼子跟踪八路军区长刘希山(回民)和他父亲刘兴龙，他安排父子俩在伪队部躲避。鬼子夜围庞庄子，他派杨玉贞进村给庞吉瑞区长送信，使区队脱险。他阻止了鬼子火烧东贾官屯村，等等。
然而，段可钦不忘寻机脱下这身“汉奸”皮。1944年，段可钦的中队住在孙青屯。8月27日(农历七月初九)，他给渤海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部写了一封信，表示决心起义，出去抗日。他把公务人员刘敬林 (回民)叫来说：“你把信交给庞吉瑞区长或抗日县政府。把信藏在草帽夹层里，千万别丢了。”
几天后，边区司令部派人给段可钦送来一封信，信纸上一个字也没有写，盖满了第一军分区司令员付继泽、政委陈德、政治部主任康伯明、副司令员仉洪印、参谋长杨大生以及沧县县长王培云等人的手章。送信人带来口信，起义日期定在9月14日晚上。商定由司令部派一个手枪队来接应他们，由他们预先接进来藏在队部里。到晚上，段可钦在大队部召集各队长打麻将，借此逼他们投降。手枪队配合他们里应外合，全部吃掉敌人。
段可钦依计而行。这次起义，经过战斗共缴获长短枪300多枝，小炮3门，机枪两挺，电台1部，子弹、炮弹数箱，粮食几十万斤。
此后，军区根据战士90%是回民的情况，将其改编为“渤海一军分区回民大队”，段可钦任大队长。
正是“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目标，可以使不同的人、不同的社会群体聚集在一起，团结一心，百炼成钢，成就伟大事业。”这是王连芳“三个为什么”的诠释。
“敌虏饮马黄河水，神圣抗战起怒涛；回民自身真肝胆，偷生为耻战为高……”冀鲁边区回族儿女，高唱并实践着《中国回族抗战歌》，驰骋在杀敌战场上，不惜抛头颅，洒热血。
1941年冬天，回民支队二大队副大队长张凤亭在家养病，被日伪军抓住押往盐山。鬼子用酷刑拷打，他坚贞不屈，怒斥敌酋：“八路军的战士，有种的回回，绝不投降！要杀就杀，没有二话！”行刑途中，张风亭对着民众高喊：“同胞们，鬼子的奸计是叫咱们中国人杀中国人，我死了不要紧，还有千万个弟兄在给我复仇！胜利一定是我们的！”鬼子阻止他喊，割掉他的双耳，他仍然慷慨陈词。鬼子又一刀砍掉他的一条胳膊，他依然像铁塔一般地凛然站立着，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鬼子喝令他跪下，他不跪。鬼子砍去他的双脚，张凤亭跌倒在地，大骂不止。鬼子又砍掉他的另一条胳膊，继而割去他的舌头。张凤亭倒在血泊中，时年35岁。
1945年麦秋的一天，回民支队反抢粮，在黄井子村与3000多日伪军发生激战。支队撤退时，时为中队长的李思崇带领的一个班没能撤出来，最后只剩下他和机枪手小吴。敌人再次冲上来，小吴负伤了。李思崇向敌人投出两颗手榴弹，端起机枪扫射着杀出包围圈，跑进村头的麦子垛不见了踪影。敌人翻遍了麦子垛没找着。鬼子联队长狂叫着：“烧，烧，烧！”点燃了一个个麦子垛，还是没有一点动静。
第二天，支队反击，敌人溃逃。村民赶紧抢救烧剩下的麦子。在一个很小的麦堆里发现了李思崇被烧焦的尸体。他伏在地上，两腿紧紧地并着。乡亲们含泪翻过他的身子，发现了那挺机枪。机枪倒放着，他两臂紧紧护着枪柄，上身和双腿紧紧贴在机枪上。乡亲们费了很大劲才将机枪与他的身体分开。这是回民大队建立时的第一挺机枪，除了枪柄被烟熏黑了一些外，竟没有半点损坏。
这就是我们的回民抗日战士！这就是我们的回民抗日支队！这就是我们的面对强虏永不屈服的中华民族！
沧县、新海县东部地区，生长着一望无际、绿叶红花、乔灌相间的红荆林，耐旱涝、耐盐碱、耐寒暑、刚毅、坚韧，构成了红荆顽强生命力的性格。
冀鲁边区回汉民众，就是这块土地上的“红荆林”。
从1941年，冀鲁边区陷入黑暗。日伪强制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到处修工事，挖封锁沟，十里一据点，五里一岗楼；对抗日根据地铁壁合围，梳篦清剿，实施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1943年6月，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邢仁甫枪杀黄骅副司令员后叛变，日伪、顽军与叛徒狼狈为奸，倍加疯狂地轮番扫荡，抗日根据地变成了“马蹄形”的游击区。回民支队最艰难的时期，队伍从500多人减员到200多人(不含第三大队，三大队在李玉池领导下远离支队在鲁北地区作战)，敌人叫嚣要在一两个月消灭回民支队。
危难时刻，边区回汉民众挺起了坚强的脊梁！
盐山县城西南的石桥大洼3万多亩面积，洼里长满了红荆。鬼子占据盐山后，当地民众不再砍红荆条，便于让八路军和民众藏身。1941年春天，鬼子在新县据点里修了一个13丈高的岗楼，能够瞭望整个大洼。据点的鬼子指挥官三森派出200多个日伪军，到各村抓民夫，要把大洼里的红荆砍光。
中心村长韩亚臣闻讯，串连党员、自卫队员向民众传递口号：“有红荆就有八路军，没有红荆就没有八路军，坚决保住大洼红荆林！”他和回民抗日救国总会想了个阻止办法：自卫队员在红荆地边埋上手榴弹，用煤油筒装上炸药和土埋在地里(响声像地雷，炸不着人)，砍红荆时扯响。预先告诉砍红荆的村民，听到爆炸声就四处跑散。回民支队在背后打一下，给村民逃跑争取时间，就砍不成红荆了。
这天天刚亮，日伪军把1000多名村民赶到大洼里砍红荆。刚抽袋烟的工夫，突然，“轰！轰！轰！”手榴弹、煤油筒爆炸了。村民闻声撒开脚丫子跑散。日伪军刚要开枪镇压，屁股后面响起了枪声，回民支队打上来了，慌忙掉转头应战，村民乘机跑光了。就这样，日伪军连续12次抓民夫砍红荆，都没有得逞。
之后，鬼子调集了周围几个据点的人马，抓更多的民夫砍红荆。此时，回民支队转到外地活动，韩亚臣又联系了当地刘印、王甲两股同情抗日的土匪，同自卫队一起在三角湾伏击敌人，敌人的清洼计划再次破产。
1941年春的一天，鬼子突袭回民支队驻扎的许寺村，战士李思崇在撤退中左臂受伤，支队安排他住在隐蔽所(堡垒村)一个汉族大娘家里养伤。大娘孤身一人，家里很贫穷，她把仅有的两个鸡蛋煮熟给李思崇吃，亲热地说：“孩子，吃吧，养好伤使劲打鬼子。”
第二天，鬼子包围了村子，大娘把李思崇藏在锅台下面的地洞里，嘱咐他：“就是打死我，你也不许出来！”
鬼子破门而入，劈头打了大娘一耳光，追问把八路藏在哪里，大娘说没有。鬼子搜了个遍没搜到，把大娘打昏了。
李思崇在地洞里听得真切，几次想冲出来，想起大娘的嘱咐，咬牙忍住了。
鬼子走了，李思崇从地洞里爬出来，他摇晃着大娘呜呜哭起来。大娘微微睁开眼睛，吃惊地说：“你怎么出来了，快回去，鬼子还会回来的。”
李思崇不回去。大娘说：“孩子，大娘没把你的伤养好，对不住你。你若不肯藏起来，就赶快从后门走，快走！”
李思崇不肯走。这时，隔壁大嫂跑过来劝他说：“兄弟，你快走，大娘有我们来照料。”
李思崇含泪归队。
l943年春季的一天，敌人突然包围塔上村，当时村里住着14名抗日干部和几名抗日家属。紧急关头，乡亲们找出自己的衣裳让他们换上。鬼子发现回民支队干部刘景亭可疑，60岁的刘黑连大爷一口咬定是他的孙子，鬼子打断了他两根肋骨，鲜血淋漓，刘大爷仍不改口，最终骗过了鬼子。
回汉民众“红荆林”，是根系相连的血脉林。
“鬼”祸连天灾。1942年，冀鲁边区发生大旱，地里庄稼几乎颗粒无收，民众生活极度困难。回民支队和民众一样，靠吃棒子骨朵(玉米棒芯)、海边上的野黄菜、枣糠、榆树皮和槐树叶子等充饥度日，有时候战士们吃的解不下大便。
王连芳忘不了那一幕：一次，队伍住在南留舍村，张大娘把一块地瓜塞进王连芳的衣兜里；他没有吃，拿出来塞给了刘震寰；刘震寰没有吃，塞给了一个小战士……无声的传递，战士们眼里噙着泪花，一个个紧攥着拳头，激发出的是顽强斗志。正由此，1943年11月，王连芳和30多名战士在战斗中被捕。不久脱险后，这些战士全部归队，无一人回家。
支队参谋长何仕兴，每到一个地方，领头到各户打扫院子。房东小孩有病，立即叫卫生员来诊治。他常把自己每月两元钱的津贴送给老乡。1944年10月底，新婚不满俩月的何仕兴，在曹家庄与顽六旅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毕王文村周大娘正在给儿子娶媳妇，听说后放声大哭，所有参加婚礼的人都泣不成声。当地汉族民众默默地为何仕兴供牌位，烧纸上香。李良志村70多岁的李汝龙大爷献出自己的棺材装殓烈士，按回族仪式请阿訇做油香来祭奠烈士英灵，将他安葬在村头，把坟头培的又高又大。
回汉民众“红荆林”啊，你头顶蓝天，根扎热土，抗战中你高昂着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