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一段时间，媒体上就会爆出一些“神童”事迹的报道，以宽慰和满足我们这个社会上“望子成龙”的普遍心理。确实，如果美国人有英雄情结，那么或许可以说中国人有“神童情结”——父母们期盼有一个即便不能光宗耀祖、至少也出人头地的孩子，完成他们一辈子都做不到的事；即便这样的神童不是他们自己的孩子，那至少也像“别人彩票**”一样，证明这样的机会的确是存在的，因而提供了一种榜样带来的动力。
神童也是人
所谓“神童”，并不像字面上所显示的那样仅仅是指其天赋，因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他是怎么成功的？”正如王安石《伤仲永》这样的名篇所表明的，中国人在文化价值上其实一贯更偏向强调一个人成才过程中的后天因素，否则再好的天赋也会很快消耗殆尽。因此，当看到一个孩子智力出众时，中国人的本能反应会是“此人或此人的父母必定有一套特别的教育方法”。不难看出，这样的想法更强**育过程中的人为因素，而不像西方那样偏重让孩子自由成长，师长则仅仅从旁进行引导。或许正是因此，当年像《哈佛女孩刘亦婷素质培养纪实》这样介绍“成功经验”的书才能在中国成为超级畅销书。
在这种情况下，神童是一个人人都希望他出现的物种——就像前些年，当陕西农民周|正|龙宣布他发现了一头华南虎时，很多人都不假思索地采信了他的说法，因为他们早就在期待着这个好消息的出现，何况这对不少人而言名利双收。去年爆出的“莱阳神童造假”事件也大抵如此：虽然14岁的初中生李向楠“被麻省理工录取”的事并未核实，但当地教育局最初却宣称此事“千真万确”、“为莱阳争了光”，仿佛神童的存在不仅是他和他家庭的事，还代表了当地教育质量。这样的好事，当然有人愿意相信。
不过，如果说天赋异禀的神童“赢在了起跑线上”，那他们却未必是“笑到最后”的人。《关于艺术家形象的传说、神话和魔力》一书中认为，人们对杰出人物早年事迹的兴趣主要是假定这对其将来的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又或者是其未来成功的先兆，但事实上却未必有因果关系：“在过了那个‘潜在期’以后，能成功地保留早年才能的儿童竟是寥寥无几。……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即在众多的天才儿童中，后来真正成为艺术家的只是少数。我们之所以对这极少数的天才有所了解，主要是因为他们被特别挑选出来，作艺术家传记中的英雄。”
英国米德尔塞克斯大学教授琼·弗里曼从1974年起跟踪调查了210名极具天赋的儿童，但最终发现其中仅有6人（3%）“取得通常意义上的成功”。与王安石在《伤仲永》中的结论不同，她不认为这是由于父母后天教育方式上的过失，而归结为神童们常会因为在多个领域表现出天赋而分心，但伤害最大的则是“神童”这一身份本身带来的负担，她说：“‘神童’也是普通人。但他们面临特殊挑战，尤其是不切实际的期待。因此，在其他人看来，‘神童’特别怪异、不开心。”也就是说，身为神童使周围人和他们自己都失去了平常心，施加了不必要的压力，以至于无法面对自己的失败，难以恰当地开发自己的潜能，因此她强调：“童年时代的欢乐和创造力是取得一切伟大成就的基础。”
《天才少女》（Gifted）
在这里有一种西方传统的幽暗意识：“超常的事物并不一定是幸运，它往往会给它的主人带来灾祸。”在2017年春上映的美国电影《天才少女》（Gifted）中，母亲早逝的七岁女孩玛丽是个数学神童，但当她的天份显露出来时，抚养她的舅舅弗兰克却坚持不肯将她送去那种天才少年班，因为他认定，如果玛丽不能像普通人那样长大，就会像她母亲黛安那样无法得到自己的幸福：黛安极有天份，但也因此从小被母亲禁锢在家里研究数学，没有娱乐，没有玩伴，也没体会过体育、夏令营或派对带来的欢乐，最终不幸自杀。与之相反，争夺抚养权的外婆伊芙琳则代表了另一种观点，认为天才是十亿人里才出一个的稀有物种，人类的进步就靠他们推动，因而让他们过普通人的生活就是浪费了他们的才华，这是不可容忍的！但在弗兰克看来，“天才养成计划”让天才本身成了受害者，神童确实是特殊的人，但如果过于强调这种特殊性，那么这种天赋带给他们的可能就是不幸。
如果由中国人来选择，那大多数人恐怕都会选择伊芙琳这样的思路：如果家里出了一个神童，那就算砸锅卖铁也必须确保他过一种完全不同于普通孩子的生活啊！必要时，全家人都可以为此作出牺牲。像10岁考上大学的辽宁神童张炘炀，父母原本都是普通职工，但为了照顾儿子的学习生活，都不辞辛劳地东奔西走，母亲把工作调到了河北廊坊，父亲则在天津全程陪同他开始大学生活。然而张炘炀在心智上显然仍只是个任性的孩子，他在硕士论文答辩前赌气说，如果父母不给他在北京买房，他就不答辩，也不考博士。
平心而论，看看张炘炀的事迹，他除了早些上大学，别的方面也都很平常。很多神童也是如此，他们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智力发育早，但未必潜力也一定更强，更不能证明他们在别的方面也同样懂事早熟，相反，他们往往倒是由于过分偏重智力发展，导致生活能力上出现问题。曾被誉为“中国第一天才少年”的宁铂，是中国科技大学第一届少年班的明星，19岁成为中国大学里最年轻的助教，但1998年他在《实话实说》节目中却猛烈抨击神童教育，四年后，38岁的宁铂突然宣布出家为僧。14岁考入大学的王思涵，毕业考试时却仅有一门英语及格，被学校责令退学；另一位神童魏永康在读硕士研究生时也遭到退学。
当然，没有必要因为这样几个极端的个案来否定“神童”，中科大少年班的多数人后来毕竟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即便是在宁铂等人的事例上，切须记住的一点是：这未必是他们“不行了”，而是“神童”的光环给了他们远远超出常人的压力，因为周围人常常都会忘了一个事实：“神童也是人”。
中国式天才养成计划
我们不由自主地对神童寄予厚望，可能也是因为在潜意识里会觉得，他们的天赋并不仅仅属于他们自己，似乎还是“公共”的——这些具有特殊能力的人，被寄望来运用这种能力造福更多人，做出更多贡献。1978年为神童们创办的少年班或许就是这一想法的产物。虽然这是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的推动下设立，公开的目的是说“探索中国优秀人才培养的规律”，但毫无疑问，这种中国式特殊教育模式的根本目的在于及早选拔精英，试图以一个小而精的团体来弥补中国在科技和学术发展上的不足。就逻辑上来说，这就像中国大众体育基础薄弱、国家也没有经费去广泛推动，但可以选拔少量体育人才，去奥运会赛场上争金夺银，确保花费少而又能跻身最前列。简言之，这是适合当时国家需要而创设的一个战略。
晚清 留美学童
实际上，晚清时选派幼童留学美国，也是出自类似目的的举措：由于短期内无法普及教育，唯一可取的办法就是选拔少数精英去接受最好的现代教育，国家指望这些智力超群的孩子，能学得新知识后成为国家各方面建设的未来栋梁。不仅如此，他们应自觉去学习那些国家最急需的知识门类。1908年，清廷在外务尚书梁敦彦推动下发布一道圣旨，要求当时所有官费留学生学习工程、农业及自然科学等科目；一年以后制订的庚款留学计划要求80%的庚款学生学习工程、农业和采矿。
这种“资源有限，只能集中在少数精英身上”的想法，在现代中国根深蒂固，最能体现它的还不是大学少年班，而是每个县市都有的重点学校或学校里的强化班。到1981年，全国各地已经确定了4016所重点中学，它们逐渐成了精英大学生源的主要来源。根据《无声的**》一书所论证的，这种中国模式与西方精英教育不一样的是，这些重点学校的精英不仅仅来自上层家庭，而是根据学生的成绩择优录取，从社会各阶层选拔。这正是因为新中国教育的目的不是社会阶层的再生产，而是国家建设的需要。
1978年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说：“在人才的问题上，要特别强调一下，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在此，他突出了后发国家那种急切追赶的心态。最早开设少年班的是中国科技大学，之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都曾一度招收少年大学生，中科大和东南大学、西安交大迄今仍在招生。虽然在培养模式上，少年班的指导思想是“以生为本”、“以学生为主体”，但毫无疑问，少年班本身就是为了选拔、培养出对国家有用的尖端人才，因此，没有哪所中国高校曾为文科神童专门开设过少年班，因为国家需要的是科技精英——他们身上承载的不仅是个人的理想，甚至还有国家的梦想。
中科大少年班第一届学员 这些“神童”中没有文科生
少年班的确出了不少杰出人才，但三四十年后回头来看，它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少年班和重点班本身就挤占了有限的教育资源，有损教育公平。由于这一特殊教育的思路本身就是“超常规”的，因而势必打破一般的教育规律——确切地说，这是“跨越式发展”在个人身上的体现。人们对神童寄予了超高的社会期望，而在他们表现不如预期时又失望乃至嘲讽，因此，围绕这些神童的新闻最常见的就是他们的早慧和失常这两类，这对他们个人而言都是难以承受的压力和严重伤害。正因此，学术界和社会一直对此有争论，认为“神童教育”在本质上是违反教育规律的，未必有利于他们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潜能。这意味着人们关注的重心逐渐回到了这些神童本人身上，而中国社会也逐渐从以往的精英教育转向了普及教育。
制造神童
事实上，不仅神童的后续表现常常不如人意，中国历代科举考试的状元，也只有文天祥、张謇等寥寥数人名扬后世，大部分表现都颇为平庸。哈佛女孩刘亦婷，后来虽然人生尚属平顺，但与其当年传遍全国的盛名相比，也不算是多么突出的成就。本来，考试成绩所能证明的只是个人综合能力的一个很小侧面，且仅偏重于智力层面，但性格、专注力、毅力等因素在人生道路上的影响往往还更大——当然，还有所谓“运气”和机遇。不过，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何即便如此，中国人还是热衷于制造神童呢？
这恐怕还是说到中国特殊的社会心态：受一千多年来科举制的影响，中国人深信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变命运，而除了后天努力和方法之外，“神童”的出现最能满足这样强烈的心理期盼，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科举时代的金榜题名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成功，而是整个家族和地方的荣耀——中国历来就有这样的传统，从整个家族中选拔出少数有潜力的好苗子，然后以家族的力量不遗余力地培养他成才，作为回报，他也将会在未来把自己的成功回馈给整个家族和地方。也就是说，这相当于一种对智力的“集体投资”，由于家族里都曾为此出过力，因而一旦此人成功，人人都觉得沾光是理所当然的事。陈毓贤在《洪业传》中提到，洪业之父洪曦1891年中举人，“那时有很多做媒人的，专门注意这些稍有前途的才士，有个福州的茶商林钟皋来说亲”，而许多人也注意人才的发掘与培养，“中国人有所谓‘爱才’之说，热衷此道的人着迷的程度不逊于‘爱财’的人。”贫苦出身的书生高中状元后被富贵人家的小姐看中，那是常有的事。
在此，功利的中国人所看重的，并不只是教育对个人品性素养的塑造，而是很现实地注意到了教育所带来的物质成功，只有后者才能证明这教育是“有用的”。就像《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的故事所表现的那样，范进读书数十年都没有功名，被丈人胡屠夫说成是“烂忠厚没用的人”，是倒了霉才把女儿嫁给他这个现世宝，然而他中了广东乡试第七名后，胡屠夫却说他是“才学又高，品貌又好”，自己从没看错过人。所谓“教育改变命运”，对中国人来说其实相当于一种“成功学”，意味着从此可以出人头地，名利双收，获得种种物质上的回报。
福州 螺洲陈氏宗祠 获取功名者不仅是个人成就，也光宗耀祖
这固然是科举制对中国乃至东亚社会的极大贡献，因为“教育改变命运”与其说是一个事实，倒不如说是一种信念，是对向上流动和相对公平的一种社会期望；然而这种信念背后却是一种功利的驱动力，这也就是我们近几十年来常常看到的，当人们发现读书并不能带来他们所期望的物质回报时，很多人就开始高唱“读书无用论”的调调。不久前Global GfK的一项调查显示，当被问到“好的生活有哪些要素时”，只有22%的中国人选择了“大学教育”，其重要性排在第十五位，甚至还落在“家里有最新的电子设备和装置”、“有豪华的车或第二辆车”、“有很好的衣服、首饰/珠宝”这些要素后面。在很多地方，都有人觉得读书对自己的生活没多大帮助，甚至觉得不少人读书读傻了。
乍看起来，这种心态与对“神童”的推崇似乎是矛盾的，但其实不然。中国人在教育观念上的功利性，使得人们特别注重教育的“变现功能”——在帝制时代，资助一个贫寒的年轻人寒窗苦读后，他一旦金榜题名就能有无穷好处，使整个家族沾光，在那个年代还有比这更好的投资回报吗？然而在1905年科举制废除之后，读书不再是通往权力和富贵的通道，夺权的军人和发财的商人都未必读过多少书，读书的“变现能力”下降了，或者其因果关系不再那么明确了，这就大大动摇了人们原有的信念。也就是说，在这种中国传统的观念里，读书的终极目的并不是读书本身，而是功名利禄，不能实现这一点的则被视为“无用”，一如无助于考试的课外书被称作“闲书”。
改革开放后所出现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固然在收入分配上是不合理现象，但也意味着在社会上要获得成功的路径开始多元化了。这再一次打击了原先那种试图通过读书来变现的功利心态，进而使人怀疑起教育的价值；然而，真正值得反省的不是“读书无用”，而是“读书的功用本来就不应仅仅在于获得物质回报”。自此之后，受教育开始更多是为了自我实现而不仅仅只是为了当官或赚更多钱，因为那些本来就不是现代教育的目的。何况，与以往那种科举人才选拔、天才少年班之类的精英教育不同，现代国家的大学教育是一种国民素质的普及教育，也就是说，上大学仅是为了让你具备合格的公民素质而已。
也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焦虑于“阶层固化”，因为发现“教育不能改变命运”了。然而话是这么说，每个家长其实又都在以空前的力度加大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因为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现代社会里，唯有受教育程度最能决定一个人的个人成就。此时，“神童”代表着一种传统的社会梦想，他可以不依赖父母的社会资本、家境、学校等因素，单凭自己的天赋就能实现社会流动，因为不管他将来取得多大成就，他作为神童本身就已经被证明跻身于社会精英行列。就此而言，一个热衷于制造神童的社会，正表明中国人最关注的仍是教育实现阶层流动这一功能，对人们来说，这种公平竞争带来的成功本身，始终还是比“读书修身”更激动人心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