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抗击疫情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时候，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给我们又带来了新的挑战。国内自媒体开始夸张式、博取眼球式的传播国外抗疫场景，反映了我们国民对中西方发展的认识并不到位，也不利于展示我们国家良好的发展形象。中青报发文说“停止妖魔化外国抗疫，国人世界观别被毁了”我是赞同的。所谓，不以爱之而苟善，不以恶之而苟非。对于全球抗疫，我们应该有个冷静的思考与观察。因此，萌发了写一篇，探讨、认识和理解其它国家抗疫行动的背后内在机理的文章。
本文导读
中国抗疫过程中，关于对病毒基因测序、易感人群、潜伏期、致死率、轻重症比例、分布人群、自限性疾病等相关参数，包括世卫来中国调查形成的报告，成为新加坡、日本等其他国家认识病情并制定抗疫本国策略的重要参照。
不同国家和地区，结合自身的国情，采取了有所不同的抗疫模式。现在归纳起来，已经出现了四种模式：（1）以中国为代表的全面管制，按下暂停键；（2）以新加坡、日本为代表的精准管制，经济不停滞；（3）以伊朗为典型的管制不够、能力不足；（4）以英国为代表的优胜劣汰，各负其责。
对于其他国家的抗疫不应该抱着“抄中国作业就一定是对的”类似观念去审视；毕竟，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地理位置不同体制机制、文化观念等都有不同，我们首先应该做的是去理解其它国家为什么那样做？我们国家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如何做才是科学的、合理的、最好的？
本文从历史之鉴VS今朝情景；个体主义VS集体主义；有限政府VS无限政府；主动管理VS被动管理；优胜劣汰VS天下大同；资本利益VS不计成本六个方面的对照，对中国和西方等不同国家策略选择背后的动因算计、政治逻辑进行了全方位分析。
透过这次疫情，只有清晰认识、对比分析这背后的思维逻辑、决策逻辑，我们才能在治理现代化的征程中，既不走过去闭关锁国的老路，也不走盲目迷信崇拜或复制西方的弯路，而是取长补短，找到一条适合中国自身发展的科学之路。
疫情在全世界流行掀起了一场各国如何抗疫的大围观。不同的国家采取的抗疫措施各有不同。特别这两天关于英国提出通过“群体免疫”来应对新冠病毒，刷爆了网络，让很多人大跌眼镜。简要归纳来看，这是除中国之外，出现了第4种模式。我们可把中国称为第一种模式，是强力全面管制，按下暂停键；中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日本、韩国算是第二种模式，精准管制，经济不停滞；我们可以把伊朗等薄弱国家称之为第三种模式，可以说是管制不够、能力不足；那么英国出现的这就是一种第四种模式，优胜劣汰，各负其责，这一定也代表了德国、美国等西方一些国家的选择策略。而其他国家的策略目前不太明显，不排除出现其它情景。
我觉得正如其中西方不了解中国，意识形态上常采取双标一样，其实我们中国也不了解西方，媒体或自媒体也是一派不求甚解的自我解析。对于国外的这种抗议模式，甚至充满了愤怒，焦虑。我这里个人不希望这次抗疫工作成为中国新一轮“厉害了，我的国”盲目自信的再次上演。但我相信这次疫情肯定会成为全球化发展的一个拐点，也是对中国复兴之路的一个有力推动，但拐点之后的路还长，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突变的过程。疫情终归是疫情，抗疫不代表、也不能反映短时期国际地域政治综合实力的根本变化。
但这次疫情倒是成了我们深层次观察中西方差异的一个重要契机和窗口。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经济交往形成了与全世界的联结，而这次疫情，将进一步让我们从社会层面发生的重大事件视角认识我们的优劣势，观察其它国家的做法，深层次的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是兼容并包，而不是是一个模式包打天下。
历史之鉴VS今朝情景
对比1918那场夺取全球5000万—1亿人生命的西班牙大流感和今天新冠肺炎。我想，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在当今的医疗条件下，这场大流行导致的死亡率应该不会比那时候多，应该是少的多。即使是1918年的大流感，也没有改变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趋势。那么今天的新冠肺炎，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大群体来讲，如果是保持一个2%左右的低死亡率，作为一个能够治愈的一种自限性疾病，那么对人类社会的总体影响、基本面影响就不会很大（如果说未来病毒发生了变异，造成了高死亡率，出现过去像天花、黑死病那样对人类造成毁灭性打击，就是另外一种情况）。1918年大流感之后的，西方世界出现了经济大萧条，这两者之间有没有联系，好像还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即使这次新冠疫情全球大爆发，即使全球死亡上千万人，因为低死亡率这个根本判断或情景预测，我们依然要相信全球化、现代化发展的大格局、大方向不会变，历史车轮虽然颠簸几下，依然会滚滚向前。在这样的情景下，英国提出的 “群体免疫”也好，还是我们国家采取的全力救治也好，都是一种根据不同国家自身国情、制度逻辑的自我选择。这个选择，体现了与国家体制结合的一种策略，这也是制度使然，究竟孰优孰劣，不只是一个维度对比所能说明白的，我们也不好妄下判断。
但这个过程中，中国疫情发生中关于对病毒基因测序、易感人群、潜伏期、致死率、轻重症比例、分布人群、自限性疾病等相关参数，包括世卫来中国调查形成的报告，给西方等其它国家提供了一个数据样本。这个样本为各国制定自己的抗疫策略提供了数理上的遵循。对于其他国家是否采取中国的封城措施、能否采取封城等诸多管理措施，这并不是我们应该大肆炫耀推广的重点，也不应是媒体炒作报道的重点。目前，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在目前新冠全球大流行的情景下，我们如何做到防疫和经济发展的平衡，如何做到防疫和国际开放合作的平衡。所以，对于国际抗疫，应该有几个维度的深刻认识，这是双方沟通互信的基础。
个体主义VS集体主义
大家都知道西方是一个崇尚个体主义的社会。西方个体主义的唤醒发生于文艺复兴之后，特别是马丁路德提出宗教改革以后。这个宗教改革直接动摇了罗马教皇的中世纪黑暗宗教统治。当时，欧洲出现了黑死病动摇了大家对神父的信任。所以个体主义的启蒙也有黑死病这个疫情的功劳。这种个体主义发展至今，对于西方社会的治理策略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种根植于个体的思想意识决定了在面对一件事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自我的强有力的选择意念。我是选择生还是选择死？就是所谓我的命运我做主。所以我们看到意大利在疫情爆发，并采取封城措施之后，还有很多人出来抗议。但这两天关于抗议的报道已经少很多了。新闻报道的照片显示，他们的大街上也没有人了。韩国也是类似，虽然韩国没有采取强烈的封城措施。但现在，他们的企业、市民都开始了自觉蜗居家里。这是因为，他们很多人看到了这个病毒的威力、危害，已经从选择自由逛街转向了选择居家保命。其实这就是一个市民的认识过程和自我的选择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间，信息的传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在我们国家发展至今，仍然是一个集体主义主导的社会。家庭、工作单位、亲朋好朋都是这个集体影响的重要方式。那么在疫情防控中，个体主义社会大家取得共识、形成一致行动意愿的社会成本会更高。而集体主义在上级下达命令之后，执行的效率是非常高的。这次欧盟各国在防空疫情上，就没有体现出集体主义的协作。而我们国家的有难八方支援的集体主义精神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但我觉得，未来随着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我们社会发展中每一个个体意识的强化是必然的，我们需要把这种不断崛起的强化的个体意识转化给我们发展的优势。不可能完全压制这种个体意识，但我们也不能走向完全的个体主义。我们要塑造的新优势，不是在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做取舍，而是要尊重这种个体意识的发展，并把理性的个体主义和求同存异的集体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种理念上的差异表现在政府，市民的行动上，体现了中西方的差异。今天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讲话出来了，其中一条就是要让大家警惕，并期望所有人不要退回到个体主义。说明，大家共同应对疫情时，需要集体主义。
新闻报道的马克龙3.12应对疫情的讲话中，有这么一段，大家可细品。“另一个陷阱是退回个人主义。这样的考验从来都不是靠独力能够解决的。相反，团结一致才能克服这一巨大的挑战，说“我们”，而非总想着“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今晚想对你们说：未来的几天、几周、几个月里，我都要依靠你们了。我依靠你们，因为政府不能全凭自己，因为我们同处一个国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要扮演。”
有限政府VS无限政府
昨天西西佛里评论有一篇文章，说的挺好，题目是“西方民主最大的优点是体制无需负责”。文章有这么一段话，说：“西方民主把体制和决策完全分开，政治家是民众选的，政治家无论做出什么样的愚蠢决策，带来什么样可怕的后果，都是民众自己选的政治家，错的活该，体制本身不受挑战。民主的最大优势是决策错了，负责的是全体人民，体制不需负责，当然决策错了的苦果也是所有人民一起咽下。”其实就是西方民主选出来的政府，它本质是一个政党利益、资本利益的代理人。政府政客做的是一份工作而已。他们对全体选民担负的是有限责任。他们的权力也是有限的。这事搞不定，下台就好了，比如英国脱欧，梅姨下台，鲍里斯上。女王也不对这些个负责。
而中国的政府，是在经历了打破封建社会、打破日本等帝国主义进行解放战争基础上取得的，政府的使命是党的使命的延续，本质上是要为全体人民负责的，担负了一个无限责任政府的角色。虽然我们改革开放经历了党政分离等改革，现在又回归到党领导一切了。无限政府的结果就是，老百姓炒股票亏钱了，骂政府，自己交智商税被骗了，找政府。凡是所有的问题，政府都需要兜底。这就导致一个结果，中国现在是很多人，都极端依赖政府，但经常又在埋怨政府做的不好；说政府做的这不行那不行；而新加坡、日本等地很多人是，自己不依赖政府，甚至是怀疑政府，但是在法律框架下能够做到遵守政府的引导。这里在西方和日本、新加坡还有所不一样。
所以，这个有限责任政府和无限责任政府表现在应对疫情上，就呈现了画风不同的风格，在管理的措施上、力度上、形式上包括资源配置上体现了很大的差异。
主动管理VS被动管理
既然政府的权利责任不同，必然会反映在他的管理手段和行为方式上。市民的个体意识差异，也会反映在每个人自我行为管理中。也就是在西方，政府更多的是呼应市民自己采取自我主动管理，但不会一上来就采取通过行政措施进行强行限制的方式，要采取措施也必须要走相应的法律程序。这里体现两种管理方式的不同。
中国依靠强有力的行政措施手段，对企业、公众场所、市民进行了“按下暂停键”的被动管理措施。而西方，更多的是呼吁市民进行自我主动管理。这两种方式，在现实中也不是截然分开的，会交替使用、综合使用。从市民来讲，主动管理类似于美国的枪支管理，宪法赋予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枪支，其实人与人之间相互对对方形成一种威胁，在相互威慑中保障自己安全。所以，在面对病毒时，每一个人都会根据市场获取的、政府发出的各种信息，进行了自我有理性的选择，自我去识别，哪些地方是危险的？哪些行为是科学合理的？那他自己就会根据这个做选择（事实中很多是非理性的），选择了也就要承担这样的后果。对于大部分人来讲，都会做出相对理性科学的选择，并采取必要的自我管理措施。我们在网上也看到了韩国，政府没有虽然明确说要采取严格的封闭措施，但事实上，企业也做出了让员工居家办公的决策，体现了企业的一种职责管理。韩国大邱大街上也是基本没人了，居民都自己在家里躲避。
在我国，则在后期启动了一级响应机制，采取了全面强制执行的措施，对于居民、企业来讲，就是被动接受的管理。这种强制执行，付出的是较大的社会成本，整个国家行政机关、相关单位，在短时间内都会投入大量的劳动投入，特别是基层，大家都是很辛苦的。但西方这些国家，目前可能还不能一下具备这样的行政动员力量。西方国家要采取这样的做法，首先要在法律上有依据才可以。我们看到前一段时间，日本内阁会议敲定了《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施法》修正案，这使得安倍晋三就新冠疫情发布紧急事态宣言成为可能。这就是有限责任政府下，要采集激进的应对措施，必须首先在法律上先行一步。所以我们看韩国也好，日本也好，并不是他们政府不作为，而是政府在法律授予的权限内，采取了政府管制和市场主体选择相结合的措施。特别是，新加坡，因为地域空间小，人口规模少，所以对于密切接触者的跟踪管理，还是非常严格的。这本质上和我们中国采取的措施是一样的。
相比，我们国家的措施，本质上具有更高的效率，我们能够按照问题导向，及时推出一系列精准的行政管理措施，这是我们疫情防控的优势。但这种管理，也有弊端，就是会产生在某些环节、某些领域、某些地方的缺位，所以才会出现快递小哥汪勇补漏项、补短板的事迹。那么，郑州郭某某赴米兰、北京王某某泰国归来等事件说明，在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员素质复杂的情况下，不采取被动管理，光靠居民自我主动管理，也是不行的。而西方，只靠居民主动管理，政府不采取被动管理措施，同样也是不行的。所以，我想，根据疫情发展的不同走势，不论是那个国家，都会在管理的目标、结果上趋向一致。现在，我们看到，随着疫情发展严重，西方国家也开始越来越严格的采取被动管理措施了。而由于严重的疫情发生也让整个社会有了共识，相应的措施都容易赢得反对党还是民众的支持，这也是他们党派政治的决策逻辑。
优胜劣汰VS天下大同
达尔文写的《物种起源》一书出版于1859年，提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他把这个天择指成是物种之间的相互竞争，胜利者便是天择。这是影响西方列强发展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这个理论为西方推行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优越提供了所谓理论上的支持。有的学者称，20世纪人类遭到的悲剧，主要就是由于政治领袖抱持了达尔文的信条。他们在全世界掠夺、对各地土著，如印第安人的屠杀，对财富的掠夺，但通过达尔文的理论让自己在精神上得到支撑，不被愧疚，认为这是一种物种竞争之合理使然。这也让资本主义的无情竞争，变得合理化。我想时至今日，西方国家的不少政客依然奉行着达尔文主义。这此应该提出的“群体免疫”，或许就反映了他们内部的面对病毒，作出了这是“物竞天择”的一种结果、一种价值判断。
中国千百年来发展，我们秉承的是“天下大同”思想。《礼记·礼运》大同章，所谓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作为中国古代思想，意指人类最终可达到的理想世界，代表着人类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基本特征即为人人友爱互助，家家安居乐业，没有差异，没有战争。
这两种不同价值观反映在我们的疫情应对，其实就出现了英国“群体免疫”的概念，和我们国家‘‘能收尽收、不漏一人’’的目标有所差异。但在实践中，事实中，我们必须认识到或者看到，医疗资源的保障能力和支撑能力是关键。目标可以设定，但实现目标的资源保障、能力保障才是根本。所以，意大利麻醉镇痛重症医学学会近日发布《可用资源和需求严重不平衡时期强化治疗的临床伦理建议》，提出对患者进行重症监护时，要综合考虑医疗资源、道德伦理和患者的具体情况，建议对重症监护病房设定年龄限制。意大利麻醉镇痛重症医学学会在这份建议中表示，在医疗资源严重短缺的情况下，资源分配必须确保为康复机会更大的患者提供强化治疗，因此要优先照顾“预期寿命最高”的患者。
其实，我们不可回避的是，武汉在前期是付出了代价的，就是医疗系统已经崩溃，不堪重负。之后，在国家干预和全国支援下，这个问题才逐步得到缓解。而对于欧洲等其它国家，缺乏我们这样的支援体系，这次欧盟也饿暴露出来，在公共卫生危机发生下，各国之间如何协助的问题了。他们是“有福可同享，有难难同当”。而在中国，我们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所以，我们不难理解，意大利、英国等采取的措施。不过在这点上，我们能看出来，英国美国的思想和法国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法国马克龙讲话能明显看到，受拿破仑思想影响的痕迹存在，有一定的国家社会主义倾向（不是本文重点，不再详细阐述）。当医疗系统不足以支撑疫情的这种情景下，他们的决策不会像中国一样，完全依靠党和政府的意志和行政力量，去整合全国的资源，关键是也没有足够的资源整合，去做到为人民服务，他们必须要算计资本的利益，综合考虑资源、成本、回报等因素下，必须要做出选择。这其实也是另外的一种迫不得已的公正，特别是意大利，将是一种不得以的选择。
资本利益VS不计成本
当疫情大规模流行时，防控疫情就成为了一场需要全社会参与，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和资源的综合行动了。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财政体系。这次在疫情面前，中国迅速作出由财政支付新冠肺炎防治治疗相关费用的决策。而且中国也有足够的行政管理、基层社区人力资源保障。这也是中国能够不计成本开展各项工作的基础。而其它一些国家的财政体制，并不支持这样的支出管理。对于很多穷国来讲，还没有足够的财力来支持这件事。而对英国，意大利，德国这样有钱的国家，虽有财力但没有足够的人力来进行支撑，或者说不像中国这样可以在短时间内积聚如此多资源。
所以在决策的时候，中国可以在不经过精确计算的同时，就迅速提出并实行了不计一切成本代价来打赢这场战争。西方的一些国家政府没有足够的权力来进行如此的资源配置。只说在短时间内，难以做到如此。他们必须要经过一系列的法律上、程序上、社会动员上的操作才能够整合利用各类社会资源。
在《大流感》一书中，我们看到了美国为了参加一战，在整个战争，动员方面的所作所为。其实也是采取了国有控制的方式，或者政府控制的方式去进行。只是在当时他们并没有把这样的动员能力用于抗击流感上，那时威尔逊总统对死于流感这件事情丝毫不关心。
这反映了不同国家在决策时，在资本利益，经济利益和人民生命健康时，我们确实是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放在了第一位。西方国家的政府很难一下子从这个角度去考虑施行政策，因为他们要动其他企业、利益群体的奶酪，是一场复杂的政治博弈。因此，为资本服务和为人民服务，在疫情防控中就会出现短暂的矛盾。这里我强调是短暂的矛盾。当救治投入的成本没有足够的经济回报支撑下，西方国家的财政能否支持，这是个极大的问号？
但反过来，我们国家也难以承受长时间的经济停滞，不计成本只是一个短期的行为，最终也得回归均摊到社会的整体成本上来。所以说，我们现在前期取得的抗疫成果，到了今天，已经不能再承受不计成本再来一次的代价了。英国，从一开始就是采取了“佛系”抗疫，这背后可能是他们精确研判疫情能否阻击、考虑到他们的医疗系统承受能力、经济社会代价这笔综合账后的选择而已。我们要全面审视，综合研判，我们不用去担心西方老牌帝国，还是应好好关心下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全球流行情景下，继续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因为，对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我们将很快看到，他们将会动员国家机器，形成自己的抗疫机制。
后记
这篇文章本来想写一个短篇，越想越多，越写越多，好多问题不是一篇能说透的。写到最后，感觉最可怜的国家人民还是伊朗、伊拉克这样的，被西方国家封锁制裁，自己没有足够的生产能力、医疗能力、医疗卫生人员，所以在病毒来袭时，大批人员的死亡或许就难以避免。我们看到，伊朗高官都这么多死去，可以看到他们的医疗卫生资源是多么的匮乏。我想我们中国每一个人应该庆幸，应该感恩的是这个国家的全体人民，是人民力量在改革开放40年后，通过多年的累积，给我们国家积累下这么的资源能力，这么多医疗卫生资源，这么多的企业生产资源，让我们在面对这次疫情中能够做到共同抗击，做到把人民健康放在第一位，并取得了抗疫的初步成功。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重温一下共产党的使命，党和政府的使命。这个使命在重大灾难来临的时候，是有充分体现的。虽然全民抗疫、全局抗疫牺牲了或影响了一部分的利益，但从目前疫情全球蔓延结果大量海外人员又回流看，我们基本做到了维护国家、全民的整体利益。这是我们制度体现的优势之一。但我想说，这个优势并不是我们盲目自信、否定西方的理由。这其中，恰恰伊朗等国家反向证明了，我们的这个优势来源于我们向西方改革开放的发展积累，这个优势是建立在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发展了，我们才有足够的资源条件去支撑我们整个国家的抗疫行动。反过来，我们抗疫的核心目的还是要为了发展，为了人民更加健康、安全、和谐的发展。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疫情，我们应该有个清晰的认知，研判，在对比、借鉴、反思、创新中，并进一步改进我们国家的治理，不断以改革创新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走出自己现代化发展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