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发表战后70周年谈话：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4日发表战后70周年谈话，仅以回顾历届内阁历史认识立场的方式间接提及“反省”、“道歉”，且宣称战后出生的日本人不必肩负“谢罪的宿命”。(8月14日《新华社》)
8月14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纪念战败投降70周年之际发表谈话。但是，安倍晋三在谈话中却回避了直接表达“反省”“道歉”之意，而是通过回顾以往日本政府的历史认识称，“我国对过去那场大战中的行为，反复表明了痛切的反省和衷心道歉的心情”。”
安倍晋三在谈话中同样没有直接提到日本的侵略和殖民行为，而是以貌似第三方的口气称，“事变，侵略，战争。再也不能将武力恐吓和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世界应该彻底告别殖民统治”。安倍晋三同时在谈话中宣称，日本今后无需继续道歉。他说，日本战后出生的人已经超过总人口的八成，这些“与那场战争没有任何关系”的世代及其后代，“不能再背负继续谢罪的宿命”。
那么，安倍晋三在发表战后70周年谈话中为何回避侵略、殖民统治、反省和道歉这些关键词？甚至呼吁日本后代也不要为日本的侵略的罪行继续“谢罪”呢？其实，真正原因很简单，这一切都是安倍晋三为了摆脱战后日本体制和国际秩序的阴险图谋。
所谓“战后”一词，涵盖了70年来日本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思潮及历史观等要素。对“战后”的不同理解和诠释，折射出日本在不同阶段的发展重点和方向，也是判断今后日本走向的重要标志。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战胜国为日本设计了“战后”的国家体制。1955年，战败第10年，日本进入新的“战后”阶段：政治上，确立了保守势力自民党和革新势力社会党对峙的“55年体制”;经济上，经济总量恢复到战前繁盛期水平，日本政府在翌年的经济白皮书中欢欣宣布：“终于结束了战后”。
但政治上的“战后”状态却延续至今。一个突出特征是，70年来日本政局始终离不开历史认识和安保体制这两条主线的脆弱平衡。一旦失衡，日本“战后”状态就会摇摇欲坠。
1982年，中曾根康弘上台，高调提出“战后政治总清算”，试图摆脱战后“经济大国、政治小国”的状态。中曾根一方面强化日美安保体制，宣称日本是美国在远东“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另一方面于1984年参拜靖国神社，但引起亚洲国家强烈抗议和国际社会警觉，后来不得不放弃参拜，多次流露的修宪企图也胎死腹中。
伴随冷战结束，日本政治“55年体制”瓦解。1995年，社会党出身的村山富市首相发表“村山谈话”，对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进行道歉。这一立场为后来历届日本政府所承袭。但在此前后，日本安保政策调整力度明显加大，包括制定允许派兵海外的《PKO协力法》，修订日美安保防卫合作指针，制定《周边事态法》等。
2001年，小泉纯一郎上台，日本政治右倾化加速，以深化日美军事同盟为主轴的安保政策调整同时加速。尽管小泉在2005年“战后60年谈话”中沿袭了“村山谈话”的历史认识，但他任内6次参拜靖国神社，所作所为与“村山谈话”精神背道而驰，也令国际社会对日本走向产生新的怀疑。
安倍晋三2012年再度执政后，彻底打破日本战后在历史认识和安保政策之间的脆弱平衡，为日本未来定下了危险方向：安保政策方面，以解禁集体自卫权为标志，解除了宪法对自卫队“专守防卫”性质的约束，将日本更紧地绑在了美国战车上;历史认识方面，试图美化侵略历史，重拾战前以皇国史观为核心的教育理念。安倍把这一整套构想，定位为“摆脱战后体制”。
日本宪法的和平精神、日本国民的和平主义意向、民众通过制度表达和平意愿的政治架构，是战后70年来日本阻止日本政权“暴走”的三道防线。但如今不论是“积极和平主义”“和平安保法制”还是历史教育“改革”，本质上都在抽掉日本战后长期积淀的“和平主义”理念。日本历史学研究会批评说，安倍试图抛弃和平宪法，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允许海外派兵，这是在铺设通往新的战争之路。
安倍晋三虽然希望能在“摆脱战后体制”的基础上重新描绘日本愿景，但是，在错误的历史观和逆时代潮流的安全观引领下“摆脱战后”，非但无助于开创未来，反有可能重返“战前”黑暗时代。日本只有基于对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历史罪行作出真诚的反省和谢罪，与受害国家建立相互信赖的关系，才有可能带来真正的和平，才有可能像德国那样走向“正常国家”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