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转自冯仑风马牛
上个月，香港「最后的船王」曹文锦去世，属于上个世纪的「草莽江湖」渐渐远去。
从 20 世纪初曹文锦的祖父用小船创业开始，曹氏家族历经四代，生意越做越大，业务遍布美国、新加坡、泰国等地，还曾被「中国家族财富传承峰会」授予全球华人家族传承榜样。
这个打破「富不过三代」魔咒的家族，做对了什么？
01:
曹家也曾经历过富不过三代的危机。
1948 年，国民党政府为了解决军费和财政赤字问题，大量印刷法币，导致物价疯涨，法币急剧贬值。为挽救其财政经济危机，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以金圆券取代法币， 强制民众将黄金、白银和外币兑换为金圆券。
由于金圆券发行量过大，导致金圆券几乎等同于废纸，甚至出现吃一顿饭要扛上一袋子钱才行。这次「掠夺民财」式的币制改革，导致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很多中产阶级，甚至企业家破产。
当时的曹家已经是上海滩的富商巨贾了。曹文锦祖父的「曹宝记」运输公司业务已经遍布长江沿岸；曹文锦的父亲经营了一家银行；曹文锦的母亲则在南京路开了一家规模很大的珠宝金铺。出生于 1925 年的曹文锦是这个富裕家庭的第三代。
在那场币制改革期间，23 岁的曹文锦做了一件胆大却无比正确的事。他瞒着胆小怕事的父亲，和母亲一起将价值十万美元的金条变卖后转出了上海，存进了香港银行。
曹文锦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这十万美元变成了我们一家 1949 年之后，逃难时的唯一活命钱。」
受战乱影响，曹家留在大陆的基业化为乌有。和当时的不少人一样，他们来到了香港。除了曹文锦，当时还有其他三名从上海远道而来的年轻人，这三人分别是宁波籍的董浩云、包玉刚，以及江苏无锡人赵从衍。他们日后在香港航运业叱咤风云，被媒体并称为「四大船王」。
因为有十万美元支撑，曹家八口人当时在香港生存不成问题。不过，当曹文锦的亲属以及大陆公司的职员也都来到香港时，坐吃山空的窘境就摆在眼前，作为家族的长子，重整家族企业的重担落在了曹文锦身上。
好的商人懂得利用周围的条件和资源。当时朝鲜战争已经打响，受经济封锁的影响，内地急缺汽油、橡胶等化工产品，战后的日本则遗留了大量的化工产品，他们缺少的正是内地的土特产，也就是食物。
思虑再三，曹文锦决定做自己家的老本行——进出口贸易。他将日本的化工产品送到内地，换得内地的土特产后，再卖给日本人。随着战争的深入，曹文锦的生意也越做越大。很快他就用赚来的钱，买了自己的第一艘货轮，并成立大南船务公司，也就是万邦航运的前身。
尽管曹文锦一家在香港站稳了脚跟，但时局动荡，以及战后香港黑帮的兴起，都加重了曹文锦的不安全感。所以他不仅不在香港做不动产投资，还有意分散自己的资产。
一个机会也在这时出现。1959 年，借给朋友 50 多万港元的曹文锦收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那个在马来西亚开纺织厂的朋友准备放弃生意，他沮丧地对曹文锦说，「我没想到在大马办厂这么困难，我搞不下去了，我能还给你的就是大马这间纺织厂了。」
无奈只能接受的曹文锦，在接手纺织厂的时候体会了一把跨界创业的艰难。
在最开始，曹文锦连入境签证都拿不到。好不容易入境，又要和鼓动工人罢工的工会斗智斗勇，工厂最初生产的布料质量也堪忧。当时的工作环境更是恶劣，在椰树林中用铁皮围城的厂房里，蜥蜴、毒蛇常客。有一次，躺着休息的曹文锦被一只蜈蚣咬了一下，直到几十年后还能看到疤痕。
尽管如此，曹文锦也没有离开和放弃。他常想起祖父创业时的艰辛，后者在黄埔江码头上，无论寒冬酷暑都摇着一条小木船接送巨轮上的水手，那正是曹家事业的起点。
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到了 1998 年，曹文锦在马来西亚已经拥有和纺织有关的 3 家公司，并为马来西亚航空和新加坡航空的女乘务员提供制服。
凭借同样的毅力，曹文锦将生意做到了美国、新加坡、泰国等地，涉及航运、工业、金融等领域。彻底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魔咒。
02:
在振兴家族企业的过程中，曹文锦另一项令人称道的本领则是未雨绸缪。他曾自豪地说，从未将自己的企业陷入财政危机。
20 世纪 70 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席卷全球，在经济低迷之时，依然有人购入大量船只，他们等待着经济复苏时大赚一笔。除了抄底思维，还有一个原因是船运是高度周期性的行业，起起伏伏是常态。正因为笃定这一点，四大船王之一的董浩云在别人都「弃船上岸」的时候，依然坚守船运业务。
1980 年，董浩云的东方海外集团达到鼎盛，旗下船队达 200 多艘，总吨位达 2100 万吨，直逼苏联全国的商队总额。但支撑起这样的繁荣的不是真的市场需求，而是债务，到 1983 年，东方海外的企业负债就已经高达 14 亿美元。
和董浩云不同，谨慎的曹文锦预感到航运业转入低潮时，就立即出售自己的船只，一直减少到 15 艘。他也因此躲过了 80 年代中期那场世界性的船运浩劫。
东方海外就没有那么好运。1986 年，霍英东出资挽救东方海外时，获取了其 50% 的股权，这意味着董家失去了董浩云一生操办的事业，董浩云的长子董建华也自此弃商从政。
事后，总有人问曹文锦是如何躲过那次浩劫的。在曹文锦看来，自己成功的秘诀无非两条。
一是，在财政方面采取谨慎态度，从不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二是，量体裁衣，量力而为，从不向银行大量借款。
事实上，曹文锦对银行的认知和家庭教育分不开，在银行当职员时，他见过太多的银行向债主逼债的事了。那时曹文锦才 20 多岁，刚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父母都想他去自己的公司上班，为争夺他的去处争吵不休，最后商量的结果是全部都去。作为劝业银行的创办者，父亲给曹文锦的毕业锻炼是派他去金宗仁创办的五洲银行当实习生。
这段经历让他清楚银行的套路和本质，「银行给你贷款，就如同晴天借给你雨伞，到了下雨天，他就要把伞收回去，是典型的落雨收伞。」
不过，人往往是他过往经历的呈现，曹文锦也不能例外，在分享自己成功秘诀的的时候，他也坦诚，时代在变化，自己那套经验并不适合所有的生意。对他而言，另一个遗憾则是因为不在香港做不动产，错失很多赚钱的机会。
一度涉猎水泥生意的曹文锦明知道在香港做房地产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却依然选择避开，原因就是曾经的经历已经成为他的心病。「一想到当年，我家的不动产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我便打定主意，不在香港发展不动产，从而失去一个大好的良机，这不能不算是我的一个失策。」
虽然有遗憾，但曹文锦依然参与了很多重要的历史时刻。1986 年，当航运事业进入低潮期时，新加坡也发生了独立以来的首次经济不景气。在此背景下，曹文锦、李嘉诚、郑裕彤等人被李光耀邀请投资新加坡，他们一起商量出的办法就将新加坡打造成国际会议中心。
在新达城国际会议与展览中心启用仪式上，曹文锦（左二）邵逸夫（左一）和李嘉诚（右一）将一张 200 万美元的慈善捐款支票交到李光耀（右二）手中
得到李光耀的首肯后，曹文锦被推选为新加坡新达城市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而那座核心的会议展览中心的建筑则由曹文锦的儿子曹慰祖负责设计。曹慰祖毕业于哈佛大学建筑系，并在建筑大师贝聿铭的公司工作。
该项目建筑历经十年，刚建成就被世贸组织选为第一次会议的会址，并成为新加坡地标建筑。新加坡政府则在 2008 年授予曹文锦「荣誉市民」的称号。
就像曹文锦在自传中所说的那样，「我的一生，有过不少惊险的经历。事后回忆，可说是多姿多彩，不枉此生。」
03:
但一代人终将老去，家族事业也需要传承，曹家第四代接班人在 20 世纪 90 年代登场。
曹文锦有四个孩子，只有小儿子曹慰德对商业感兴趣，和父亲一样，曹慰德也在 20 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家族事业。但和父亲曹文锦的谨慎不同，进入公司做见习生的第二年，曹慰德就向父亲借了 300 万美元去创业。一开始曹文锦并不看好没有经验的儿子的创业，还是在助理的劝说下才把钱拨给曹慰德。
曹慰德和父亲曹文锦
好在曹慰德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数年后，做棕榈油生意的他用这 300 万赚回了 2500 万美元。并把面临破产的泰国国际船务公司扭亏为盈，完成私有化。1994 年，曹慰德带领泰国国际船务公司上市，他的个人财富也随之飙升至 2 亿美元。
但想要顺利接班依然不能操之过急，曹慰德也曾迷惘和惶恐过——「我接班会不会给家族带来失败？」
对香港人来说，曹慰德接班的 20 世纪 90 年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人人炒股，「东亚四小龙」的概念刺激着每一个人。那也是香港房地产的黄金时代，新型百货公司、商场不断开设，各大奢侈品牌争相进驻，铜锣湾的崇光购物街成为仅次于美国纽约第五大道的全世界高租金排名第二的商业街。
走在街上的曹慰德能明显感受到就连街上的人走路都在变快。「生活在这个大环境中我有些困惑，我感觉长时间保持这样的经济发展是有些不正常的。」
不过，曹慰德没有更多的时间感叹时代的变化，为了顺利接班，他和父亲曹文锦制定了一个五年接班计划。
这段时期被曹慰德称之为「一个饭碗，两双筷子」。在此期间，如果二人有争议，他就先按照父亲曹文锦的做，行不通之后再按照自己的做。「两次不通，他不好意思了，他问我，你说怎么做？」正是在这种磨合中，曹慰德赢得公司其他人的信任，也大大缓冲了家族企业因接班换代带来的冲击。
作为一个有想法的接班人，曹慰德另一个另类的做法则是直接买下父亲的公司。依靠自己在泰国的资产，曹慰德又向银行和父亲借了一些钱，将彼时市值 3 亿美元的万邦航运整体买下。
选择这么做，是因为在曹慰德看来，公司要对很多人负责，钱可以分，但公司是不可以分的，他告诉父亲，「我可以把你的企业买过来，你把钱分给我的兄弟姐妹。」
到 1994 年，在担任万邦航运执行董事五年之后，曹慰德正式接替 70 岁的父亲，出任董事长。接班后，他把企业总部搬到了新加坡，将万邦航运重组为万邦泛亚（私人）有限公司，并实现了多元化经营，进军工业、投资、生活及房地产等领域。
接班 20 多年后，曹慰德将万邦的总体规模，相较于父亲曹文锦时代，扩张了十数倍。「他是我万邦集团公司最适合、也是最得力的接班人」，曹文锦不吝赞扬道。
在曹慰德接班的那一年，他还成立了非营利组织「东西方文化发展中心」，用于研究现代性与可持续发展。后来又捐资 2500 万元和清华大学教育学院合作，成立了「东西方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在他看来，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后，传承并不是传承企业，也不是传承家族，而是传承人类文化精华。
认为财富是一把双刃剑的曹慰德不愿意直接给儿女过多的财富。他的儿子目前在美国一所大学教书，据曹慰德介绍，儿子工作后便不再给予资金支持，已经结婚的儿子一家一度住在一套只有 50 平米的小房子里。
曹慰德说，「放在嘴边的成功怎么能算成功，每个人都要努力，生命有挑战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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