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夏之交的雨最是润泽，山林被浇灌得水汽氤氲，很适合竹子生长。
那些喝饱了水的小胖笋争先恐后地探出头来，迅速长成高高瘦瘦的模样。它们的长势是那样快：“清明一尺，谷雨一丈”。如果闭上双眼仔细聆听，或许还能抓住它们“哔哔啵啵”拔节的声音
到立夏时分，整片竹林都已经舒展开来，在风中轻晃摇曳。人穿行在簌簌的竹声中，思绪似乎能上接远古，听见风里来自祖先的叮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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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5000年前，华夏的先民们就唱着歌谣走进了竹林，他们伐断修竹，制成武器，在尘砂飞扬的黄土地上追逐走兽，获得了最早的生存资本，也开启了中华文明的漫长征程。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一首《弹歌》寥寥八个字，记录的是中国人与竹子宿世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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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日子里，先民们总是和竹林紧紧依偎着：竹竿可以筑房，竹笋可以果腹，竹条可以弯转成榻，编织成篮，雕镂成器。若是削竹为箭，可以放开拳脚，猎取更多的食材，安身立命；若是伐竹为桥，可以迈开步子，踏足更远的土地，开辟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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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苏东坡曾感叹：“食者竹笋、庇者竹瓦、载者竹筏、炊者竹薪、衣者竹皮、书者竹纸、履者竹鞋，真可谓不可一日无此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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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止如此。箪、箸、笼、筐、筛、箱、筹、笛、篇……辞典里的两百多个竹部文字，每一个都在诉说着竹子对我们生活的重要作用──恐怕再没有哪一种植物能够对人类的文明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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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竹子的应用中最值得一提的成就，关乎一种更高水平的需求。当小日子踏踏实实地过起来时，先民们开始思考如何用他们的智慧和经验庇荫子孙。
于是循着鸟儿的足迹，人们创造了文字，然后截竹制笔，裁竹为片，把文字书写在竹片上，称之为“简”，用绳子将简串在一起，就有了“书”“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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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简书册比金石钟鼎更便于运输，又比古埃及的莎草纸更耐保存，祖先们经过反复的比较和艰难的选择，才确定了这样一种载体，把他们的天地之道、人间至理、箴言劝诫──刻录，并且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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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无论是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还是民生疾苦的社会细节，都被精心地记录下来，传扬开去。文字从社会最上层的小圈子里解放，声势浩大地向更宽广的九州席卷。庞大的民族文化有了一条清晰的传承脉络。
竹简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书籍形式。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文字乃至文化像一江春水汩汩流动，兼收并蓄，包容百川，持续不断地给下游的子民输送着精神的力量，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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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够通过那些经年不腐的竹简，感受古中国文字和思想的力量。正是这些层层叠叠的竹片木牍，为华夏儿女铺下了通往巨人肩膀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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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字，就有文学；有文学，就一定有文人。如果要勾描中国文人的形象，我总是能想象出一个左手持卷，右手执笔的瘦弱书生，他挺拔地站在滚滚红尘中，微微扬起下颚，把不屈的眼神投向远方，一任清风卷起衣袂。
这样的形象竟然和竿竿翠修有一种微妙的神似。有时我们会恍然感到，竹子本身就是一位身着青衫的雅士，潇洒恣意地负手而立，就把生而有节、虚怀若谷、宠辱不惊的东方品格都写在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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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国文人很喜欢种竹在院，好像只要窗畔有竹子静静伫立，就能听见贤者的教诲声声入耳。刘克庄曾写自己“借居未定先栽竹”，大抵也是出于这样一种向往。中国文人在竹子身上发现了更深层次的精神品质，也发现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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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曾引用过日本学者岩山三郎的几句话：“西方人看重美，中国人看重品。西方人喜欢玫瑰，因为它看起来美，中国人喜欢兰竹，并不是因为它们看起来美，而是因为它们有品。它们是人格的象征，是某种精神的表现。这种看重品的美学思想，是中国精神价值的表现，这样的精神价值是高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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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我们已经难以尽数竹子被中国赋予的各种品质了。但只要是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人，见到竹子就总能感受到清幽雅静，感受到与世无争，感受到内心的平和安逸。这种审美体验是举国相通的，它是祖先们一起追逐猛兽时已经结下的默契，是我们独有的沟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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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方知：竹子，早已融入了我们的民族理想与民族性格，融入了中华儿女的基因血脉，成为了华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沿着竹影摇曳的路途前行，
我们应当是无所畏惧的，
因为竹林深处，
总有故人予我们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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