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肺炎十分的严重，其实主要还是就是比较容易传染了，所以显得十分的可怕，但是做好防护作用就好了，最近在看大明历史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明末的北方好像有发生过鼠疫，那么有的人问了，这到底是怎么解决的呢?在当时的话，还有当时的这个的瘟疫的危害又有多大呢?下面我们一起分析看看!
崇祯十六年七月，通州一带突然出现一种“疙瘩病”，迅速传染，有的家庭全家无一幸免，以至于无人收尸。这种烈性传染病之所以叫“疙瘩病”，是因为患者身上会长出疙瘩一样的肿块，而这正是鼠疫患者典型的淋巴肿大症状。感染肺鼠疫的患者基本朝染夕亡，有的地方由于瘟疫太过恐怖，民间连凭吊死者的基本礼节都废除了。
这段文字我们得以一窥鼠疫危害和恐怖的缩影。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威廉·H.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中说：
某个地区之所以会有瘟疫肆虐，很可能是因为该地区之前的环境稳态被破坏了，病原体与人畜之间的关系失去了平衡，瘟疫就会爆发，感染并且杀死大量的宿主，直到环境形成新的稳态为止。
在各种文献的记载中，古代人们总是把烈性传染病笼统地称为“疫”，而明朝末年肆虐各地的“疫”应该不是特指某一种传染病，而是多种传染病的统称。从各种细节来推断，其中最为严重的一种，很可能是鼠疫。
1、鼠疫传播的原理
鼠疫是由鼠疫杆菌引发的，主要存在于自然界一些啮齿类动物的身体中，这些小动物身上往往会有诸如跳蚤一类的寄生虫。跳蚤吸食了患病宿主的血后，鼠疫杆菌会在跳蚤的前胃棘增生，造成前胃阻塞，这一效应被称为菌栓。有菌栓的跳蚤由于前胃被堵住了，吸食的血液便很难进入胃里被消化，这让跳蚤始终处于饥饿之中，于是更加疯狂地吸血。当这些跳蚤吸食家鼠或者人类的血液时，血液会在跳蚤体内与鼠疫杆菌混合，之后再回到宿主血管里，造成新的宿主感染，这就是鼠疫传播的基本原理。
通常来说，各类啮齿动物和它们身上的寄生虫往往距人类生活区域较远，如中国北方一些荒漠草原地带，在这些地方，鼠疫杆菌会局限在特定范围内传播，形成“鼠疫自然疫源地”。然而，随着农耕区人口压力的增大，粮食越来越匮乏，为了填饱肚子，一些农业人口迫于匮乏的压力而被挤压到新的环境里开荒，这种行为便无意中打破了“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平衡。
2、鼠疫扩散途径
鼠疫向人类社会扩散的途径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关于家鼠的，家鼠和开荒的人类一起迁移到新地之后，会和当地啮齿类动物接触，这些家鼠也就会因此被跳蚤叮咬而感染鼠疫杆菌。家鼠和人类的关系一向密切，当它们回到自己的住所时，带回的跳蚤便可能叮咬人类，人类聚居区内的广泛传播也就开始了。
联系明朝的户籍制度，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不得自由流动，“如鸟之在笼，兽之在柙，虽欲放逸了，有不可得”。但是这些周密的牢笼在明末大灾难下被瞬间冲破，原本长期生活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的百姓，对局部地区的微生物环境已经产生了适应性，在旱灾和蝗灾接连洗礼下逃到其他地区，人口的大量流动会搅动各地微生物环境的平衡，为传染病的大规模扩散提供了绝佳的条件。
第二种传播途径是关于人类自身行为的，在一些“鼠疫自然疫源地”，会有一些啮齿类动物在巢穴里贮藏一些诸如谷物和草籽之类的食物，如果当地发生了饥荒的话，粮食的匮乏会把一些灾民逼入绝境，他们就会去挖掘啮齿类动物的贮粮以填饱肚子，在挖掘巢穴的过程中极有可能被跳蚤叮咬而感染鼠疫杆菌。
整个明朝276年的历史中，全境内共计发生各类天灾1 011次，平均每年发生3.7次，尤其是明朝后期，天灾之密集、惨烈简直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大明万千黎民连一年安度都成了奢望。
从万历末年开始，山东、陕西、河南等地连年大旱，赤地千里，庄稼颗粒无收，深陷饥荒的人们不得不拓宽自己的食谱以求活命，将一些平时不会食用的东西变成食物，比如一些啮齿类动物，其中染了病的动物更容易被捕捉和捡食。原本已经因为饥饿而免疫力低下的人再接触这些病菌的载体，便很容易被感染。加上蝗灾不断，“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许多地方甚至出现“易子而食”的地步，如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山东“子女贩若牛羊，死者枕藉于野”，又如崇祯二年(1629年)陕西延安府草木焦枯，人人以蓬草、树皮、石头为食，更有甚者抓小孩、单行的人烹煮而食，而由于人肉燥热，这些食人者过几日也相继死去，县城外数个死人大坑都无法容纳数不胜数的尸体。
此外，四处征战的军队进入疫区，那横扫全国多个省份的鼠疫疫情就会随之而起，明朝末年大规模农民起义以及清军入侵，彻底击垮了本就腐朽不堪的农业帝国，造成了鼠疫大规模爆发。据推测，明清更迭之际，华北三省死于鼠疫的人数不低于500万人，明末全国1亿人口到了顺治八年，只剩下6000万左右，消失了40%之多。
崇祯十七年(1644年)，天津总督骆养性奏称，八月天津遭遇一场严重的疫情，大多数患者感染后迅速死亡，致死率很高，传染性极强(这就是鼠疫的典型特征)每天病死的有数百人之多，被传染病灭门的家庭多到“排门逐户”的地步，天津全城“棺蒿充途，哀号满路”，街上摆满了棺材和裹尸的席子，路上全是失去亲人者的哀号。而这场恐怖的传染病是由李自成的军队带来的。
据《怀来县志》记载：“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五日闯贼入怀来，十六日移营东去，是年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
疫情于北京、河北一带四处蔓延之际，李自成的军队一头扎进疫区，四处抢掠，不仅给病原体带去了无数的宿主，不断行进的军队更是将疫情扩散到四方，造成巨量的人口蒸发。
3、鼠疫与眀亡清兴
“街坊间小儿为之绝影，有棺、无棺，九门计数已二十余万。”鼠疫给明朝末年的百姓带来的危害是深重如地狱的，而对国家的打击也是一样，崇祯十四年(1641年)鼠疫传至北京，仅在1643年的8月到12月短短四个月，京城死亡人数竟高达五分之一，鼠疫不分对象，无论平民、商人，亦或是帝国的京军，亦遭此浩劫，“大疫军死者众”，守城的五万明军“衣装狼狈，等于乞儿”，在鼠疫肆虐京城三年后，闯贼陷京师。而历史仿佛开了个玩笑，由大量流民构成的闯军同样深受鼠疫困扰，而由于鼠疫传播的媒介—跳蚤讨厌马匹的气味，以骑兵为主的清军幸运地免疫，顺手击溃了羸弱的李自成和腐朽的南明政府，最终夺得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