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 贺州 董全吉
尽管，家谱伴随着婚姻、仕途需要，曾经在很早就兴起；但是，随着隋唐废中正、兴科举，朝廷用人主要根据考试成绩，不再完全依据士族的门第出身，士族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权。因此谱牒也不再具有从前据以选官、品人的作用了。谱牒衰绝之后，到五代北宋时期，即使那些确实出身于历史上的门阀士族的人们，也搞不清自己的来历了。
天禧五年（公元1022年），真宗谱诏要求官员“各述祖宗本末，以进朕省览”，官吏叙本族谱引，需要上报朝廷。但是，此时还没有进入民间的修谱。
欧阳修主持修订《新唐书》，感觉谱牒十分匮乏，也就十分重视谱牒。可是，自家的族人却不知或不清楚本族的世系，这样的背景下，京师诏修百官家乘，在主持编篡国史《新唐书》中设置了《宗室世系》、《宰相世系》，用以记录李姓皇族的世系和唐代369名宰相的世系。可是，自家的族人却不知或不清楚本族的世系。修定《新唐书》后，又编修自家的谱《欧阳氏谱图》。不久苏洵也编成《苏氏族谱》。欧苏二人在修谱的体例上都使用“小宗之法”，即以五世祖作为家族始祖。苏洵在谱引基础上也作了真正的《苏氏族谱》。从很多资料证实，苏洵是在欧阳修完成《欧阳氏谱图》，才到苏洵完成《苏氏族谱》。司马光、欧阳氏首开修谱之风，才有了不同于平时应付式的即苏洵等人的“苏氏谱引”。
何谓“诏修百官家乘”，就是，下诏要求每个官吏必须修写自己的“家乘”家谱。
1，“谱牒”的三种形式
家谱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是由记载古代帝王诸侯世系、事迹而逐渐演变来的。
先秦时，社会上流传有《周官》、《世本》等谱学通书；秦汉以后，又出现了《帝王年谱》、《潜夫论.志氏姓》、《风俗通.姓氏篇》等谱学著作。
关于中国家谱的起源问题，历来就有几种说法：一说起源于周代，一说起源于战国秦汉时期，一说起源于宋代，更有一说起源于周以前的甲骨文、金文家谱甚至更以前的口头家谱和结绳家谱。有学者认为，根据历代文献记载和本世纪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考证，中国家谱起源于商、周时期比较可信。
当文字产生以后，人们就用文字把这种血缘关系记录下来。这就是谱牒。
商以前还没有较为完整的谱牒，连司马迁也没有见到过。司马迁说的《谱牒》、《牒记》都是周以后的东西。
到春秋时，谱牒相当盛行了，不过由于这种东西并非专门著作，不能登大雅之堂，传到今天的连一种也没有。周代谱牒现在虽然亡佚干净了，但汉朝人看见过，对它的内容和形式作过一些描述，战国以后成书的《周礼》、《礼记》对它有片断的论述。
魏晋南北朝时战争连绵，家族迁徙频繁，怎么防止庶族迁到新地方后冒充士族高门？这就需要有一种文献把天下的士族记载下来，这种文献就是谱牒。“谱牒”的文献，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个家族之所以在一个地方兴旺发达起来，必有几个人对家族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或者做过朝廷要员，或者做过封疆大吏，他们的子孙就为他们立传，表彰他们的功绩，显示自己家族的身份。这是最初级的形式“家传”；
家传是传而不是谱，只能记载家族名人事迹，于是有人以家传为基础，以家族的世系为脉络，把包括名人和非名人的所有族众贯串起来，注明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这就是第二种形式即“家谱”；
家传、家谱都是私家撰述，不具法律效力，必须有一种得到朝廷认可的官撰的谱牒，才能据以确定谁是士族，谁是庶族．才能据以选官、论人和通婚。朝廷设立专门的常设机构图谱局主持撰修工作，置郎和令史等官来执掌（《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载沈约语），并汲收对谱牒有研究的学者参与其事。在这种官撰的谱牒中，把天下所有士族的姓氏、郡望都列进去，每姓士族又都详细列其成员的名字、官位及血缘关系，这就是簿状谱牒。所谓“考之簿世然后授任”（《太平御览》卷二一四引《晋阳秋》），“有司选举必稽谱籍”（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指这种官修的谱牒。这是第三种形式，也是最高最典型的形式是“簿状谱牒”。
查谱牒（又叫簿状）。只有官修的谱牒才具有法律效力，才能作为根据，所谓“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这个意思。选拔人才首先要查人才的出身门第，那么负责选拔的官吏，包括吏部官员和州郡中正，必须对全国和本州郡的士族的情况了如指掌，否则很可能因为把寒门列入上品或把高门贬为下品而犯错误。因此不熟悉谱牒的人是不能当吏部尚书的。
2，谱牒到唐末五代彻底衰绝
春秋时期，家谱盛行，但不是专门著作，也没有一个文本流传下来。《史记》里说：“三代系表旁行邪上，其放周谱。谱起周代。艺文志有古帝王谱。又自古为春秋学者，有年历、谱谍之说。”（见 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注①索隐案）；秦代没有家谱文本流传。汉代的家谱，现在可以看到的文本有《帝王诸侯世谱》二十卷、《邓氏官谱》、《扬雄家牒》、颖川太守聊氏所作的《万姓谱》等。此外，还有一些碑刻“家谱”；家谱萌芽于商代，兴起于西周、春秋，那么，在东晋、南北朝时候便达到了一个高峰。魏晋的门阀制度是家谱学兴起的政治基础。门阀士族制度充分发展。朝廷提拔官员，其依据就是家谱。所以家谱之学就成了一种专门学问，有专门的人从事研究。东晋成帝发生“苏峻之乱”，原来的家谱遭到焚毁，后来重修，称为“晋籍”，西晋的著名谱学家是挚虞。编修《族姓昭穆》十卷，触动了一些显赫的大族，遭到弹劾，所以《族姓昭穆》没有成为官书。东晋贾弼之开创中华谱学。贾弼之开创了中华谱学。《百家谱》中记载的100家人才是享受政治权利的士族。唐代时，朝廷设立了图谱局，置郎令官，掌管全国编修族谱事宜。宋代以前，一直是官修族谱为主，民间私修族谱为辅。
唐初的谱学虽然也很兴盛，在官修家谱的同时，民间修谱也较积极，但作用同南北朝的谱学完全相反，不是维护旧士族，而是贬抑旧士族，维护新士族了。《姓氏录》遭到了旧士族的疯狂攻击，说它是“勋格”（意思大约是一种职官品级的表格），他们自己反而认为被收进《姓氏录》是一种耻辱。唐中宗命冲与左仆射魏元忠及史官张锡、徐坚、吴耀等八人依据《氏族志》重新修撰，几经波折，至玄宗即位，才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奏上，复又命柳冲及著作郎薛南金刊定（《旧唐书》卷一八九柳冲传）。此后唐代就没有再修过谱牒了。
唐初谱牒的形式也同魏晋南朝一样，分为私修的单姓族谱和官修的天下望族谱两种。在唐末五代，随着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的瓦解，谱牒彻底衰绝了。那种专门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研究人们血缘世系的官修的谱牒，藏于官府的正本，即人们据以选官和联姻的天下望族谱，因为长期战争和频繁的改朝换代，大多毁于战火。唐末黄巢起义，彻底摧毁了门阀制度。五代时期，征战不已，权贵者大多靠战功升迁而上，基本上没有固定显赫的家族，贵贱变化、更替很快。人们忙于争权夺利，住居无定所。生活不太平，也无暇修家谱，论门第。所以，唐代后期至五代十国时候，政府谱学也就自然消亡。五代衰乱，家谱就荡然无存。
后唐时豆卢革说，朝廷选官，据以考查世系的“文书不完”（《新五代史》卷二八豆卢革传），五代时，豆卢革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崇韬回答说：“经乱失谱牒。曾听先父说：去汾阳王已经四代。”（《旧五代史》卷五七郭崇韬传）可见在战乱中丧佚谱牒是普遍现象。从北宋以后，许多学者曾经一再谈到过谱牒衰绝的这个过程。如苏洵说，自唐朝衰亡，谱牒就废绝了（苏洵：《苏氏族谱谱例》，《嘉佑集》卷十三）；胡应麟说，自五代以后，人们已不崇尚门阀，谱牒之学，遂绝而不传（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庚部卷三九）；归有光说，魏晋以后，根据门阀高下来选官，所以谱牒之学特别兴盛，直至李唐，还十分崇尚，五代衰乱，谱牒就荡然无存了（归有光《龙游翁氏宗谱序》，《震川先生集》卷二）。他们说的谱牒衰绝的过程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谱牒衰绝之后，到五代北宋时期，情况就完全变了。例如宋初的几位宰相，范质、王溥的家世，只能数到他们的父亲，魏仁浦幼时孤贫，父亲叫什么名字，史书上都没有记载，赵普的世系虽然能数到曾祖父，再往上也搞不清了（这种情况均见《宋史》本传）。由于没有了谱牒的记载，家族的世系脉络只能靠口耳相传，时间一久，谁是谁的祖先，谁是谁的子孙，在世的人相互间是什么血缘关系，也就搞不清楚了，家族的世系成了一笔糊涂账，即使那些确实出身于历史上的门阀士族的人们，也搞不清自己的来历了。这就是张载、程颐等人说的人们都已不知道自己的“统系来处”的意思。（张载：《经学理窟·宗法》，《张载集》第258页；程颐：《伊川先生语》，《二程集》第179页。）
3，朝廷要求各述祖宗本末
“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史称“庞勋起义”在大中十三年(859年)，裘甫在浙东地区领导的农民起事，咸通九年(868年)，庞勋在桂州(今广西桂林市)领导驻军起义。两次变乱虽被唐王朝镇压下去，却开启更大规模起事的先声。唐僖宗初年，灾荒连年，黄河以南尤为严重，农民被迫揭竿而起，爆发了以王仙芝、黄巢为首的反抗唐朝腐朽统治的农民大起义。我在《古代的门阀制度与姓氏族谱》论证了“先有黄巢之乱，继有五代之分争，存续了六七百年的士族制度最终在历史舞台上消失。经历了五代十国时期的连年战乱和社会动荡，传世的家谱几乎丧失殆尽，以至宋代时就已很少能见到旧谱，许多家族的世系也因此断了线、失了传。”。使历数百载不衰的门阀士族终趋消融。最终与庶民再无区别，世族的地位由地主绅士阶级取代。
宋朝认识私修族谱对巩固政权有利，持支持提倡态度：家谱由以前历代的取士和婚姻的目的，开始转向尊祖收族，提高家族凝聚力，具有教化功能。实现“尊尊亲亲”、“ 尊祖收族”。天禧五年（公元1022年），真宗谱诏要求官员“各述祖宗本末，以进朕省览”，官吏叙本族谱引，需要上报朝廷。但是，此时还没有进入民间的修谱。宋朝族谱政治作用消失,在修谱上有重大变化,导致明清纂修族谱的用意为教育后代,纪录家族历史,对於传播伦理,穏定社会秩序发挥一定作用。
4，欧阳氏首开修谱的历史背景
欧阳修修谱的原因，是因为主持修订《新唐书》，感觉谱牒十分匮乏，也就十分重视谱牒。在主持编篡国史《新唐书》中设置了《宗室世系》、《宰相世系》，用以记录李姓皇族的世系和唐代369名宰相的世系。可是，自家的族人却不知或不清楚本族的世系。这样的背景下，嘉祐间（1056～1063），京师诏修百官家乘，司马光、欧阳氏首开修谱之风，才有了不同于平时应付式的即苏洵等人的“苏氏谱引”。欧阳修曾与宋祁两个先后主持也参与了撰写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修定《新唐书》后，又编修自家的谱《欧阳氏谱图》。他采用史书的体例和图表方式，将本家族的迁徙、婚嫁、官封、名谥等编成一部新型家谱。不久苏洵也编成《苏氏族谱》。欧苏二人在修谱的体例上都使用“小宗之法”，即以五世祖作为家族始祖。苏洵在谱引基础上也作了真正的《苏氏族谱》。从很多资料证实，苏洵是在欧阳修完成《欧阳氏谱图》，才到苏洵完成《苏氏族谱》，不可能《苏氏族谱》早于《欧阳氏谱图》。
人们说苏洵于至和二年(1055年)开始编《苏氏族谱》的苏氏谱引 ，也有的说苏洵于宋仁宗至和年间(1054--1055)也修成《苏氏族谱》。此时，苏洵还不是正式的修谱。原因有五：一是当时还仅仅为“各述祖宗本末”以应付“进朕省览”的需要；二是，当时苏洵还没有成名，还在应试及第之前。却在嘉祐二年（1057年），苏洵才与其二子同榜应试及第，轰动京师。三是欧阳修主持修订《新唐书》，感觉谱牒十分匮乏，也就十分重视谱牒。可是，自家的族人却不知或不清楚本族的世系，在嘉佑年间（1056年9月～1063年）编修了《欧阳氏谱图》，希望本族子孙能够承祖先家传遗德，光宗耀祖；苏洵也修成《苏氏族谱》。在欧阳修、苏洵的带动下，许多士大夫纷纷编写本族家谱。族谱自南宋以后，内容迅速扩大。第四是：为何说是在欧阳修、苏洵的带动下，也确实证实苏洵之前至和年间(1054--1055)不是修《苏氏族谱》，而是为了应付朝廷省览的“苏氏谱引”，列明自己的祖宗本末而已。是在考取功名后，“嘉祐间（1056～1063），京师诏修百官家乘，司马光、欧阳氏首开修谱之风”，不可能是苏洵首开修谱之风。第五是：欧苏谱例是对北宋欧阳修和苏洵所创立的修谱体例的合称。是指在这两人修谱后形成的谱例。证明修谱在以欧阳修为先导。
欧苏修谱形成“欧苏谱例”后，士大夫纷纷编写本族家谱。
5，苏洵的谱引，不是修谱
苏洵嘉祐元年(1056)进京谒欧阳修后才得以成名：苏洵（1009年5月22日—1066年5月21日）于至和二年(1055年)开始编《苏氏族谱》的苏氏谱引 。然我分析是为了“各述祖宗本末”的需要；还没有到修谱；苏洵的父亲苏序，母亲史氏，苏洵有两位兄长苏澹、苏涣。苏洵少时不好读，19岁时娶妻程氏，到宋景祐三年（1036）27岁，始发愤为学。岁馀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乃悉焚所为文，闭户益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经过十多年的闭门苦读，学业大进。仁宗嘉佑元年（1056），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文风，录取苏轼、苏辙、曾巩等人，苏洵的二子同榜应试及第，轰动京师。嘉佑三年(1058)，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推托有病，不肯应诏。嘉佑五年(庚子,1060)，任为秘书省校书郎。后与陈州项城（今属河南）县令姚辟同修礼书《太常因革礼》。书成不久，即去世，追赠光禄寺丞。“至和、嘉祐间，与其二子轼、辙皆至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其所著书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争传之”（《宋史·卷四百四十三·列传第二百二·文苑五·苏洵传》）。
从进京谒欧阳修，那么，苏洵至和二年(1055年)的苏氏谱引，其实不是真正的修谱。苏洵修谱在至和年间（1054～1056），也就是在成名前，都不属于修谱，而是为了有机会应试及第，而作的“述祖宗本末”的需要。
6,“欧苏体例”创立的修谱体例
欧阳修和苏洵创立的体例即“欧苏体例”是这一时期最优秀的代表，被后世奉为私谱体例的楷模。自宋代欧阳修、苏洵修谱以来，私修家谱促使家谱资料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史书的一些特点。欧苏谱例是对北宋欧阳修和苏洵所创立的修谱体例的合称。事实上，欧氏谱例和苏氏谱例并不相同。
欧氏谱例：是指北宋欧阳修编《欧氏家谱》时所创立的修谱体例。其体直序，世序横推，以图的形式列出祖先世系。每五世一图，以下类推。欧主张“谱图之法，断自可见之世，即为高祖下到五世玄孙”，“远者疏者略之，近者亲者详之。”“惟书生男不书生女，书善不书恶”。其所谓“可见之世”，即由已身而上，父、祖、曾祖、高祖，下及子、孙、曾孙(重孙)、玄孙共九代，亦称九族。所记内容包括传主名讳、字号、仕宦、匹配、享年等。其特点是一目了然，便于查找。
苏氏谱例：是指北宋苏洵在修《苏氏族谱》时所创立的修谱体例。其体平列，世序直陈，用表格的形式记述先祖世系。在表中人名下注出其仕宦、行迹、配偶、死葬、享年并依次书写子孙后代，各代标明辈分。其谱例以五世为表，以宗法为则，详近而略远，尊近而贬远，主张睦族、恤族、化俗。其特点是篇幅大，记载内容多。
在在欧阳修、苏洵的带动下，许多士大夫纷纷编写本族家谱。欧苏谱例实际上就是记载同宗共祖的血缘集团一族源流世系的小宗之法，也是“血缘认祖”的基本修谱方法。其精华是“谱图之法，断自可见之世，即为高祖下到五世玄孙”。
7，欧阳修复兴修谱对修谱的影响
欧苏谱例对于宋朝以后民间修谱的兴起、推广、普及和繁荣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和广泛影响力。汪藻(1079～1154) 北宋末、南宋初文学家。字彦章。德兴(今属江西)人。崇宁二年(1103)进士。《古今图书集成。氏族典。陈姓部》记载宋朝汪藻《御赐陈康伯金线谱序》：“吏部尚书左仆射进封福国公陈康伯请于朝而作家谱，上赐诰以褒之，命吏臣汪藻以叙之”。
“谱牒所载，皆宗族祖、父名讳，见谱即见祖、父也，理宜敬谨收藏，毋得亵渎。莫如用木匣装载，置于香火之上，或藏之书室之中，每逢伏日晒晾，勿使少有蛀烂，所以妥先灵，垂久远也。岁时祭祀之日，各带原本，到祠会看一次，如有鼠咬、油污、墨侵以及磨坏字迹者，祠中之人，即在祖宗前申饬，并凭众罚银三两，归入祠内，以作后日修谱之贽，搞者不得与祭。更有不肖子孙，鬻谱卖宗，或誊写原本，瞒众觅利，致使以假混真，紊乱支派者，众共黜之，不许入祠。”（《咸丰平越杨氏重修小宗祠谱》卷十《原刊条规》）。
家谱一般一房一部，不得多印，掌谱人由房长充任，也有的家族规定推本房之贤能者为掌谱人。 一个家族，往往在家法族规中对家谱的收藏、保管提出严格的要求。如必须将家谱装进特制版木匣，供于祖龛之上，或藏于书室之中，不得随意乱放，以致亵渎家谱。木匣不准移作他用，家谱不准鼠蚀虫蛀、污损油浸、腐败霉烂、遗失散落、私自誊录或借给外姓人观看，违者依家法处罚。如果领谱人敢于瞒众觅利、鬻谱卖宗、出卖家谱者，则视为不孝，从重惩治。现代家谱的续编，应逐步趋向于网络化和适度的公开化，从而给家谱材料的真实性和可利用性创造条件。
许多家族还规定家谱要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族谱重修刻板后，每十年汇稿，三十年续倍，补刻刷印，附装谱后，以免久远难稽。”（《道光香山黄氏家乘》卷一《族规》）一个家族三十年不修谱，即被认为不孝，“修谱不宜历年久远。古人云：谱宜三十年一修，若不遵此，即属不孝”（《民国浦城高路季氏宗谱》卷一《谱训》），出现了这种情况，对族长及族中执事人员要律以不孝之罪，给予国法和家法的惩治。
家谱三十年一修，大体上可以把家族中的两代人衔接起来。三十年是一代人的成长时间。每隔三十年续修一次家谱，就能趁老一辈还健在，新一代又已成长的时候，将三十年里家族中的亲缘关系的变化准确记录下来。如果间隔时间过长，老人陆续死去，族中人丁变化就会记不准确，势必引起血缘关系的混乱。
族人倘有不孝不悌，犯奸为窃、玷辱家声、逆伦伤化者，一慨不准入谱，如果在修谱之后发现了这些“罪名”．还要从家谱上削去名字，严重的株连父兄子弟一起削去名字。私生子虽有亲近的血缘关系，但也不准上谱。
谱牒以特殊形式记载的关于家庭起源、家族形成、民族融合及其繁衍生存、迁徙分布、发展兴衰的重要史籍，凝结着华夏文明的形成、发展、传播及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各种内容，蕴藏着丰富的文化遗产；由於家谱记载的内容又可反映当时的一些重要事件及经历，往往可补充史料的不足，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它对研究我国的人文发展，及其构成有着不可多得的史料价值。谱牒的出现是中国人民尊重祖先的一种自然美德，记录家族历史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5年5月18日10:07荷香月暖作于广西贺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