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曾做过一个有趣的统计，发现平均每人每天用于说话的时间大约为1小时，按照汉字来计算，正常语速为每分钟80到160个字，意味着你我每天会说4800到9600个字不等。这些字组成句子，句子汇成语言，语言用于沟通，也让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
人类语言究竟是如何而来？动物界是否存在语言呢？为了解决这两个很“大”的问题，人类学家、灵长类学家、动物学家从“小”入手做过不少研究，比如对比尼安德特人和智人的舌骨和“语言基因”，教黑猩猩“说话”，分析鹦鹉学舌等等，虽然很难明确地给出答案，但是却有了一些共识：人类早期的语言源自很多动物都具备的呼叫声和肢体语，随着喉、脑的演化，语言作为传递信息的工具逐渐完善。动物也能够交流，但所使用的不是我们所说的“人话”，也不是人类所定义的语言。
语言出现的生理基础
人类婴儿在还没有学会站立前，只能“咿咿呀呀”的出声，直到学会站立以后，开始逐渐讲出单音节的词，随着学会了走路，语言能力也跟着突飞猛进，这个开口说话的过程，恰好说明直立在语言形成中发挥的作用。直立给人类带来的是从头到脚的改变，与语言相关的是喉部位置和颅骨形态的变化。
喉部是发声的必要器官。发出声音并不难，气体在进出喉部时带动声带振动就能够出声，声带和肌肉振动的频率决定了音调的高低，包括早期人类在内的许多动物，都可以发声并对声音加以利用，但是除了直立的人类以外，其他动物的口腔和喉咙基本上都是一条直线，所以气流遇到的阻碍少，它们所发出的声音也就相对单一，比如较常采用“指行”的大猩猩能发出大约20种声音，而能够短暂直立行走的黑猩猩就稍多一些，能发出40到50种不同的声音。
对比黑猩猩和人类口腔及咽喉的结构，科学家还发现了促使人类发声的其它原因。由于直立，人类喉头和声带的位置更靠下，距离会厌和舌骨较远，讲话的时候，会厌会向上，保持气流的畅通，因此人类发出的声音更为清晰；黑猩猩喉头和声带距离会厌很近，会厌会阻碍气流，所以它们大多是通过鼻腔将气流呼出，口腔发出的声音少而且含混。直立让人类的头部、喉部、咽部具备了独特的解剖学结构，可以说是人类发声的必要条件，但是要形成语言，还需要大脑的参与。
大脑是语言产生的关键。直立使人类枕骨大孔的位置从颅骨后侧逐渐演变到了颅骨正下方，颈内动脉和氧气通过枕骨大孔向脑部提供能量，脑容量变大的同时，脑部的功能分区也变得明确。古人类颅骨化石虽然无法直接告诉我们古人是否产生了语言，但是其上的沟回痕迹能说明脑部的发育情况。生活在大约200万年前的能人大脑，额叶、颞叶的新皮层已经有所扩大，尤其是负责语言的“布罗卡斯区”和“韦尼克区”，脑沟回的印痕明显。
“布罗卡斯区（Brocas area）”和“韦尼克区（Wernicke"s area）”是人类所特有的，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黑猩猩也没有演化出这些区域，它们是语言中枢所在，“布罗卡斯区”在左脑额叶，该处受损，即使智力不会受到影响，还能够正常发声，但却无法进行语言表达；“韦尼克区”在左脑颞叶，一旦受损，语言能力尚存，但是却无法理解他人的语言，变得“答非所问”，也就失去了沟通能力。因此，这些特定区域大脑皮层的存在和发育，是人类语言与动物发声的本质区别。
从呼叫声和肢体语到语言
喉部和大脑是人类“说话”的基础条件，但从说话到语言，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这个过程得从灵长类动物身上找答案。
灵长类的呼叫声和肢体语。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动物在遇到危险时的呼叫，这种声音伴随着肢体动作，能起到警惕、防御和警告的效果，一方面告诉群体内的成员有危险靠近，另一方面警告捕食者已经暴露了。灵长类动物学家通过对肯尼亚长尾黑颚猴的观察发现，在长尾黑颚猴的群体内有一套完整的“呼叫警报”，不同的叫声能够分别代表靠近群体的美洲豹、老鹰、蛇、狒狒以及人类等等，结合发出呼叫后，群体成员的行动可知，当遇到美洲豹时，叫声所对应的信号为“上树”；当遇到老鹰时，叫声意为“躲避”；当遇到蛇时，叫声是在号召所有成员一起“砸蛇”。这套呼叫声非常有效，而且能够代代相传。
不只是长尾黑颚猴，日本猕猴、恒河猴、黑猩猩、猩猩群体内，都有这样的呼叫系统。但是这些呼叫声无法被称作语言，因为语言不是单纯用来描述“此时此刻”，还需要表述“过去未来”；不仅要表达“具体事物”，还要蕴含“抽象概念”。
抽象概念以及分享复杂思想。人类学家尼古拉斯·尼卡斯特罗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用来解释人类的祖先如何把呼叫声变成了语言。他认为，当早期人类在开阔的草原直立行走时，他们的视野范围更宽更远，能够更早地发现危险所在，也就有更多的时间对接下来的行动进行安排，在解决愈发复杂的情况时，呼叫声需要不断细化，以表达更加繁杂的想法，因此，人类需要将面临的危险用单个呼叫、词语、手势，或者若干个呼叫、词语、手势进行替代，进而刺激了语言的产生。
实际上，尼卡斯特罗的观点是以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理论为基础的，索绪尔提出“语言是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这也是最被广泛认可的语言定义。符号是抽象的，能代表事物，它由形式和内容构成，对语言来说，语音就是它的形式，语义就是它的内容。语言既能交流和传递知识，也能进行思维和记忆。猴子能用呼叫声传递信息，但是无法按照一定的规则组合语素，进而表达更丰富的含义。
举例来说，前文提到的长尾黑颚猴遇到美洲豹会发出意为“上树”的叫声，而拥有语言的人类则能够进一步说明对手是体型多大的美洲豹、从哪个方向来、应该怎么办等等，并通过语言将应对美洲豹的策略传给后代，还能将与美洲豹搏斗的故事讲给后代，成为经验和记忆。所以，从呼叫声和肢体语到语言，能否帮助人类交流、传递、积累知识，是人类语言所独有的功能。
可能许多人在看到“语言是人类所独有的”这句话时，会想到鹦鹉，它们的语言能力似乎比灵长类动物表现得更出色。科学家教黑猩猩说话都以失败告终，黑猩猩华秀（Washoe）、维吉（Viki）、乔姆斯基（Chimpsky）、倭黑猩猩坎兹（Kanzi）、大猩猩科科（Koko），虽然都或多或少掌握了手语，可最为出色的华秀也只掌握了200多种手势的对应关系，而且无法将多个手势按语法规则进行组合，可以说离掌握语言还很远，基因研究发现，一种名为Forkhead boxp2的基因突变也抑制了灵长类语言发展。相比之下，鹦鹉能够学人说话，即使没经过特殊训练，“听得多了”好像也能具备这种能力。
其实除了鹦鹉，八哥、鹩哥都是“能说会道的”鸟类，堪称标准的“见人说人话，见鸟说鸟话”。这是因为它们的胸腔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叫做鸣管，功能类似于人类的喉部和声带，让发声成为可能。而且从某个方面来说，鹦鹉也在“直立行走”，因此它们的口、鸣管的角度也与人类相似，呈略大于直角的钝角，再加上灵活的舌头，便于控制气流，从而发出丰富多变的音调。另外，对鹦鹉大脑及基因的研究发现，鹦鹉不仅有与人类相似的“语言区”，在它们的基因中也有与人类相同的语言基因。
然而即便如此，大多数研究认为鹦鹉的“语言”是模仿而非表达，前文提到了语音是语言的形式，语义是语言的内容，语音、语义对语言来说缺一不可。鹦鹉虽然具备了语音，但是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它们理解和认知了语义。
如果说需要是发明之母，那语言就是人类演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发明之一，人类祖先“生而有需，为需发声，言意相合”，借助语言，知识、思维、记忆、文化得以累积和传递，也让如今的我们能够言之有物的交流，永不停歇的思索，津津有味地谈论过去、现在和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