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丽乡村建设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基础和难点。目前，我国美丽乡村建设的研究主要从理论、实践和国外经验借鉴三个层面展开，大部分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美丽乡村建设的存在问题和误区、政策建议和制度创新等现实问题方面，少数研究涉及美丽乡村建设的理论基础、评价指标体系、建设模式和相关机制等理论问题。总体上，目前我国美丽乡村建设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其理论研究及分析深度亟待进一步加强。因此，努力建构立足于丰厚中国大地上美丽乡村建设实践的理论体系，将是我国乡村建设理论和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继承和丰富。
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上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重大论点以来，以生态文明为核心的美丽乡村建设，无论从实践推进层面，还是理论研究层面都得到了广泛重视。2013年至2017年连续五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强调了美丽乡村建设的问题，如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农村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综合整治，努力建设美丽乡村”；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又进一步强调：“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和美丽宜居乡村建设”。201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上，提出了要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同时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而美丽乡村建设就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手段和重点任务。在此背景下，总结和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一方面有利于指导美丽乡村建设的实践，另一方面，也可为深入该领域的研究提供前期文献基础。
美丽乡村建设的研究来源于实践的需要，研究的价值既有指导实践的现实意义，也具有继承和发展农村发展理论体系、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和绿色发展理念的理论价值。
我国的美丽乡村建设研究问题导向特征明显。建设美丽乡村，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基础，是“十三五”时期国家的建设重点（黄娟，2016）。中国农业现代化转型困难是提出美丽乡村建设的基本背景，其突出表现为：城乡差距的延续、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二元户籍体制的残存、土地制度的保守、老人农业蔓延、粮食安全问题恶化等（王文龙，2015）。而美丽乡村建设对空心村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乡村空间重构、缩小城乡差距和城乡一体化发展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刘彦随，2015）。
内涵界定是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在美丽乡村的内涵上，学界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基本上是从自然、社会、人文三个层面进行分析的，美丽乡村的特征应是自然环境整洁、社会环境良好、人文环境优越的统一体。乡村建设的生态变迁使美丽乡村蕴含丰富的生态内涵，其具有空间的拓展性、时间的延续性和内涵的丰富性等特点（柳兰芳，2013）。美丽乡村建设的深生态内涵集中体现为环境优美、经济繁荣、发展协调、社会和谐、特色鲜明的生态文明建设范式（王旭烽，2013）。美丽乡村要兼顾农村从生产到生活、从基础设施到文化文明、从生态保护到社会管理等需求（郑杭生等，2013）。一般意义上，美丽乡村的内涵是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其核心则是绿色、循环、低碳、可持续，关键是低能耗、低排放、无污染，其治理理念应为乡村治理的生态系统观、生态自然观、科学发展观和生态循环观的统一（姚瑞平，2015）。
美丽乡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研究也就需要聚焦其实践指向和建设重点以及建设的目标。
一般而言，美丽乡村建设有五大基本要素：美在环境，以整冶农村环境推进村容整洁；美在生活，以发展生态经济促进创业增收；美在文化，以弘扬生态文化营造舆论氛围；美在布局：以编制生态规划实现合理布局；美在机制，以完善生态制度健全保障机制（陈润羊，2015）美丽乡村建设应注重“五生”实现“五美”：注重生产能力提升，实现产业美；注重生态环境改善，实现环境美；注重生活方便舒适，实现生活美；注重生命美丽精彩，实现人文美；注重生产关系变革，实现和谐美；注重科学规划引导，实现建设美（关锐捷，2016）。
美丽乡村建设的主要任务有四：普及生态意识，达成思想共识；细化行为规范，确保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完善空间规划，把生态和资源红线落到实处；优化人地关系，提升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李周，2016）。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同推进既是协调发展理念和绿色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也是我国美丽乡村建设的战略任务。完成这一任务必须以重点生态区、农村贫困区和农村环境问题突出地区为重点实施区域，以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生态化、循环化转型发展为基础，注重“产业——生态”方面的技术进步和技术组装，以重点领域的协同推进带动整体范围的可持续发展，为建设经济繁荣、环境优美的美丽乡村找到一条科学可行的道路（陈润羊，2016）。
我国各地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存在模仿城镇化建设模式，导致农村特色丧失、农业文化割裂等弊端，因此急需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基本理论的研究工作，然而，目前学界在美丽乡村的理论构建方面的建树极其有限、研究成果很少。郑向群等（2015）认为美丽乡村建设的基本理论主要有：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农村多功能性理论、可持续发展评价理论等。而池泽新等（2015）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布局与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工农城乡关系的战略转换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部署、国外关于城乡关系的理论观点及其借鉴、“拉美陷阱”及其启示等4个方面构建了美丽乡村建设的理论依据。
指标体系构建是美丽乡村建设研究的细化和深化。黄磊等（2014）从生态经济体系、生态环境体系、生态人居体系、生态文化体系、生态支撑保障体系5个方面构建了美丽乡村评价的指标体系，但没有开展实证分析。陈锦泉等（2016）通过德尔菲法建立了生态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态健康、环境友好和生态支撑保障等5个子系统，共36个指标的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对指标进行赋权，并对建立的综合发展度评价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沈费伟等（2017）从治理之美、发展之美、和谐之美、生态之美和文化之美5个层面，选取24个指标构建了美丽乡村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TOPSIS方法对浙江省2008年至2014年7年的美丽乡村建设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这种成效在政治进步、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等方面均有所表现。
类型划分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微观基础，而生态廊道建设无疑是美丽乡村建设的生态保障。基于此，靳诚等（2015）基于自然本底和城市未来扩展空间，将美丽乡村建设划分为4种类型:山地景观型、丘陵风光型、平原水乡型和都市风貌型。依据资源空间分布，评价了各个村域单元美丽乡村建设潜力，将所有村域分为3个等级:核心建设村落、重点建设村落和一般建设村落。并识别出具有重要生态意义的6个生态保护区，考虑不同地表覆盖景观格局对动物迁移的阻碍差异，利用GIS空间分析方法，计算了迁徙成本最小的路径，识别出了4条重要的生态廊道。将识别的生态廊道与地表覆盖进行匹配调整分析，最终构建了研究对象的生态空间格局。
建设模式是理论层面美丽乡村建设的核心问题，而模式研究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研究的焦点，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2014年农业部推出了中国美丽乡村10种创建模式：产业发展型、生态保护型、城郊集约型、社会综治型、文化传承型、渔业开发型、草原牧场型、环境整治型、休闲旅游型、高效农业型。和沁（2013）从时间演化的角度出发，认为美丽乡村建设经历了乡村生态综合治理、新农村建设、生态经济建设和生态乡村创建等模式阶段。周琼等（2014）对美丽乡村建设模式的研究表明其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存在诸如产业带动型、生态推动型、文化开拓型、古村保护型、扶贫开发型和综合提升型等多种类型。吴理财等（2014）以具体区域案例来总结归纳建设模式，通过对浙江省安吉县、永嘉县和江苏省高淳区、江宁区等四地的美丽乡村建设的考察，认为4种模式共有的经验在于：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规划引领、项目推进，产业支撑、乡村经营。黄薇等（2015）综合分析了美丽乡村建设5大模式：产业发展型模式、生态保护型模式、城郊集约型模式、文化传承型模式和休闲旅游型模式，并提出了美丽乡村建设模式的未来发展方向：个性化、差异化、地域化和品牌化，更注重文化内涵建设和产业化水平提升等。由此可见，关于美丽乡村建设的模式，学界的认识既有共同之处，也有相异的方面。
强劲的驱动机制是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保障。何得桂（2014）基于网络治理和系统论的学术资源，尝试构建了美丽乡村建设驱动机制系统模型，并对其形成机理和主体驱动力特点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强调指出，在宏观层面，政府、农民、资本和社会力量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进程中要充分地互动协同和有效整合，以形成强大、可持续的合力；在中微观层面，要促进驱动要素层次的协调优化，不仅要注重发挥法律与公共政策、资金与利益的驱动作用，更要重视和增强科技与人才、文化与教育对美丽乡村建设的基础性动力。金波（2016）认为美丽乡村建设和农村生态补偿殊途同归，农村参与式生态补偿机制要从透明、沟通协商、多元性和产业融合等多角度进行设计，使农村生态补偿机制各结构要件之间相辅相成，以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和生态补偿实践工作的顺利实施，进而推动我国美丽乡村建设进程。鲁先锋等（2016）等研究了土地增减挂钩与美丽乡村建设的协同机制，建立了多主体参与机制、有效资源整合机制、考核评价机制，以实现政策之间的协同发展。
针对美丽乡村建设的突出问题、存在的误区，不同学者从不同方面提出了我国美丽乡村建设的建设思路、重点方向、具体举措、政策保障和制度创新等。
尽管近些年我国各地区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和误区需要引起重视。这些问题和误区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有认识上的，也有实践上的。
1．农民主体性作用发挥受限
在美丽乡村建设试点的实践中，政府与农民一头热一头冷，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不够，农民主体性没有发挥出来，其制度原因在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政府主导方式发生偏差，混淆了“主导”与“主体”的区别。项目驱动方式的弊病，农村产权制度模糊，政府投资方向错误，以及基层干部工作的政治生态环境存在着问题等，都是政府主导美丽乡村建设方式发生偏差的体制性原因（李永安，2017）。
在具体的层面，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存在问题主要有：在接受型项目制实践中，资源密集性的输入导致了基层治理的困境，村民参与程度不足、村庄民主形式化成为项目制实践中的主要特点。弱势村民阻工、强势村民争夺资源、政府直接干预项目客观运作等现象导致了项目制运作的异化（叶云，2016）。
对照日、韩等国乡村建设的外部条件、发展阶段等历史经验，我国美丽乡村建设的条件也许不够成熟、目标过于超前、内生动力不足、美丽乡村建设政策相对僵化等（王文龙，2016）。
主要有三：一是规划中的问题与误区。如对规划功能的认识存在偏差，片面强调规划的绝对性；规划对象选择偏差以及由此形成的高昂的规划运行成本，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影响美丽乡村建设的效果和质量。二是美丽乡村建设中模式上存在的问题和误区也比较突出。一些地方的美丽乡村建设以“泛模式化”的方式推广，违背“模式”的生成规律，揠苗助长式地任意创建模式，或者把“模式”奉为圭臬，盲目、教条和机械地套用模式。三是美丽乡村建设中试点方面的问题。试点的周期、试点样本的代表性和试点对象选择的公平性等问题都需引起高度重视（韩喜平等，2016）。
1．需要注意理顺的各类关系
美丽乡村建设需要处理好五个方面的关系：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的关系、政府与市场及社会的关系、一事一议财政奖补与美丽乡村建设、统一标准与尊重差异、美丽乡村“硬件”建设与“软件”等关系（王卫星，2014）]。美丽乡村建设突破主导者与主体一头冷一头热的“梁漱溟之惑”，就要以农村土地(特别是建设用地)产权制度改革为基础，优化政府投资方式，优化基层干部开拓性工作的政治环境，形成上下互动的合力，并带动要素城乡市场化及双向流动（李永安，2017）。
美丽乡村建设要以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为根本指导思想（黄娟，2016）。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思路为：坚持系统性思维和顶层设计理念，把美丽乡村建设纳入农村社会建设的整体框架；统筹兼顾试点先行与全面推进的逻辑关系，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由点到面转换，理顺政府与农民的行为边界，走内生型美丽乡村建设路径（韩喜平等，2016）。
美丽乡村建设是生产生活生态“三位一体”的系统工程，但目前在生产、生活、生态三方面都存在一些不足，为此，提出美丽乡村建设的政策性建议:做好政策的顶层设计，统一管理机构、规范名称，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粮食种植的风险共担机制，及时调整不适合基层实际的政策，建立农村基础设施与环境管理的创新机制，建立种植业、养殖业协调发展的产业体系，建立农药包装物、塑料薄膜等回收机制，加强农村污水处理模式及技术的研究，加强对农民的义务教育等（于法稳，2014）。应对中国美丽乡村建设政策应进行合理调整，积极创造条件缩小城乡差距，夯实农村内生发展基础，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采取合理的农业发展政策，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目标（王文龙，2016）。
美丽乡村建设需要构建多策并举的体系:创新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培育生态文明意识；加快循环经济步伐，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高科学规划水平，优化空间功能布局；分类推进村庄整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基本能力建设，强化农村环境监管；开辟多元互补渠道，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等（陈润羊，2016）。
美丽乡村建设的保障体系应由法律法规、规范标准、评估体系和奖惩机制共同组成，它们是四位一体，缺一不可的（李周，2016）。建立在“城乡二元结构”立法思维下的环境法律制度对于美丽乡村建设存在严重的制度供给不足，因此，需要通过制定和修改法律来完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吕忠梅，2014）。
美丽乡村建设动力的整合需要制度创新：只有尽快改变陈旧的资本观和粮食安全观，加快农地制度改革，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耕地整理力度，消除二元户籍体制残留，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才能实现农村新旧发展动力的整合，加速农业的现代化转型，缓解老人农业危机（王文龙，2015）。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有关乡村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美丽乡村建设具有启发和借鉴价值，但在具体采用时也必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综合考虑我国各地农村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和社会组织化程度以及生态环境的约束等实际情况。
（一）美、法和印度等国的兴农经验
美、法等国二战以来的兴农经验和印度克拉拉邦的人民科学运动表明：以专业化、市场化、规模化、机械化为导向的农业现代化能提高农业产量和劳动效率，但难以避免生态危机，加大对农业科技和农村公共服务特别是农村社区公共文化的投入可有效缩小城乡差距，用大众科学培养普通农民的自立能力和将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向农村基层组织可提高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王习明，2014）。
（二）日本韩国的启示意义
日韩乡村建设值得中国借鉴之处主要有：乡村建设的成功需要具备一些前提条件、不能一蹶而就而应循序渐进地推进、充分尊重农民利益并培育乡村内生发展能力、乡村建设政策应根据时势变化不断调整（王文龙，2016）。
（三）荷兰城乡规划的借鉴
在具体规划上，荷兰住区的兴衰对我国也有启示意义：深入了解村庄现状，正确定位乡村规划，了解农民的状况和需求，尊重农村固有的社会、经济、文化特性，体现城乡规划正确的价值取向（黄经南，2017）。
整体而言，我国美丽乡村建设已有研究更多关注美丽乡村建设的建设现状及存在问题、政策建议和制度创新等方面的现实研究议题。在研究对象和区域上，由于美丽乡村的实践首先发端于如浙江安吉等发达地区，目前总体数量不多的研究对象还是主要集中在浙江、广东、江苏等发达地区，而仅仅有少量的研究针对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尽管不同学者以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为依托，基于不同视角开展了关于美丽乡村建设方面的研究，也已开始尝试进行美丽乡村建设的理论基础、评价指标体系、建设模式和相关机制等理论问题的研究，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现有的理论框架难以适应蓬勃发展的美丽乡村建设的实践需要，美丽乡村建设的理论体系的构建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目前，关于美丽乡村建设的研究还存在着许多不足：高水平成果稀少，核心期刊的发文量少，在所有检索到的文献中核心期刊只有49篇，还没有以美丽乡村为选题的博士论文；文献的科研项目资助率非常低，按照资助数目的排序，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和国家自然基金位列前三，但资助篇数分别仅为29篇、13篇和9篇，其他都是少量地方性科研项目资助的成果；研究的学科比较单一，长期关注的学者也不多，研究成果的集中度不够，不利深入和系统的跟踪研究，如最多发文量的作者于法稳也只有8篇，还有3人都只有4篇，如王文龙、陈润羊等作者。
综合判断，目前关于美丽乡村建设的研究还在起步阶段，研究成果数量偏少、质量偏低、视角单一，综合性和系统性的成果缺乏，大多数研究更多的是政策宣讲和文件解读，而对于各地实践探索的理论化概括不足，关于理论问题的关注不多，实证研究极其稀少，现有成果对实践的指导性不强。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整体上呈现碎片化、零散化的状态（陈秋红等，2014），其理论研究及分析深度亟待进一步加强。
现有美丽乡村建设研究的范式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除少数研究遵循比较严格和规范的研究范式外，还有相当多的研究的学术规范性不够，有的论文仅仅限于作者自己的经验和观察视角，没有更多的理论阐释、理论抽象和规律的总结提炼。对基本概念不做界定或者前提假定不明确的情况下，就开始长篇大论并提出的所谓对策建议往往就是自说自话，致使研究的理论价值大打折扣。譬如，对于美丽乡村建设的模式研究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没有对模式本身概念的明确界定，提出的所谓“模式”根本不是学术和理论意义上“模式”。模式是特定时空条件下，源于一定地区关于美丽乡村建设发展动力、发展路径的基本经验和规律的提炼和深化，其应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同时也是一种动态开放的系统。一定时期内，真正意义上的模式对相似的地区具有较大价值的借鉴、示范和推广意义，其本身即有共性可供其他地区借鉴的一面，同时也具有不断吸收外部系统经验、不断扬弃自身的一面。模式不仅仅是目前大多相似条件下成功经验的总结，而且更要侧重于对其他类似类型的路径选择的启示和借鉴（陈润羊，2011）。但现有的美丽乡村建设模式研究存在的问题有：将学理意义上的模式和普通话语意义上的模式混淆，将产业、乡村或建设动力类型等同于模式，用地域化的建设实践和经验随意界定所谓的“模式”。
展望未来，美丽乡村建设的研究在继续围绕现实关键问题研究的同时，要更加重视理论层面的深入探讨，在研究方法上，需要更加规范的实证研究。在研究导向上，兼顾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在学科交融上，要搭建相关学科交叉交流的平台。在协同创新上，需要不同性质的研究机构联合攻关。在学风建设上，要力戒浮躁，克服目前的跟风式、浅尝辄止式的弊端，进行扎实深入地研究。在科研项目上，要突出国家和地方社会科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在项目指南和立项选题上的支持作用，引导进行高质量、高水平的研究。努力建构立足于丰厚中国大地上美丽乡村建设实践的理论体系，仍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理论界的重要目标，而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美丽乡村建设理论，将是我国乡村理论和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继承和丰富。
本文系作者投稿，已发《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