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和禅让这两个词，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是不沾边的，历史上或者传说中的禅让，是尧舜禹时期的事情，据说他们考察了继承人，将自己首领的地位让给了并不是自己后代的继承人，被后人所称赞，但是秦始皇怎么也会想到要禅让呢?他好不容易打下来的秦朝，难道也要让给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吗?这件事情史书上又是怎么记载的?
秦始皇一直为后人诟骂，甚至连长相也被描述得极其阴险——“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但以常理而言，这种长相可能跟他少年时期在赵国颠沛流离，营养不良有关。秦始皇被世人误解的，不只是他的长相而已，还有他的真实为人。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改用新的帝号，自称始皇帝，并规定继任者称二世、三世，以至于万世。这是《史记》所记载的。但是自西汉起，一直有一种说法认为，起初秦始皇曾经有过要用禅让制传位的念头。这似乎与人们心目中乖张、暴戾而且疑心病重的秦始皇扯不上边。然而，近现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这个说法，因为确实有史料显示了蛛丝马迹。
西汉刘向所著《说苑·至公》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召集群臣商议国家政权交接的事，他说：“古代有五帝禅让，又有三王代代相传，你们认为哪一种更好?我想采用最好的方法。”在场的博士都不说话，只有鲍白令之回答说：“如果以天下为公，就会禅位给贤能者;如果把天下当私家财产，则会在家族内代代相传。由此可知，五帝以天下为公，三王以天下为家。”
秦始皇帝仰天而叹道：“我的德性可比五帝，我将让天下人共管社稷，可是，谁能接替我呢?”鲍白令之毫不留情地说：“陛下行的是夏桀、商纣之道，却想学五帝让位于贤者，这不是陛下你所能做的事。”
泰始皇帝闻听此言大怒，道：“令之你往前站!你凭什么说我行桀、纣之道?如果说得通则罢了，如果说不通你就别想活了。”令之不紧不慢地说：“陛下你大兴土木，后宫女人数百，倡优过千。为了自己的享受，耗尽天下民力。你还偏驳自私，不能推己及人。陛下你还说自己的功德压过一切君主。以你这样的德性怎么能和五帝比，你又怎么有资格管天下呢?”
一席话说得始皇面有惭色，过了很久才说：“令之所言，是让我当众出丑啊。”于是罢谋，自此再也不提禅让了。
在上面这段话中，秦始皇起初自比于五帝，打算仿效他们以禅让的形式传递王位。“五帝”在历史上有三种常见说法，一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见《世本》;第二种说法是太白皋、炎帝、黄帝、少白皋、颛顼——见《礼记·月令》;第三种说法是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见孔安国《尚书序》。
三皇五帝在历史上被奉为德性的最高典范，当时参加会议的博士们可能都认为秦始皇比不上五帝，又不敢说，于是集体沉默，只有鲍白令之出言将秦始皇斥责了一番，秦始皇才因此取消了原来的想法而“无禅意”。
对于《说苑》中的这段记载，过去人们一般都不大相信，大概是因为人们对《史记》的绝对信任。此事在《史记》中没有记载，而《史记》不记的内容，后世学者们往往会不予以承认。再说，说那个赫赫有名的专制暴君秦始皇有禅让思想，像是天方夜谭。所以《说苑·至公》的这段材料，长期以来没有受到人们重视。
然而，我们若将《说苑》中的这段资料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有关内容相对照的话，就可以发现，两者在某些方面是相吻合的。而且，按照当时的客观事实，此事也是可能发生的。
首先是博士议政的说法一致。秦始皇时期曾设置很多博士官以充当顾问。凡朝廷要制定或要实施某些重要政策之前，往往先叫博士们或臣僚们加以讨论，最后由秦始皇斟酌参考，决定是否执行。用什么方式传王位是有关秦王朝当局加强政权建设、巩固统治利益的大事，所以秦始皇自然要召博士们来议论—番。这一点在《说苑》和《史记》中都有记载。
只是接下来，两本书有了分歧，《说苑》提出“禅让”的说法，但没有了下文，而《史记》则根本没有“禅让”的记载。联系到秦始皇后来“二世、三世，乃至万世”的打算，人们选择相信《史记》。
不过，看历史不应该只看一家所言。《史记》本身孤证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也不少，所以以它作为评判其他史书的标准难免有失偏颇。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也让后人对《说苑》的记载产生怀疑，那就是，《说苑》的作者刘向是王莽的得力助手，而王莽是假借“禅让”篡位的。当时刘向为了给王莽篡位造势，不惜篡改前史，特意制造了新五行学说，这种行为难免让后人对他的人品产生质疑，也会自然地想到刘向这段文字是为王莽造势用的。
实际上，秦始皇有禅让思想是有可能的。战国时曾一度流行“让贤”说，很多人不但深信尧舜禅让是真事，而且还有人效而行之。魏惠王曾打算让位给惠施、秦孝公想要让位给商鞅，燕王哙则是真真实实地让位给予之。虽说“禅让”之说是儒家吹捧的，而秦国向来崇尚法家思想，但是其统治者也难免受到影响。
秦始皇成功地统一全国，认为自己的功德足以压倒一切帝王，应该与尧、舜等古圣贤王在一个高度，所以极有可能想搞一番行禅让的举动，以显扬美名。
这或许只是作秀，却是有可能发生的。刘向虽然有过劣迹，但《说苑》中的记载也不可能完成是无中生有的荒诞之说。从这个意义上讲，《说苑·至公》中这篇记载可以作为《史记》的补充资料，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史料。
那么，如此有参考价值且甚为重要的材料为什么会长期被人们忽视和否认呢?总结一下，应该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尧舜历来是人君的典范，而秦始皇则向来是被唾骂的暴君，特别是在西汉初期，人们对秦始皇的残暴、苛政耳闻目见，认为秦始皇不配与尧舜相提并论，因此不愿意讲述秦始皇欲仿尧舜行禅让这件事，史料难免不完善。司马迁是汉初人，一来不能免俗，二来作为治史严谨的他，在资料不确定的情况下，不记此事也是可能的。
其二，人们对《史记》的可靠性过分迷信。作为正史之首的《史记》，其内容往往是史家们、学者们考证史事和研究历史问题的权威性材料。汉代一流学者、史学家班固在所着的《汉书·司马迁传》中评价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基本上是学术界评价《史记》的主流态度。再加上有关秦始皇的事迹多见于《史记》，其他的书籍记载甚少。因此很自然地，《史记》中这部分内容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最高标准。
其三，人们对《说苑》的史料价值认识不够。《说苑》—般被看做是杂史，其史料价值及学术地位大大低于《史记》。但这并不能说它的材料就不可信，也不能因为与《史记》相左就完全摒弃其他材料了。
一方面，秦始皇一生事迹颇多，司马迁在有限的篇幅中有遗漏或忽略，甚至是有意识地不记，是完全有可能的;另一方面，《说苑》是刘向根据朝廷秘藏档案、书籍写成，其中有一部分内容已散佚，只在《说苑》中保留了一点遗文琐语。从这方面讲，《说苑》的确值得珍视了。
再者说，刘向所处的西汉与秦始皇时代相距不远，西汉人所记述的秦始皇事迹该不会有太大的走样与讹误。加上西汉后期的人对秦始皇已不像汉初人那样憎恨，不会排斥在一定的场合下提及并且认可秦始皇的某些具有善行性质的行为。刘向或许正是掌握了这则资料，并且在编撰《说苑》时用上了。
秦始皇真的想过禅让吗?由于目前还没有更多的证据加以论证，所以还无法确定最终的答案，但是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应该给秦始皇的人品作一个新的评价，所谓的专制暴君竟还有如此深明大义的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