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欺少年穷”，正式“王彦超给了赵匡胤十贯钱”故事。后汉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是未来的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人生无比灰暗的一年。这位时年二十岁的“开封官二代”，正赶上“后晋”变了“后汉”，亲历了开封的战火浩劫，身为高官的老爹赵弘殷也失了势。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眼看要揭不开锅。刚结婚没几年的赵匡胤，也就毅然结束了“啃老”生活，一跺脚外出闯荡，誓言要凭自己一身武艺，打拼出一番天地来。
可理想很丰满，乱世太骨感。离家后的赵匡胤，闯了好些个地方，无一例外都闯得头破血流。身上的盘缠曾被强盗抢了个精光，流落到长安时，身上就剩了两块冷干粮。后来连干粮都没有了，甚至还跑到寺庙的菜地里偷莴苣吃。比起野史里那“千里送京娘”的英雄风采来，真是怎一个灰头土脸了得。
也正是在尝尽了太多世事辛酸后，没脾气的赵匡胤也想着走捷径——靠父亲从前的“老关系”谋个前程。怀着这坚定信念，他又从北方一路跋涉，来到复州(湖北仙桃)投奔父亲的“老同事”，复州防御使王彦超，满以为能在这位“邻家大叔”麾下有个一官半职。没想到这位“王叔叔”却十分冷淡，只是塞过来十贯铜钱，就把这“赵大侄子”打发走人。
如此一幕，也正如学者顾宏义的评价：“大概王彦超不会料到，当时自己像打发叫花子一样对待的落魄汉(赵匡胤)，在十数年后会成为能主宰自己生死的天下第一人。”
而放在一些“鸡汤文”里，这位王彦超“大叔”也遭到过不少嘲笑，俨然成了有眼无珠的势利眼。但事实上，这人，没那么简单。
虽然与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是“老同事”，但王彦超的战场生涯，显然传奇的多。十二岁的时候，他就作为后唐将领征战沙场。后晋年间石敬瑭给契丹做“儿皇帝”，割让燕云十六州时，他就是后晋“外交官”桑维翰的随从，等于亲身参与了“交接”。后汉至后周年间，特别是“打发走”赵匡胤后，他又踏上了抗击辽国的战场，多次跟随柴荣痛击契丹精锐，闹哄哄的五代十国时代里，公认的一代良将。
而比起战场上的大杀四方来，这位良将更有个出名的品质：厚道。
比如早年跟随后唐名将李继岌作战时，正赶上后唐朝廷政变，昔日位高权重的李继岌，分分钟成了不如鸡的落毛凤凰。李继岌身边的心腹们纷纷叛变跑路，却唯独王彦超不离不弃，一直忠心耿耿跟在李继岌身边，直到李继岌身亡。放在叛变反水甚至“黄袍加身”成习惯的五代十国年间，这厚道，着实异类。
带兵风格也是异类，别的“名将”多喜欢纵兵奸淫掳掠，他却治军严格，“所至民安之”。别人打仗不择手段，宁可尸山血海也要打赢。他却常在战事激烈时叫停，只要能减少伤亡，能劝降敌军就去劝降。这样一个厚道且有原则好军人，怎么偏偏对“大侄子”赵匡胤势利眼?
首先一个原因，就得看看赵匡胤当时的境况。别看这是王彦超的“故人之子”，可就算是赵匡胤的老爹赵弘殷，也只是王彦超多年未见的老同事，此时隔着千山万水，突然冒出个“大侄子”跑来求工作，而且这“大侄子”一路颠沛流离，浑身衣衫褴褛，满眼一幅穷困潦倒的模样，还拍胸脯说自己是一代英才，这人，能信?
更何况，此时正是中国古代史上乱到糟心的“五代十国”乱世。北方的五个王朝，总计国祚就才53年，平均每十年就要改朝换代。“五代”里的十五位“九五之尊”，七个是靠篡位政变上台，其中五人的“篡位”，更是以骨肉相残为方式。那个年月里，“部下反大将”甚至“大将反皇帝”，全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放在王彦超这样的“防御使”身上，日常收个部下，真要瞪圆眼睛。突然冒出来的赵匡胤，怎么能信?
换句话说，放在那个时代，除了像后来赵匡胤的“老上级”郭威(后周太祖)那样，有着犀利眼光的英雄外，当时那个落魄模样的赵匡胤，走哪都很难有人收。王彦超看不上赵匡胤?真是很正常。
而另一个原因是，“王彦超给赵匡胤十贯钱”这事儿，看上去很势利眼，但放在当时，已经很不错了。
五代十国战乱，一个出名的后果，就是严重的“钱荒”。铜钱早已是“久绝铸造”，大量的贵金属被有钱人“藏储私事”。民间老百姓用的，多是铅钱之类的“恶钱”。一枚铜钱在后汉年间，往往能抵百枚铅钱。如此兵荒马乱的年月，遇上一个多年不见的“落魄故人之子”，王彦超“出手”就给了赵匡胤十贯钱，那真是一笔不小的钱。
比比赵匡胤接下来的遭遇，就知道王彦超做得怎样。被王彦超“打发”走后，赵匡胤又投奔了父亲的好友——随州刺史董宗本。论关系，董宗本比王彦超亲的多，也就收留了赵匡胤，可董宗本的儿子董遵诲，却对赵匡胤无比忌恨，逮着由头就各种挤兑，终于气的赵匡胤拂袖而去。相比之下，关系没那么“亲”的王彦超，做得已是很不错了。
在青年赵匡胤这一段尝尽世态炎凉的悲催人生里，王彦超做的，已是非常厚道。
所以，对于赵匡胤来说，这一段磨难，他真没当事儿。别说是“塞钱”的王彦超，就算是羞辱过他的董遵诲，后来在皇宫里与他再见，吓得当场就在他面前“伏地请死”。赵匡胤却是哈哈一笑，摆摆手这事儿就过去了。
对董遵诲都如此，对王彦超更如此。一次与王彦超喝酒，喝高了的赵匡胤，也问王彦超那时“何不纳我”。王彦超忙回答说“勺水岂能止神龙耶!”赵匡胤又是哈哈一笑，第二天又“遣中使慰谕”。经历过那个苦难年代的他明白，王彦超能做到那样，真是不容易了。
所以相比之下，赵匡胤对那个乱世印象最深的，与其说是自己受的窝囊气，不如说是他在那一番颠沛流离里，亲眼见证的民间苦难。正是这深刻的苦难记忆，支撑了他在位十七年的坚定信念：力排众议废除了五代时期的大量苛捐杂税，十多年如一日鼓励垦荒，“优待文官”的他，更以酷烈手段，严惩五代时期流毒般的贪暴害民现象。甚至软硬兼施，铲除了唐代以来“藩镇作乱”的土壤。每一个举措，都来自当年的刻骨铭心。
而在这样的变革时代里，当年“厚道”的良将王彦超，也是“厚道”依旧。从“杯酒释兵权”起，他就主动“配合”宋太祖，交出了手中兵权，也因此继续安享高官厚禄。宋太宗年间时，他更主动“知止”，辞掉一切闲职。致仕回家后，晚年更是低调善终。如此作为，也正如北宋学者曾巩的评价：“时以为彦超居富贵能知止足。”
比起好些人津津乐道的，乱世里“识人”的眼光来，“势利眼”王彦超的一辈子更证明：眼光可以有差距，但真正的格局，是做一个有原则有良心，识大体顾大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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