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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特约观察员 曾文生
大约从2014年起，笔者在不同场合包括港大ICB讲座和其他文章中反复强调所谓 “全球一体化”已经进入拐点甚至面临范式转移。这里其实包括多种原因造成的，同时也产生多重的风险。其中一个重要的风险就是缺乏对冲或者说没有替代品或方案（alternative）。因为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分散，使全球不同法区（jurisdiction）的生产和供应环节必须准时（on time）和适时（timely） 。
一如机器的齿轮般互相连动互相依赖，所有的驱动都是系统驱动。这个在平常日子可能问题不大，但最近的疫情就让整个供应链面临重大的挑战。
疫情期间用得最多的词语就是 “隔离” 。”隔离”这个词在粤语来说显得特别有意思。因为它起码包含两个意思。第一，就是一般我们理解的分隔分离的意思；另外一个，是指隔壁或者旁边的意思。比如，粤语把邻居叫做 “隔离屋”或者简单地叫”隔离”，旁边的杯子叫”隔离只杯”，下一条街叫“隔离街”， 这个貌似简单的例子说明人类是非常清楚一点的：隔离与距离是互不抵触而并行不悖的相处之道。
“全球一体化”本意是想打破隔离, 但危机一到大家都倾向于隔离。是否矛盾呢？
其实一点也不矛盾。人类的本质本性本来都是以”窝”为居的。一个家庭一个窝。一体化或者说打破界限反而是有点违反人性的。如果以财富来说就更加意味着风险没有分散，财产上没有分隔。这样可以意会到我常常说的一句话：距离产生友谊，界限产生产权。界限就是隔离，隔离是财产安全的基础。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小时候两兄弟，长大了两家人。两家人能够和谐相处，关键就是产权清晰，有所隔离。
法律经济学就是以产权作为基础来论证人的行为。科斯(Ronald Coase)的产权经济学就已阐明：产权清晰，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清楚界定，是人类文明的基础，也是权利(rights)的根本。家庭也一样，有智慧的上一代往往很早就把产权清晰界定和安排。这样的家庭相对和谐共融。我们身边许多善长仁翁都是身体力行的好榜样。比如：田家炳先生、邵逸夫先生等都是透过信托(Trust,普通法, Common Law)来做慈善。受托人按委托文件独立行事，时间上更具效率。更关键是受托人以外的人士，包括直系家属都必须遵从。这就是分隔与隔离的好处。
有了普通法信托的独立而隔离的安排，家族办公室（Family Office，的定义其实比较广泛，简单地说，是为超高净值家族一张完整资产负债表进行全面管理和治理的机构）尤如一辆名贵房车装上了可靠的轮子。再豪华的车都必然要实用有效而又毫不起眼的轮子来支撑和运作自如。有人问家族办公室有何希冀，可以把财富跨越几代人甚至几百年。其实恰恰它没有任何特别、没有创新，遵守着人类的基本核心价值，才可代代相传，这些核心价值包括私有土地、私有产权、产权分隔，风险管理等等。一如人类抵抗疾病的主要武器是与生俱来的免疫力。
这种风险免疫力起码来自三点：
一、reservation 储备；
二、allocation 狡兔三窟；
三、isolation 独立而综合的管理（详情请参考拙文：《爱马仕和洛克菲勒的共同点竟然是？》。家族办公室处于金融产业链的最顶端和最“低”端，这里的顶端可理解为最人性化，而“低”是低调的低。近年来家族办公室渐成内地富有家族讨论的热点，包括洛克菲勒（Rockefeller）、古根汉姆（Guggenheim）、皮特卡恩（Pitcairn）、爱马仕（Hermes）等等。）
危机意味着机会，机会是用来预备下一次危险的，这就是所谓”免疫力”。
没有什么比常识更为重要。家族办公室（family office） 其实是以家庭为骨干，家庭、家族是社会的缩影。每个人管理好自己，每个家庭管理好自己，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生老病死”是人生的永恒命题，生是偶然，死是必然。可能看官觉得这样说是悲观，其实恰恰相反，真正参透的人生才是理性而又乐观的人生。钱财乃身外之物，钱财能为己为人，达则兼济天下，是家族财富能代代相传的基础理念，是不可或缺的家教（parenting, upbringings）。
最近的疫情虽说是突发，但从人类历史看来也可以说是必然的。大自然给予所有生物，包括人类的考验从不止息。老生常谈有句话是：大自然不需要人类，人类需要大自然。虽有戏谑成分，但闻者足戒。瘟疫某程度上也是自然灾害，包括最近澳州的山火、北欧的台风等。以普通法信托作基础的家族财富管理，正是尽量减少冲击的有效架构，当然也包括不因家族成员的更替而影响发展。
天道不可测，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运气往往不可恃。正如无法论证某人发财致富是因为运气、或是努力、亦或是努力加运气。只能尽量靠规划配以行动和保留不违反原则下的自由裁量权才能持续发展，这个与普通法信托的实践一脉相承。
勇敢地活下去是对逝者的安慰，也为下一次危机作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