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中国新闻周刊
记者 | 贺斌
武汉经济重启之路
在“封城”76天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最严重的武汉4月8日正式“解封”，按下重启键。
政府的招商引资也随着“解封”同步开展。4月8日，武汉举办2020年首场“云招商”，当天共有69个项目签约，涉及智能制造、生物医药、金融保险、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总金额达2451亿元。其中，11个总部项目落户武汉。
早在一个月前，随着每日新增确诊病例逐渐减少，直至清零，当地决策者已渐渐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重启，企业复工复产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3月11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发布通告，提出武汉市涉及保障疫情防控必需、公共事业运行必需、群众生活必需、农业生产必需以及其他涉及重要国计民生的企业可以复工复产。此外，对全国、全球产业链配套有重大影响的企业，在防控措施到位、防控责任落实的前提下，按程序批准后可以复工复产，春节以来未停工停业的企业可以继续生产。
（4月7日，武汉市蔡甸经济开发区冠捷显示科技生产线，工人戴着口罩有序生产。摄影/长江日报 陈亮）
延迟的复工
作为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供应链一级供货企业，东顺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成为幸运的第一批复工企业。
拿到同意复工的通行证后，3月12日一早，该公司负责人何伟回到了因疫情封闭一个多月的工厂，发送了一大车年前库存的产品。“光快递费就花了29900元，几乎是平时价格的5倍。”
但何伟依然感到庆幸，“幸好我们是3月11日第一批复工，如果再晚十天，那才是掉得大（武汉话，意为“有**烦，更大损失”）。”
相比2008年遭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在这次疫情来临时，何伟才真正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我不怕封闭，怕的是解封的先后时间差。我们和同行业厂家复工时间不在一个起跑线上，那将是致命的打击。”何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并非杞人忧天，就在疫情期间，温州一家厂商因为能够及时提供产品，拿走了本来应是东顺的订单。
疫情严重，武汉当时几乎全部力量都扑在抗疫上，复工的日期一再延迟，从不早于2月13日24时，延迟到2月20日24时，再到3月10日24时。武汉市汉南区政协的韩乐明（化名）坐不住了，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一直同企业打交道的韩乐明，深知这么长时间不复工，对于企业意味着什么。“那时候听说有30％~60％的企业已经拿不到订单要关门了。”
韩乐明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他正在社区下沉抗疫，分身乏术，于是建了一个微信群，找来开发区内的几家企业，了解他们的需求。在大家反映的问题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订单流失。
彼时，武汉大学新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罗知正在做一项针对湖北特别是武汉民营企业的问卷调查，从收上来的573份问卷中分析出的结果令人担忧——疫情期间有97.21％的企业完全停产或者部分停产，近五成企业濒临破产，在不复工或者产能不恢复的情况下，57.59％的民营企业最多坚持三个月，有超过七成的企业存在资金紧张和经营成本上升的困境，超过五成的企业存在缺乏防疫物资、房租压力过大和员工流失的问题，还有四成的企业反映市场已经被抢占。
韩乐明将自己了解的情况，反馈给开发区内的几大产业园，却被对方惊诧反问，“都什么时候了，还考虑这些？先把疫情控制住再说吧。”而罗知则通过武汉市工商联，将自己的调研结果提交给湖北省和武汉市的政府部门，调研报告一针见血，“如果到3月底还不复工，中小企业可能会死掉一半。”
在严峻的疫情形势下，湖北省和武汉市都不敢松口让企业复工。直到3月10日，**中央总书记习**在武汉考察疫情防控工作，并提出“启动分区分级、分类分时、有条件的复工复产”要求后，第二天湖北省才发布通告，将武汉首批四类企业复工复产的日期定在了“不早于3月10日24时”。
何伟终于拿到了开发区的复工复产批复，以及第一批11个人、第二批28个人的复工通行证。
3月11日，汽车零部件产业园的领导来到公司，检查防疫设施，再次向何伟强调了责任。何伟当然知晓其中的利害，但不复工企业只有死路一条。他反复精简，在保证产能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减少复工人员，保洁和餐食都由员工自己做，技术人员在线办公。一切就绪，真正开始复工复产，已经是3月15日以后了。
在东顺的车间里，为了保证工位距离，一半的车床都没启用，在角落的地上，堆着一摞一摞的厚纸壳，何伟解释说，附近的宾馆不接待企业，园区内的宿舍又满足不了单人单间的需求，只能让工人们在车间打地铺。刚入春的武汉，气温还很低，出于安全考虑，车间内不能开空调，何伟最担心的就是有工人感冒，那样可能整个生产都得停下来。
按照原计划，春节假期后就该正常上班，汽车企业讲究个开门红，作为上游的供应链企业，自然不能掉链子。因此，早在年前何伟就囤了大量的原材料，正常情况下，是按照计划订单1.6倍准备原材料，他囤了2.6倍，也正是这个决定，让他在复工后得以运转了一个月，直到物流正常恢复。
比起中小企业对复工的渴盼，一些规上企业尽管很早就获得了复工批复，但并不敢过快推进复工进程。
“复工率并不意味着复产率，很多复工企业未必满负荷生产。”在韩乐明看来，影响复产率的因素很多，人员到岗率低、订单减少、物流成本增大等都是重要原因。
而早在3月11日获批复工复产的东风本田，直到4月6日才进入满负荷生产状态。据武汉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微“武汉发布”消息，3月23日，东风本田三家工厂同步投入生产，均采用“双班制”，每班时间为9.5小时，日产量达到了疫情之前的3000辆以上。
此时，产业链上下游供应商、经销商才真正实现了全面复苏。目前，东风本田及旗下500多家一级供应商开工率已经达到100％，550余家汽车4S店也已经全线复工。
实际上，关于复工，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光谷生物城）建设管理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钱德平也经历了一段忐忑的历程，他将生物城的复工复产分为四个阶段。
早在春节期间，一些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和核酸检测生产企业就陆续回来复工。2月10日~15日，受农时影响，一些做育苗、肥料和添加剂的农业企业相继复工。随后，一些科技攻关和疫苗生产企业陆续复工。最后是一些和防疫有关，但并非特别紧密的企业，有些实验项目正在进行，如果不复工，很可能实验数据丢失，前功尽弃。特别是一些实验室的动物，在春节期间设置的自动投喂功能仅满足几天需要，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计划，实验动物濒临饿死。
“企业复工意愿很大，每天都有大量的申请，但不可能都批复，最怕员工投诉。”钱德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照湖北省和武汉市抗疫指挥部的要求，四类企业不早于3月10日24时，其他企业不早于3月20日24时复工，在此之前复工，一些员工出于安全考虑，复工意愿不高。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求企业必须和员工协商好，解决员工食宿和交通等后顾之忧。
困扰员工通勤的交通问题逐步得到解决。3月25日，117条公交线路恢复运营，3月28日，6条地铁线路恢复，4月8日，包括出租车和轮渡在内的市内交通基本恢复正常。
（4月6日，武汉市临空产业园长江光电生产线上的工人。摄影/长江日报 孙亮）
（4月7日，武汉市动车段动车检修车间，工作人员正在为车厢消毒。图/中新）
（3月26日，美的集团武汉工厂工人正在生产线上工作。摄影/长江日报 周超）
（3月24日，湖北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的工人在流水线上作业。图/IC）
何以兴汉？
3月31日，江苏吴中集团旗下“第一工园”以1.362亿元摘得武汉2020年001号地块，计划开发建设“第一工园－武汉智联创星中心产业园”项目，是服务于智能制造、物联网、大数据的主题产业综合体。
与此同时，在武汉市洪山区青菱工业园，项目负责人、江苏吴中集团武汉星汉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项目总经理吴江正和地勘人员沟通现场勘测。“我们这个地块离长江很近，汛期是不允许钻探、施工的，所以必须抢在5月份之前，完成野外作业这套流程。”吴江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道。
据吴江介绍，因为疫情的原因，该地块的竞拍已延迟过两次。在延迟期间，第一工园在做一些前期的招采准备的同时，也将招商工作前置，在土地中标后，4家意向企业也将网上签约。
尽管疫情让少数投资者持观望态度，但并没有打消企业的投资热情。在吴江看来，武汉是个特别的地方，不但大学和科研机构、大院大所较多，产业的门类也非常齐备，有传统的钢铁化工，也有汽车产业、通信和光电子产业，以及生物医药产业。“在产业发展上，武汉不偏科，综合实力非常强”。
“我们常说，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武汉产业结构的多元化，使得面对疫情时，武汉的经济并没有全面衰退。”在湖北省楚商联合会副秘书长王涛看来，尽管经济停摆使得制造业和服务业遭受重创，但开埠以来活跃的商贸，新中国成立后以武钢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以及近几年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和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三大***开发区所对应的新经济产业，让武汉经济的弹性和韧性相对更强，即使某个行业受影响比较大，其他行业也能对冲其影响。比如在此次疫情中，光谷生物城的很多医药生物技术类的企业不但没有停工，反而加速生产，孕育着新的机遇。
王涛提议，将国家新冠肺炎疫苗的研发生产放在武汉，一方面武汉是疫情的中心，有大量病例和样本；另一方面武汉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较快，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和研发配套优势，他准备将这一提议提交给国家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然而，封城期间，武汉大部分企业停工停产，对经济的正常运行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冲击。目前官方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数据，但罗知做过一个预测，停工停产造成的损失是一方面，即使封城结束，整个城市从启动到恢复正常运转也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在此期间，城市的各个组成部分不可能是全负荷运转，GDP的损失还将持续。
罗知和她的课题组从停工停产期的GDP损失、复工期的服务业损失、复工期的制造业损失、需求端萎缩造成的制造业损失等四个方面，来估计新冠肺炎疫情对武汉GDP造成的总体损失。
GDP的构成分为居民最终消费、政府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在罗知看来，停工停产期间，这四个部分必然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她分别从乐观、中观和悲观来预测，经过乘数修正后，武汉停工两个月意味着停工期间的GDP损失在乐观情况下是2418.18亿元，在中观情况下是3084.40亿元，在悲观情况下是3417.5亿元。
即使解封之后，随着复工开始，武汉的制造业也难以出现超速增长的情形，特别是全面复工不等于制造业销售额的全面恢复，这是由于需求端的萎缩造成的。罗知分析，目前武汉企业面临的需求端萎缩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停工期间的市场被外地企业抢占；二是全国由于停产停工导致整体需求下降；三是由于疫情在全球扩散，导致全球需求萎缩。
“现在的冲击实际上是供给侧冲击加需求侧冲击，供给侧冲击其实在前期会比较严重一点，因为很多地方停工，而供应链和产业链没有恢复，所以我们看到的绝大部分是供给侧冲击。”罗知说，但随着全面复工，未来供给的冲击会越来越少，但是需求侧冲击可能是长期的影响。
在罗知看来，武汉经济要发展，投资拉动显然是见效快的方式，无论是铁公基还是新基建，都能快速拉动GDP增长。
4月10日，武汉市召开重大项目建设推进会，以视频连线的方式，集中开工100个重大项目，涉及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现代服务业等重点产业，总投资达1865.7亿元。
在各地此轮的重点项目投资中，新基建成为热门话题，今年烽火通信也利用在整个产业链和芯片方面的优势，在全球最大的中国移动5G承载网络项目SPN建设中，获得了大概31％的份额，该项目总规模超过百亿元。
然而，武汉市在去年军运会中耗费大量财力，今年又在疫情中受到重创，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2月，武汉市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538.55亿元，下降31.8％，何来财力投资新基建？
对此，《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由于新基建的产业特性，目前大多由央企负责。比如5G的建设，主要是三大运营商自己投资，而特高压建设由国家电网投入，高铁建设则主要由中国铁路总公司负责，因此，一般不会因为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受到影响。
除了投资拉动，多位专家认为，今年武汉的财政收入，或通过中央转移支付，或加大土地财政，方能扭转。就在江苏吴中集团拿下武汉市001号地块的当天，武汉市共成交了10宗挂牌地块，成交面积120.74公顷，金额108.53亿元。其中，房地产用地7宗，面积106.74公顷，金额106.96亿元，工业用地3宗，面积14公顷，金额1.57亿元。
然而，要实现财政收入的可持续增长，单靠土地财政显然不够。以青菱工业园为例，目前有企业1823家，去年税收才3亿多元，大部分来自房地产项目税收。“房地产项目只是一锤子买卖，从长远来看必须要发展工业，引来优势企业，创造良好税收。”青菱工业园管委会副主任金桥说。
然而，受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的约束，武汉目前的三大开发区土地已经趋于饱和，很多企业进不到开发区内。3月12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公布8个试点地区，武汉并不在其中。
“政府是否可以向中央申请增加武汉作为试点城市，这样就可以通过置换的方式保护耕地红线，加大武汉的建设用地总指标，从而增强武汉市政府土地管理的灵活性，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和配置效率？”罗知认为，此举将有利于工商业土地资源紧张状况的改善，也将降低企业的用地成本，增加武汉的投资吸引力。
（3月25日，武汉东风本田二厂总装车间，生产线上的工人坐在前后距离1.5米的凳子上吃午餐。摄影/*** 陶冉）
当务之急救民生
尽管作为一项建议提出，罗知其实并不推崇拉动GDP的短期政策，在她看来，即使加大投资力度，让GDP快速增长，也依然无法改善因为疫情带来的“破产潮”和“失业潮”后果。
在武汉日益提速的复工复产中，餐饮服务行业复工复产依然遥遥无期，只有一些大的连锁餐饮机构开放了外卖。一位武汉的餐饮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或许餐饮行业真正解禁需要到5月中旬以后，而且几乎不可能会出现报复性消费。而这其中，房租成本、员工薪酬成本等都是企业的大块支出，他打算5月份开放外卖业务，缓解一部分压力。
王涛也承认报复性消费不太可能存在：“疫情期间，武汉人心中的弦一直紧绷着，至少相当长一段时间不敢在外聚餐。同时，企业损失惨重，负债累累，员工工资将是不可承受之重，市民消费也趋于紧缩。”
不久前，来自武汉近100家中小微餐饮企业联合向武汉市委市政府发出求救函，称2019年武汉95％的中小微餐饮企业全年处在亏损或微亏临界状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武汉中小微餐饮企业生存已达极限值的最低点。在求救函中，这些餐饮企业提出几条举措，包括减免房租、贷款担保贴息、员工补贴和发放消费券等。
不只是餐饮企业，一些中小企业复工遥遥无期，现金流难以为继，纷纷破产倒闭。破产带来失业，带来消费的萎缩。即使没有失业，一些民营企业也纷纷降低了薪酬。而长期严格的小区管控，也让很多靠拉业务提成的市场部门员工难以真正复工。一位负责市场开拓的武汉人坦言，最近两个月只能拿到微薄的底薪。
“即使GDP数据再好看，如果老百姓发现身边的人已经纷纷失业，也会对武汉经济失去信心。”罗知表示，当务之急，政府应将经济重心放在民生领域，一方面保企业，减少破产率和失业率；另一方面促销费，通过刺激政策拉动消费，提振信心。
此前，有专家建议采用发放消费券方式，带动消费。对此，罗知算过一笔账，按照武汉常住人口1400万来算，如果每人发放1000元消费券，即投入140亿元，将拉动市内消费239亿元。
除了消费券，罗知建议改革武汉的公积金制度，允许自由提取，以增加消费能力。按照目前武汉公积金政策，使用过住房贷款后就不允许再提取，直到退休。“这是不公平的，我自己的钱，为什么不能提取？”罗知反问，如果担心挤兑，可以规定公积金必须留一定比例在账户中。
真正让老百姓有持续的消费能力，必须保住就业，保住企业。对此，一些民营企业提出，通过补贴的方式，缓解现金流压力，或在金融政策发力，融资政策多向中小微企业倾斜。
韩乐明则认为，补贴企业难以实现公平，极易出现马太效应，不如对产业进行补贴，按生产规模固定补贴额度。
截至4月10日，武汉市经信委已发布六版《武汉市应对疫情惠企政策汇编》，收录中央到省、市、区各级政策，以及政策实施细则共116条，但多个企业向《中国新闻周刊》反映，很多政策或是暂时无法落实，或是难以产生实际效果，收效甚微。而且这么多的政策企业也来不及一一研究。
何伟倒是研究了其中一些惠企政策，发现很多政策都没有量化，企业无所适从，比如社保减免的政策，整个2月份没有复工，是否应该减免？3月份有一半时间没有复工，如何减免？此外，新的贷款优惠利率，中小微企业需要怎样的条件才能享受？
值得欣慰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复工复产，一些前期暴露的问题也渐渐迎刃而解。采访三周后，当《中国新闻周刊》再次回访，何伟高兴地回复，东顺获得了300万元的信誉低息贷款，“资金问题解决了”。
在官方渠道之外，企业还应抱团自救，共渡危机。这些年，“楚商”资源和校友资源在武汉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王涛看来，作为一个古老商帮，楚商崇文尚智，善于吃苦，有创新意识，这几年尽管有所发展，但和浙商、闽商等商帮相比还是有差距，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善于抱团。
“疫情发生以来，湖北人、湖北企业遭受巨大损失，作出了巨大牺牲，无论在湖北还是省外，抱团发展，才能抵御更大的冲击。”王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