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间时，老师只让学生在走廊玩。”近日，有家长反映，在上海一些小学学生课间不能自由玩耍，并将这种现象戏称为“圈养”的课间放松方式。有学生说，除了上厕所，他们下课“不可以”出来玩，课间只能呆在教室写写字、看看书。据了解，学校这样做的主要起因是为了保证学生课间玩耍的安全。
我一直庆幸自己生在农村，在没有升学压力的环境中，与兄弟姐妹、玩伴们度过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那时虽然生活艰辛，经常挨饿，但大多数时候是快乐的，至今忆起仍充满甜蜜。而现在，我们的孩子呢？可以说，他们没有童年，独生子女的他们本来就不知兄弟姐妹是何物，从小塞进幼儿园，一直到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上课下课，按部就班，回到家就锁进屋子，根本没有和同伴玩的机会。
他们可以和同伴玩的机会，一是假期，一是课间。城市的学生，假期里要参加这个班那个班，学完钢琴学绘画，哪来玩的机会？惟有课间，短短的数分钟。而上海不少学校的学生，连仅存的课间也被无情的剥夺了，学校不准学生课间下楼，只能呆在教室里！
看完这则新闻，笔者心中充满同情与悲情。玩是孩子的天性，如今却被学校当成“少年犯”，在学校里“服刑”——六年的“小学刑”！望着室外的阳光，操场上的秋千，这些被“圈养”在教室里的、天性活泼的孩子们有多么郁闷啊！试想一下，这样的读书环境对小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
一首新流传甚广的新童谣唱道：“我去上学校，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着炸药包？我去炸学校，一拉线，我就跑，学校一会不见了。”现在想起来，这首令人哭笑不得的新编童谣不正是小学生们心声的无奈表达么？
不知那些下“课间禁玩令”的教育工作者有没有想过，这种扼杀儿童天性的教育方法是否适当？先不说此举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与时下教育部门大力提倡大课间的精神格格不入，将心比心，如果你是孩子，或者你是孩子的家长，你会同意校方这种不人道的做法吗？
其实，早在19世纪后半期，被誉为“历史上的第二个牛顿”的英国著名教育家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就提出了“逃走教育，快乐教育”的教育理念，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让孩子成为一个快乐的人，教育的手段和方法也应该是快乐的。因此“对儿童的教育应当遵循心理规律，符合儿童心智发展的自然顺序”。
得此真传的西方教育，把尊重孩子好玩的天性放在小学教育的第一位。甭说是课间，即使在课堂，教师也不会要求孩子正襟危坐，不能越雷池一步，而是与孩子玩成一块，在学中玩，在玩中学。这样的教学方式培养出来的孩子，虽然在基础知识的扎实与深厚方面比不上中国的孩子，但他们的人格是健全的，心理是健康的，求异思维与动手能力是有保障的，最主要的是：他们拥有真正的童年，他们的成长是快乐的！而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孩子成长是不快乐的。
虽然，近年来我们的教育界也开始反思“中式教育”的弊端，并逐渐接受素质教育、快乐教育的观念，但由于教育评价系统的单一与刻板，高考指挥棒功能有增无减，在这把达摩克利斯剑下，什么素质教育、快乐教育，全成镜花水月、海市蜃楼。于是，有人戏称我们的“素质教育”是“应试素质的教育”。
当然，上海这些小学也是有“苦衷”的，就是怕这些娇生惯养的孩子在玩的时候磕伤碰伤从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即使这是事实，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而非要把孩子禁锢在教室不可。譬如说，增加设施的安全投入、配备更多的安全保障人员、为孩子买安全险等等。总之，用剥夺孩子自由的方法保证孩子安全是一个残忍的笨办法，是不可以接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