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8日下午两点左右，王德明出现在建邺区人民法院门口，在南京36℃的高温炙烤下，他的额头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怀着二胎的妻子周佳，跟在他后面，也热得满脸通红。
“我真是快崩溃了，这案件不知道得拖到什么时候。”王德明嘟囔了一句。
按照计划，半小时后他们作为原告的一起诉讼将开庭。但此时，二人被法院的工作人员拦在门外。虽然王的律师前一晚已经告知他“收到了法院关于该案的中止审理通知”，但他本人没收到正式函件，所以不太相信，还是决定来看看。
王德明和周佳分别是南京昌健誉嘉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昌健誉嘉”)的总经理和法人代表。约一个半月前，他们将合作商华大基因告上了法庭，后者是中国最知名的基因测序公司。除了起诉，王德明还对华大基因进行实名举报，引发了广泛关注。
王德明在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门口
摄影：李秀芝
无独有偶，虎嗅的一篇《华大癌变》将华大基因推向了更大范围的风口浪尖。该文章主要指责，华大基因提供的无创产前筛查业务误导医生对产妇作进一步判断。在该项筛查结果显示“低风险”的情况下，产妇仍生下了唐氏综合症患儿。
尽管华大基因当天晚上就发了公告对该文章进行澄清，表示其严格遵守国家部门的法规要求，在相关知情同意书中明确告知了无创基因检测的适用范围和技术局限性。但该文章对华大基因的影响仍可见一斑。文章发出后的两个工作日内，华大基因均一字跌停。
自2017年7月A股上市以来，华大基因的股价一度达到261.99元，成为当时仅次于贵州茅台的中国股市第二高价股，市值破了千亿。如今一年过去，华大基因的股价已跌破百元大关，市值也相应缩水约三分之二。
华大基因终于走下了神坛。
这家近20年前因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而成立的企业，在业内有着“生物界腾讯”和“生物界富士康”之称。但当度过野蛮生长期，从蚂蚁变成了大象，华大基因也就不再是原来那个华大基因。
上市余波
在建邺区人民法院附近的一家咖啡馆中，《中国企业家》记者见到了王德明夫妇。
今年31岁的王德明先后做过医疗猎头、运营过医疗媒体和互联网医疗服务网站。在头胎降生后，因想保存孩子的细胞，他自告奋勇成为了华大基因在江苏的合作商(当时华大基因的细胞业务还没有覆盖到江苏地区)，并创立了昌健誉嘉。
王德明称，其与华大基因还共建成立了国家基因库细胞中心江苏运营中心。
2015年12月至2017年6月，包括昌健誉嘉在内的11家机构与华大研究院先后签订了《国家基因库技术服务合同》。由这些合作商采集客户的细胞样本，华大研究院提供细胞存储技术。
2018年年初，华大研究院均给他们发送了解约通知，理由主要包括两个：“多次违规使用国家基因库、华大品牌，甚至冒名发表相关言论”和“未完成合同约定目标”。
华大基因在回复《中国企业家》的采访中表示，其与4家是协商解约，与另7家则是协商不成、“按照正常的法务流程”解约。
昌健誉嘉是“另7家”之一，王德明不同意华大说的第一个理由。他还称，自华大基因单方面解约，客户纷纷离去，公司陷入瘫痪状态。
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德明发起了对华大基因的名誉侵权诉讼和举报，王对华大基因的举报内容包括“涉嫌不正当接待和以赠送基因检测细胞储存等(高价值)服务贿赂相关官员、套骗国家土地资源和政府财政补贴”等。
7月13日，华大研究院向南京建邺区人民法院起诉昌健誉嘉不正当竞争。法院认为，双方互相起诉存在关联性，需要等待下一步的综合审理情况。因此，前述名誉侵权案中止审理。
从合作、分手到反目，这场“罗生门”仍在继续。但《中国企业家》溯源发现，它其实也是华大基因上市的一场余波。
根据王德明的说法，多家合作商“在2017年没有完成目标”，很大原因是“华大基因在筹备IPO上市时，没有向证监会申报细胞业务，要求我们暂停推广”。
这一点，在记者对北京誉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誉马生物”)总经理梁松的采访中，也得到了类似的表述，誉马生物同样也是华大基因“协商不成解约”的合作商。
在王德明、梁松看来，细胞存储尽管有助于未来的临床疾病治疗、抗衰老等，但到目前为止，没有政策的明确支持，仍处于灰色地带。
尤其2016年4月发生了“魏则西事件”后，卫计委叫停所有细胞免疫治疗在临床中的应用。因此，为了顺利上市，华大基因不得不暂停推广细胞存储业务。
华大基因这种极其谨慎的行为不难理解。在上市一事上，它已经历了太多波折。
早在2014年7月，华大基因就有意让旗下的华大科技和华大医学分别在香港和深圳上市。当年底，或受盈利之困，华大科技和华大医学谋求合并上市。
但华大基因仍未能在2014年上市。《理财周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华大科技在2013年收购美国基因测序公司Complete Genomics(简称“CG”)后，业绩表现欠佳。
且2014年年初，政府要求在相关的准入标准、管理规范出台以前，任何医疗机构不得再开展基因测序临床应用。这也影响了华大医学的营收。
2015年，华大医学与华大科技完成合并。同年12月，重组后的新华大基因向深交所递交了创业板上市的申请。近一年后，该IPO申请被中止审查。华大基因当时的官方回复称，“因为部分中介机构签字人产生了变动”。
2017年3月，华大基因重新递交创业板上市申请。由于重组次数过于频繁，此次申请依然受到了证监会提出的种种质疑。
现在，华大基因已经上市一年，但余波犹存。至于这余波何时能终结，短期内，主要取决于几方的态度。“要想解除协议，必须赔偿我们的损失，”梁松对《中国企业家》说。
王德明也谈道，“如果华大基因能展示出足够的诚意，我们愿意洽谈和解。现在我一家老小都处在担惊受怕的状态，我很自责。”
从长期来看，解决问题的关键，或许在于华大自身如何弥补其在管理、公关等方面的短板。
“偏科生”华大
针对“举报门”，华大基因曾分别在深交所网站和其官网上发了澄清公告和否认声明，又在深圳国家基因库召集数十家媒体开了沟通会。
在媒体沟通会现场，华大集团轮值首席执行官、国家基因库执行主任、华大基因研究院院长徐讯称，江苏运营中心未曾真正建立，因为在筹备过程中遇到种种实际困难，包括技术条件和场地一直没有落地。
华大集团办公区域 来源：被访者供图
“技术合同签完之后，他们(昌健誉嘉)做得非常热情。我们就和他们讨论筹建江苏运营中心，发了新闻。但早期我们管理上没有统一口径，造成了一定误解。”徐讯表示。
王德明对徐讯所说的“江苏运营中心未曾真正建立”并不认同，这也是双方诉讼中有待法院审判的一个关键点。他还告诉记者一件事，在不到两年的合作期里，在这个项目上，华大基因更换了四任领导和对接联系人。
2016年4月，昌健誉嘉与华大基因合作，签约的主体是华大研究院(上市公司关联方)，但华大跟他们对接的人属于上市公司。后来，这一合作又辗转了知因盒子(上市公司关联方的参股公司)、上市公司和华大细胞(上市公司的兄弟公司)。
与昌健誉嘉不同，誉马生物在和华大合作之前就有自己的实验室，从事干细胞存储和相关试剂研发业务，也有客户。2014年，在一个行业学术会议上，梁松认识了国家基因库当时的负责人。2015年底，双方正式开展合作。
梁松告诉《中国企业家》，“魏则西事件”以后，北京细胞存储市场受到严重影响，誉马生物决定开拓外地市场。通过接触，誉马生物与一家四川的合作方达成合作。
由誉马生物作为担保，向国家基因库申请授权增加四川市场。四川方面的财务和北京誉马结算，北京誉马再连带四川方面与国家基因库结算。
“我们在接到国家基因库的确认邮件后，收取了四川合作伙伴的保证金和细胞预付存储费用，但后面由于华大方项目负责人的更替，一直没签合同。最后，四川方面报警，我和公司一位副总被刑事拘留37天。”梁松表示。
另外，华大基因究竟有没有参与过房地产?目前看来，该公司的表态非常含混。在其澄清公告中称，华大控股及华大研究院并未在江苏参与任何房地产项目。
但在媒体沟通会上，徐讯承认华大参与了苏州生命健康小镇整体规划、产业部分项目运营管理及提供相关科研支撑，并未参与小镇的产业载体建设或商业地块开发。
徐讯坦陈，“举报门”背后是华大集团及国家基因库运营方华大研究院早期商业化运作没有经验、运营管理的不成熟，尤其早期参与国家基因库运营的队伍以科研和技术背景为主。
“华大基因无论对国家还是对行业，都功不可没。但它就像一名典型的科研偏科生，我们应该给它多一点宽容。”一位华创系(华大基因离职员工创立的公司，也被称为“华小系”)创业公司CEO对《中国企业家》说。
群狼斗虎
对于华大基因来说，“举报门”带来的麻烦是暂时的，但是日益激烈的行业竞争，正在给它造成持续的压力。
根据火石创造发布的报告，基因测序市场起步较晚，2007年时中国规模也就0.6亿元，预计到2020年能达到100亿元人民币，年复合增长率20%。可以说，这个市场规模非常小。
然而，近年来在这个容量有限的市场中，涌进了大量测序公司。火石创造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已有超过230家。
“基因检测这一行业竞争是良性的，不妨先把市场做大，然后通过长跑，再看未来大家的方向和趋势会怎样。”华大基因方面对《中国企业家》表示。
不可否认，这些新涌入的公司，正在和华大基因一起把基因测序的市场做大。同时，他们也在蚕食原本华大基因“一家独大”的市场。
“随着第二代测序技术的快速发展，市场环境逐渐成熟，国家政策逐步放开，基因测序行业，特别是国内成熟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变得愈发激烈”，在华大基因招股书中，它将市场竞争加剧放在了21项风险因素的首位。
以业内最为知名、崛起最迅速的华创系为例，它们超过30家。而在华创系中，贝瑞和康、诺禾致源和碳云智能这三家最具代表性。
在生育健康领域，华大基因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贝瑞和康。后者创立于2010年5月，2017年8月正式借壳*ST天仪登陆A股。其联合创始人高扬、董事蔡大庆、股东任媛媛，均出自华大健康，曾分别任华大健康总经理、CFO和测序部门经理。
业内对于NIPT(无创DNA产前检测，一项重要的生育健康类产品和服务)的一个普遍说法是，华大基因和贝瑞和康共同占有NIPT市场90%以上份额。
2011年初，原华大科技总裁李瑞强也另立门户创立“诺禾致源”，这家公司如今成了华大基因在科研服务上最大的劲敌。李瑞强对媒体公布，2015年诺禾致源在国内的科研服务收入达到3.5亿元，超越华大基因，成为业内最大的科研服务提供商。当年，华大基因基础科研类服务全球总收入为3.7亿元。
与贝瑞和康、诺禾致源等在现有成熟市场与华大基因竞争相比，碳云智能是在基因测序的未来市场上提前布局。2015年下半年，时任华大基因CEO王俊、华大科技CEO李英睿等人离职创办碳云智能，致力于利用生命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引擎帮助人们管理健康。在基因大数据上，华大基因在2011年就承建及运营了国家基因库，近年也跟华为、阿里云等方达成了合作。
除中游测序服务外，华大基因在上游测序仪及配套试剂市场也有不少竞争对手，尤其是Illumina、Life Tech等国际巨头。从财报来看，华大基因与它们存在较大差距。比如，2017年Illumina全年收入达到27.5亿美元，同年华大基因的收入约21亿人民币。
“饿虎架不住群狼，华大基因没有压力显然是不大对头的。”一家知名投资机构的合伙人对《中国企业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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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帝国
需要指出的是，大众熟知的上市公司华大基因，只是华大生态帝国的一隅。
招股书显示，华大基因上市前有43名股东，包括华大控股、华大投资、华大三生园等。其中，华大控股是华大基因的控股股东，直接和间接合计控制华大基因42.42%的股份。
就华大控股而言，它控制的其他企业一共75家。除了13家“自设立之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未实际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之外，有17家在2016年全年度实现盈利，其余企业的净利润皆为亏损。
这75家企业主要涵盖10个板块：华大基因研究院、华大基因学院、国家基因库、GigaScience杂志、科技服务和临床医学、智造、农业、司法、水产以及基因孵化器。
前四者为非营利性机构，主要从事科研。科技服务和临床医学的公司主体，分别对应华大科技与华大医学，它们合并后成为了如今的上市公司华大基因。
“上市公司表现出来的只是一部分，我们应该看它还有多少潜力”，在另一位华创系公司创始人看来，华大还有很多鲜少对外展示的实力。
华大智造(深圳华大智造科技有限公司)便是华大继上市主体华大基因之后，向资本市场展示的另一份实力。据财新报道，华大智造拟独立融资和上市。此次融资按照50亿美元的估值进行，计划融资10亿美元，或出让20%的股权。
但华大智造只是华大的智造板块业务之一，智造板块还包括CG公司、华大设备等。
类似的，华大农业应用包括华大小米、新疆农业、华大优选、长垣小米、东营小米、洛阳农创、安阳种业、农业控股等;华大司法包括华大法医、华大方瑞、司法鉴定所等;
水产板块则包括华大水产、广州和河南华锐渔、镇江水产和渔业、海南和香港水产等;孵化器包括深圳奇迹之光、西藏奇迹之光、北京蓝色彩虹等。
华大其余子公司还涉及商业、药物、生物技术、互联网、物流等，还有数个基金，以及澳洲、老挝、丹麦、西雅图等海外子公司。2016年年中，华大营养和华大运动也先后注册成立。华大细胞则是2017年9月从国家基因库中剥离出来，负责细胞业务商业化运作的公司。
在汪建的构想中，华大要做“纵横通吃”的全产业链。横向上体现为：基础研究、社会责任、科技服务、医学检测、个人健康、农业育种、基因工程、生物科技创投，甚至创新人才培养;纵向上体现为：仪器制造、试剂研发、测序生产、信息解读、技术转化、产品推广等一系列环节。
接近华大基因人士认为，商业模式上，汪建擅长于B2B或B2G(广义的Government，包括政府、研究机构、医院等公务机构)模式，而并不重视to C模式。从某一程度上来说，华大最近的负面舆论与汪建的思维不无关系。
这位64岁的企业家近来显得思维跳跃，经常语出惊人，例如公司员工不允许有出生缺陷，并要求员工活到100岁。
即使“举报门”闹得沸沸扬扬，7月9日上午，汪建一行人还到深圳蛇口招商局广场拜访了招商局集团董事长李建红，商谈可能的合作机会，包括招商的豪华邮轮旅游、海外园区建设和资本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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