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控制过去，谁就能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也就能控制过去。
网上热议：法家学派的商鞅及其后学著作《商君书》在古代被称为“天下第一禁书”，是历代太傅教太子的教材，民间禁止流传，一经抓获，死罪。暂且不考究言论夸大性，其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等管控方针，既成就了秦国，又把秦国引向了深渊。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中国古代多少朝代如此消亡，多少朝代如此建立，直到中国共产党执政，这一局面才被打破。
一、改革开放前舆情主要的收集与反馈方式
1. 宣传员与报告员
1951年1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指出：“必须有系统地建立对人民群众的经常性的宣传网，即在党的每个支部设立宣传员，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设立报告员，并建立有关宣传员报告员工作的一定制度。”
到底是做什么呢？宣传员就是把党的思想通过读报（啊！伟大的毛主席…）、广播（咳咳，村民们，注意了注意了，上面领导要视察了…）、绘制墙报（老家农村白墙上用刷子绘的“少生，优生，生男生女”那种大字）、黑板报、谈话（少年，今晚来我家给你上一堂政治课）等方式传达给老百姓。报告员就是每两个月向老百姓收集意见并做汇报，要是不去，可会被老百姓告发成为“消极怠工分子”哦。
2.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民意收集
这些人的职责就是代表人民的意愿向中央提出建议，当时这些人所占比例特别少，而且大部分是领导，脱离了人民群众，有时派这些人去各地视察，然后汇报。
3. 信访制度
这个制度建立还是很有意思的，建国初期各地人民的来信主要是汇集到中央秘书室来处理，但是呢当时写信的人太多，而且大部分是对毛主席致敬的信，没办法一一回复，最后不得不交给各地政府有关部门处理。
4. 新闻报道
那时的新闻报道基本上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媒体，例如《人民日报》、新华社的《参考消息》，各种消息需要党内领导审批后才能发布，报道了大量正面的报道（就跟新闻联播一样样的）。
很多舆情反映机制如同虚设，没有反映真实的民情，一些干部隐瞒实情，为了政绩与完成任务，向上谎报。例如：1959年信阳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粮荒，但当地领导仍然把消息封锁，并谎报“粮食丰收，亩产万斤”。错误信息与缺失与，所以众多决策的也跟着失误。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宣告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结束，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改革开放的开始，党和政府的舆情管控机制与方式在此后几年间取得了巨大进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知道方针。对新闻单位的确立以疏导为主、正面宣传为主、弘扬主旋律、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等比较成熟的指导方针。
舆情信息局：1978年10月，中央决定恢复和建立了舆情管控机构，中共中央宣传部，下设舆情信息局，在全国的企事业单位设立舆情信息直报点，汇报为中央领导突发事件，为决策提供参考。
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国家、党政、社会团体选择出发言人，就该组织某一重大事件或问题，面向境内外媒体发布有关新闻或观点，代表组织回答记者的提问。
科学的民意反馈渠道：2000年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的基础上成立国家信访局；2002年十六大提出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重大事项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2008年人民日报社组建网络中心舆情监测室；2009年国家统计局建立12340民意调查热线；2018年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新闻出版管理职责划入中央宣传部，中央宣传部对外加挂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牌子，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电影管理职责划入中央宣传部，中央宣传部对外加挂国家电影局牌子。（以后看国外的敏感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难喽）
对灾难事故的报道：2005年国家保密局和民政部作出决定，因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人数，不再作为国家机密事项，并解密。（这回知道为什么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死亡人数很多年后才公布出来了吧）
信息公开条例：2008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施行。（目前官员们的收入和特殊时期的经济相关的数据没有公开哦）
新闻舆论调控法规：2008年1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应急办法》。
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2016年11月7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
网络评论员：就是在帖子下评论或点赞，起到引导舆论的作用。2004年10月，长沙市委外宣办向市委市政府报送《长沙舆情快报》，为此组建了网络评论员队伍，网评员实行计件工资，底薪600元，按发帖量和评论量拿提成，每发一贴五毛钱，因此官方的网络评论员就被网友称为“五毛党”。
网络发言人：这是在新闻发言人基础上的创新，各级政府或部门在主流媒体下实名回帖。（微博上很火的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火箭军官方微博账号@东风快递，第一天就有十几万人关注）
留言处理：中央与政府建立官网，并开设留言栏目，定期处理留言。
看完后是不是觉得我国近现代的舆情管控系统，比古代粗暴的管控系统要上升了好几个层次？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相比苏联解体，我国虽然保证了社会主义方向，起到了巩固政权的基础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比如：政府对媒体行政干预仍然过多，以公权压制社会舆论，甚至动用公权进行打击报复。例如“鸿茅药酒事件” 2017年12月19日，谭秦东发布题为《中国神酒“鸿茅药酒”，来自天堂的毒药》的网帖，涉事企业以他恶意抹黑造成自身140万元经济损失为由报警后，2018年1月10日，内蒙古凉城警方以“损害商品声誉罪”将谭秦东跨省抓捕。
还有部分官员缺乏对舆情特点与大环境的认识，主观人为干预舆论的发展方向，结果适得其反。
比如：2019年1月3日，环球网报道，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主任王守伟：“非洲猪瘟不影响食用安全”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尤其是@崔永元的炮轰，最后事态发展到2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作为新闻发言人主持会议，研究部署非洲猪瘟防控工作，进行舆情引导。
最后用英国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的长篇政治小说《一九八四》一句话作为“舆情是什么鬼”系列的结尾，“党的口号是：谁控制过去，谁就能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也就能控制过去”。
当你回顾过去，挖掘那些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真相，会发现过去的故事，现在正在重演，将来，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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