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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漏的战斗:当《日瓦戈医生》成为武器

明知有危险,依然坚持写出《日瓦戈医生》,与其为此赞美艺术家的无畏,不如归功于他的童真。必须要表达,必须要写出所有要写的东西,就像一台沙漏,里面的沙子必须从一边流淌到另一边,哪怕生命因此丧失平衡而倾覆。

沙漏的战斗

云也退

一张人物照片怎样会成为经典?拍摄技术和角度,人物外观特点,丰富的内心戏,时间背景,最好样样俱全。1959年初,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的米高扬,在美国的一家书店前,看到橱窗里摆满了《日瓦戈医生》,他的礼帽压得低低的,虽然没有裹紧大衣,但身躯看起来很沉重。面对高高的陈列架——那顶上挂着特制的“Dr. Zhivago”大标识和“reprint book store”字样——的下面,显得心事重重,不无沮丧——这一幕被人拍了下来,迅速流传。

米高扬的确个子矮小,只有1米65多一点,他支持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因而一度深受器重,在访美期间,他留下过不少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他在一家货品琳琅的超级市场里推着购物车结账,像个家庭主妇一样检查一张9.29美元的账单,旁边的同事正从钱包里挖现金。

这个来到资本主义世界的老布尔什维克,对美国有真诚的兴趣,只是面对《日瓦戈医生》畅销全美的事实,也难免尴尬,至少,读照片的人都会认为他此刻十分尴尬。一本在自己所代表的国家被严禁出版的书,在“墙外”大红大紫。赫鲁晓夫时期,苏联文化一度“解冻”,但是,在《日瓦戈医生》一事上的处理体现了苏联体制的僵化和文网的严密。在赫鲁晓夫的认许下,苏联文艺界狂热声讨这部书和它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一浪接一浪。那些声讨者没有一个细细读过书稿的,他们出于各种动机,甘愿充当官方需要的枪头和开路犬。

“国家不幸诗家幸”,俗话是这么说的,不幸的是,说得很对。今天的俄罗斯文学一片萧条,俄罗斯人至今仍是最爱读书的民族之一,路上街头,随处可见手不释卷的人,但几乎已没有在国际上拿得出手的作家,俄语布克奖的影响力也微乎其微。遥想19世纪,托翁陀翁双峰并峙,安东·契诃夫和屠格涅夫二水分流,白银时代之后,一大批诗人星光灿烂,到斯大林专政时期,诗歌质量大滑坡,但大诗人们的威望依旧。现在看来,崛起于六十年代的索尔仁尼琴,确实是伟大俄国文学传统最后的赓续者,他的人道主义文学同样必须淬炼于尽人可见的暗夜。倘若苏联没有一朝崩溃,现如今没准还能出个把大师;而平庸的时代的确只能造就平庸的文学,不止俄国,哪里都是一样。

《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按照时间顺序,上世纪的苏俄出产了三大经典长篇。《静静的顿河》有公案,很多人不信肖洛霍夫能在二十多岁就写出如此厚重的传世之作,也一直有传闻,说他窃取了另一个已故作家留下的手稿,毕竟《顿河》之后,肖洛霍夫再无够分量的作品出手。而另两部书,尤其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文学地位却无可撼动。

《日瓦戈医生》讲了什么?简单地说,讲一个看起来不怎么行医的医生尤里·日瓦戈的一生。日瓦戈受过最好的教育,音乐、美术、哲学、诗歌,无所不晓,20世纪初,春江水暖,紧张地渴望“大时代”降临。他与养父母的女儿冬妮娅结婚,一战爆发,他去野战医院服役,认识了拉丽莎·安季波娃,即“拉拉”,萌发爱意。十月**后,日瓦戈回到莫斯科,觉得城市已经面目全非了,为了躲避瘟疫,他携全家启程东去,到瓦雷金诺的家族故地去避居。这条路无数坎坷,但他也在那里与拉拉重逢,互相偎依于乱世的风啸狼嗥之中。然后,日瓦戈被一伙农民起义军劫持,替他们服务了一阵,与此同时,拉拉担任红军指挥官的原配丈夫,一位赤胆忠心的布尔什维克,在残酷的内战中性格扭曲,走投无路。

《日瓦戈医生》最突出的特点,是诗意。尽管有人抨击剧中人有太多冗长的思辨,不过,坦率地说,这种抨击其实意味着此书挑不出什么毛病。日瓦戈的思辨是他性格的一部分,此外还有写诗——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所以才会在时代的变局面前不住彷徨,常常无所措手。小说的末尾附有“尤里·日瓦戈的诗作”,也就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自己写的诗,其中,写日瓦戈同拉拉见面的那一首《邂逅》,实际上就是帕斯捷尔纳克写给现实中陪伴自己十多年的情人奥尔加·伊文斯卡亚的诗:

“ 会有一天,飞雪落满了道路/盖白了倾斜的屋檐/我正想出门/是你,突然站在门前//你独自一人,穿着秋大衣/没戴帽子,也没穿套鞋/你抑制内心的激动/嘴里咀嚼着潮湿的雪。”

帕斯捷尔纳克和伊文斯卡娅及女儿

《当图书成为武器》,是两位美国作者写的一部朴素的编年史,叙述了《日瓦戈医生》引起风波的始末。说“风波”,因为这件事说小不小,说大也不算大。对于当事人,即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家人与爱人来说,固然是连续的沉重打击,但将此事同斯大林时期的众多**和清洗相比,它的严重程度又比较有限。尤其是,因为此事闹得太大,帕斯捷尔纳克得到了国际文学界人士的热烈声援,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都落到了他的头上。按照一般标准来衡量,他还算是因祸得福的呢。

帕斯捷尔纳克早年以诗人名世。第一部诗集《生活,我的姐妹》,在十月**那一年出版,他27岁。评论界的反响极热烈,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后来同帕斯捷尔纳克有过书信缱绻,她点评说:“它让我感觉像是遭遇了一场倾泻……倾泻的光明将我笼罩其中。”另一位大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评语是:“阅读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文,就是在清你的嗓子,让你畅快呼吸,让你的肺涨满空气。这种诗肯定是治疗肺结核的一剂良药。”

成名后,托洛茨基接见了他,但列宁死后托氏失势,斯大林独揽大权,《当图书成为武器》里简练地说,帕斯捷尔纳克对权势人物有一种“既着迷又厌恶”的态度,看似矛盾,实则普遍。威权人格对艺术家是会有吸引力的,而艺术家天然的独立思考、独立发声的习惯,又会阻止他们向威权人物靠拢。

《当图书成为武器》一书,所用的材料都是最知名、最常见的,如曼德尔施塔姆夫人的回忆录,伊利亚·爱伦堡的回忆录,丘科夫斯基的回忆录,以赛亚·伯林的《苏联的心灵》——一部记录他拜访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等“苏联心灵”的文集,还有著名的苏共史专家罗伯特·康奎斯特研究大清洗的经典著作。从材料中可见,帕斯捷尔纳克是个相对软弱的人,曼德尔施塔姆因“题反诗”被捕,他设法去接触布哈林,替好友求情,但当局势胁迫了自己的安危,他不愿硬扛:1936年8月21日,16位苏联一线作家联名写信要求处决一批开国重臣,帕斯捷尔纳克“在最后一分钟才得知此事”,签字认可,事后羞愧不已。即使如此,他的勉强决定也被人告发,他把痛苦幻灭倾诉在了笔下——诗人一贯的做法。

这本书的脉络极其清晰,读者不难发现,帕斯捷尔纳克身边的人,不论亲属、朋友还是敌人,为数虽多,人际关系却很简单,因为威权人物太强,碾压进了每个人的私人空间,使得人与人的联系既有限且脆弱,互相的依恋都是弱关系,近乎缅怀式的,直接接入一个巨大的回忆录平台。大清洗过后,巴别尔、皮利尼亚克这两位顶尖俄罗斯作家被处决,曼德尔施塔姆于1938年底饿死于远东的集中营中,一度群星灿烂的苏联文学界就瞬间崩溃,剩下的人全部噤若寒蝉。写字的人有声音也不能发表,几乎等同于死亡。

从这个背景看,《日瓦戈医生》的写作反映了俄国精神中一种特有的绝对性:他们习惯以***形容词称赞一个人的美,表达我对你的爱,同样的,在写作上,俄国艺术家都有一种单纯而直接的想法,渴望罄其所有,一举把所有的阅历,所有的思考,都转化为文字,并且预感到写完之日就是赴死之时。刚刚年满56岁时,帕斯捷尔纳克就在个人笔记里写:我已经是个老人,我活不了多久,“不敢无限拖延自由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开写之后,他也不曾藏着掖着,周围的人,他的热心读者们,都知道国家发生了这么多事之后,他在写一部小说了。通过一次次朗读会,他把内容逐渐披露出来,还根据听众的反应修改已写完的部分。也因此,秘密警察早早就盯上了他的工作。

《日瓦戈医生》里有一段札记,提到“我爱普希金和契诃夫,他们代表了俄罗斯的童真”。后来书出后,一位法国女记者指出这部书受契诃夫影响最大,而非托尔斯泰,让无比感性的帕斯捷尔纳克喜出望外。明知有危险,依然坚持写出《日瓦戈医生》,与其为此赞美艺术家的无畏,不如归功于他的童真。必须要表达,必须要写出所有要写的东西,就像一台沙漏,里面的沙子必须从一边流淌到另一边,哪怕生命因此丧失平衡而倾覆。

可能艺术家都会醉心于一种无意识的实验,即期望自己预感的悲剧发生,期望唯有末日才能享受的激动和感伤。我读《日瓦戈医生》,时时感知到他对厄运的期待,远处的绝境像一个磁场吸引着他。他在1955年11月定稿小说后直抒胸臆:“你无法想象我实现了什么样的成就!我找到了所有的魔鬼,还给他们命了名……一切都以简单、明了、悲哀的字眼命了名。我还复兴、定义了最亲切最重要的事物……”他写的是“成就”,但想的未必不是灾厄。

小说书稿趁着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机会,由作者交给了意大利出版商,克格勃发现及时,但还是晚了一步。之后的事情进入到“出版战斗”环节,极权国家上演了最常见的戏码:一批操着种种陈词滥调(“抹黑伟大事业”、“邀宠西方主子”、“民族败类”、“美帝走狗”)的人,与另一些坚持表达自由、良心自由的人持续地冲突,前者总能依托官方的支持占据优势,强迫对手在名义上服软,而后者却能赢得更长久的人心。不能不说,帕斯捷尔纳克,以及索尔仁尼琴,都是足够了不起的艺术家,他们的小说赢得国际性声誉,固然有冷战的助力——一本书成了西方讨伐东方的“武器”,良心对抗威权的象征——但他们也是当真写出了实至名归的“史诗”的。

帕斯捷尔纳克受的苦不算大,书中明说了,他的房子还在,人身自由未受限制,依然可以在别墅里大宴宾朋,比起巴别尔、皮利尼亚克、曼德尔施塔姆、左琴科之类文学同行,他得以善终。唯一的难题是钱,巨额版税都在瑞士的银行里拿不出来,风波起后,他还有两年的生命,仍然得辛苦工作,养活两个家庭——自己家和情人的家。这对他是煎熬,于我们读者却亲近感倍增:原来如此文学巨星,都不得免于“生活所迫”。

米高扬在美国见识了《日瓦戈医生》的畅销:它可以预示苏联的失败吗?橱窗前的米高扬,不是**主义对峙资本主义,而是拘束PK自由,胜负立判。苏联国内畸形的产业结构,导致人们处于对平凡生活的饥渴之中,面对比自己繁荣的对手,心理防线就先崩溃了。让我感兴趣的,还有那些声讨过帕斯捷尔纳克的人后来的表现,有部分人忏悔了,诗人索伦金,一次声讨大会上14位发言人之一,甚至说“咱们14个人都是懦夫,都是趋炎附势者,都是谄媚者,都是叛徒,都是永远无法洗刷自己污点的狗崽子。”然而,大多数人都沉默着,信奉“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不能不说,我们与苏俄人,真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盲从权威,易于屈服,以及将曾经的盲从与屈服付诸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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