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名中外的飞虎队名字由来竟是因民众不识鲨鱼？汪精卫和溥仪会面上演“心机斗”？重庆解放碑一度三更其名……
8月17日，区政协办公室、区委统战部、区文联举行了永川区统战政协系统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专题讲座暨文艺演出。讲座请来重庆大学谢祖全教授，以邮政文化的角度出发，解读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击日本侵略的悲壮历史。
区政协主席刘祥全，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杨玉芬，区政协副主席魏智、马玉平、李光远、罗朝友等参加，副主席钟代华主持政协讲堂。
有人把“鲨鱼飞机”叫“飞老虎”
讲座上，谢祖全教授结合各国发行的一枚枚珍贵的邮票，带领与会者回顾了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悲壮历史，以及一个个鲜为人知的小故事。
其中关于著名空军“飞虎队”名字的由来；溥仪和汪精卫会面“斗心机”；毛泽东替戴安澜写挽诗；解放碑三易其名等小故事，引起了听众的兴趣。
“飞虎队”全称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正式名称为美籍志愿大队（英文：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简称AVG）。创始人是美国飞行教官陈纳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日开战前夕成立、由高薪聘请的美国飞行人员组成的雇佣兵性质的空军部队，在中国、缅甸等地对抗日本。
由于中国内地居民从未见过鲨鱼，于是误将这些飞机称作“飞老虎”，昆明一家报纸上便使用“飞老虎”一词来形容志愿队的飞机。航空队里的中国翻译见到后，将其翻译为“Flying Tiger”这个名字告诉给陈纳德，于是将航空队命名为“飞虎队”。
汪精卫和溥仪都是让人为之一叹的人物，这两个人都做过日本人扶持下的傀儡政府首脑。1943年，在日本人的操纵下，汪精卫曾到“满洲国”的伪都长春与“康德皇帝”溥仪进行会面。这次会面不仅让汪精卫颜面尽失，他自己也因此痛哭不已。
说到这次会面，还得提到一段历史。1909年，汪精卫埋炸弹暗杀溥仪的父亲载沣。事败之后，他在狱中写下绝命诗：“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一度引来有识之士拍手称赞。
1943年，日本人安排汪精卫和溥仪双方进行会面。为了这次会面，双方斗起了心眼，特别是汪精卫和溥仪为会见的礼仪产生了很大的争执。汪精卫坚持一定要以两国元首礼仪相见，而溥仪则坚持以旧制礼仪相见。最后在日本人的斡旋下，双方商定采用西礼，同意汪精卫入宫和溥仪互相握手，互相致意。
但当汪精卫走进伪满皇宫时，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只见溥仪站在高高的台阶之上，俯视着走上来的汪精卫，而汪在礼仪官的指引下则立于台阶之下，在礼仪官的“一鞠躬”的呼喝下，汪精卫猝不及防，勉强行礼，三鞠躬毕，溥仪与汪始才握手，其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让汪大感受辱，气愤不已。
当天，汪返回下榻的宾馆，一个人反锁屋门，里面传来痛哭声。
重庆解放碑曾三易其名
重庆解放碑曾三易其名，尽管它的历史非常短暂，但它的历史文化却因跨越两个不同时代而显得非常厚重。其实，重庆解放碑从修建至今才74年，在历史长河中，它只是一瞬。但它在中国近现代的巨变中，则三建其碑、三易其名，反映了近代中国两次重大历史变迁。
1941年12月，蒋介石为树立全中国人同仇敌忾的精神，坚定抗战信念，在重庆市区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即市区都邮街广场，一个被日军用炸弹爆炸形成的大弹坑上，建起了一座“精神堡垒”，意指坚持抗日的精神丰碑。从沦陷区进入重庆的抗战将士和难民，看见“精神堡垒”，抗日信心大增。从重庆出发的抗战将士，也都要在“精神堡垒”前宣誓，以鼓励信心和力量。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的抗日战争也随之结束。重庆各界及广大市民得知喜讯，数十万人潮水般拥向“精神堡垒”和较场口广场，欢歌笑语不断、鞭炮鼓锣震天。时任重庆市市长的张笃伦，提出并决定在原“精神堡垒”旧址上，建立宏伟的“抗战胜利纪功碑”，以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陪都重庆也于11月30日解放。1950年10月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对抗战胜利纪功碑进行改建，将碑文改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简称解放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