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泓睿达。原题：“疫”大利。正文共：5810字7图，预计阅读时间：10分钟。
前两天看到一个视频，意大利巴里市长到公园驱赶在草地上晒太阳的市民，要他们马上回家，并亲手关闭了公园。
有意思的是，公园在市长去撵人之前居然是开放的。
春节期间，有一天下班后，我悄悄跑到单位不远处的开放式公园跑步，却被一前一后两个骑着电动摩托车的保安礼貌地撵出来。
新冠肺炎，是一种要你老实别乱动的病毒。
01 数说“疫”大利
截至3月23日，意大利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6万例，重症患者超过3000人，死亡超过5500人。这几天，在欧洲确诊病例过万的国家除了意大利，还有西班牙、德国、法国。14个国家确诊病例过千，确诊病例17万，死亡病例近9千。
欧洲全部沦陷。
3月1日以前，意大利没有进入国际视野，我们的关注点大多停留在韩国（3300宗）和钻石公主号（700宗），3月1日是其确诊病例破1000，此后确诊病例一路狂飙，截至3月23日排名前10的国家里，有7个欧美国家。
我们看一下疫情世界排名，这里面可以归纳出几类不同的视角：
一是气温因素。疫情严重的地区基本上分布在北回归线以北地区，于是有了病毒害怕气温升高的说法，比如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基本已经排名30开外。反例是马来西亚（22日为1183例）排名第19，该国位于赤道，目前温度25-30℃。因此只能说高温对病毒有抑制而不能杀灭。
二是管制因素。认为全国动员能力越强的国家，越能有效防控疫情，比如咱们中国，又如日本，虽然爆发早，但是至今也才过千。反例是伊朗。
三是文化因素。越是强调自由的国家，民众对政府的管制抵触越大，导致越难以控制疫情，比如美国后来居上，反例是伊朗。
四是经济因素。发达国家医疗水平高，死亡率低。反例是意大利，作为欧洲仅次于德国的工业国家，2018年人均GDP达到3.4万美元，致死率却高居不下。病毒不分贵贱。
与其说哪种因素具有决定作用，不如说综合水平决定了防疫水平。如果管制力强但缺乏经济支撑，经济发达但缺乏动员能力，管制力强但缺乏社会自觉，都会让防疫水平大打折扣。
意大利是欧洲最早介入管控的国家，疫情发展却出人意料的后来居上，对于意大利的沦陷，我认为是国家没有足够管制能力，民众没有足够的自觉自律。
佛罗伦萨晨跑的街头
疫情在社会动员力强大的国家失之桑榆，却在强调绝对自由的国家收之东隅。
02 疫前的意大利印象
去年国庆期间在意大利旅游的经历，倒是让我对意大利防疫的艰难有了感性认识。由于每天有跑步的习惯，于是有了更多机会深入罗马和佛罗伦萨的大街小巷，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
我们住在罗马西北角特鲁米尼中央车站附近，往西大约三公里穿越台伯河西岸可到达梵蒂冈，沿着河东岸则分布着世界著名的西班牙广场、威尼斯广场、真理之口广场等地，往南约两公里则到达古罗马广场和斗兽场。
我罗马的四天基本跑遍了那里的每一条街道，特别深刻的感受是：摩托车真是多，居住条件真不好。
第一，机车特别多。在罗马，机车是你想象不到的多，由于街道狭窄，几乎每一条道路两边都停满各种机车，往往只留下双向两条汽车道。
意大利的机车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休闲代步为主的踏板机车，骑手们穿着或是时尚或是休闲，单独骑行。另一种是大排量的巨型机车，骑手们全副装备十分炫酷，扎堆出行，意大利MBE车展早被公认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摩托车展会。
但是不要以为开巨型机车的年轻人一定粗犷嚣张，实际上骑手的礼貌温和和胯下的凶悍机车形成鲜明反差，我在晨跑的几次过马路都遇到了机车男的礼貌停让，甚至高举起手做出让我先过马路的夸张手势。
机车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特征很明显，一是活动范围有限，基本上以城市中心为活动半径；二是无法多载乘客，单人骑行导致流动密度大；三是不同于汽车的密闭效果，增加了病毒传播的风险。
意大利机车盛行已远远超出作为出行工具的定义，张扬的机车文化反映出意大利人不喜约束，不羁且不甘平庸的态度。
二是分散式聚居。这是我在思考疫情为什么能猛烈冲击意大利时，脑海突然蹦出的一个词，看起来很矛盾和冲突，但与我在罗马和佛罗伦萨街头看到的情景相吻合。
这些城市没有小区，但居民又不是单门独户，他们往往共同生活在一栋大约只有五六层高但是但是很狭长的居民楼里，就像我们的“7天”或“168”宾馆，住户共同使用一个出入口，但是彼此之间并不熟悉，更没有居委会的登记，你甚至找不到他们的工作单位，而号称“中小企业王国”的意大利，中小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98%以上，正是这种表面上聚居实际上互不关联的群落方式，增加了传染病溯源追查的难度。
在我离开意大利半年后的今天，车水马龙的永恒之城罗马、时尚之都米兰和艺术天堂佛罗伦萨街头变得如死一般寂静，剩下高立于柱顶的图拉真大帝和奥古斯都像诉说几千年的辉煌。
03 史上的“疫”大利
如果说机车出行和分散式群居是意大利目之所及的现象，那么席卷意大利全境的新冠肺炎，则把全体意大利人带入了亚平宁半岛的瘟疫史深层记忆之中，它们和辉煌的罗马史一样源远流长。
历史学家把意大利历史特性归结为两点：一是国民关于“意大利”的国家认同感长期缺失，二是城邦割据让“意大利”长久失序。这两点特性在面对呼啸而来的瘟疫时尤显得无力。
一次是14世纪经意大利横扫欧洲的“黑死病”。1347至1353年，因鼠疫而爆发黑死病席卷整个欧洲，夺走2500万人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这场大瘟疫起源于中亚，1347年蒙古军攻打黑海港口时传入，之后瘟疫像幽灵一样，静悄悄跟随亚欧商队经由水路进入意大利——地图上的那只足球——西西里岛，在岛上的墨西拿港口一下子蹦上意大利北部热那亚和法国马赛，从而开始它的肆虐之旅，先是西欧从一处港口突破英格兰防线，征服整个不列颠，继而北欧、波罗的海地区，最后到达俄罗斯才结束了它血腥的征程。而今天有关于黑死病的最早记载也是由意大利人记录下来的。
这次黑死病的爆发对意大利造成的影响难以估量。因为医疗技术的缺乏，人们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宗教，社会惶恐导致了意大利异常活跃的宗教活动，中世纪后期的意大利中北部拥有比欧洲任何地方更多的医院、救济院和孤儿院，神职人员是英国的两倍，伴随着宗教热情，其中一个后果是产生伟大的文艺复兴。
然而文艺复兴没有带来“意大利”国家意识的整体觉醒，反而因为分裂带来文艺的大放异彩。正是在这样充满变数的背景下，1494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的军队翻阅了阿尔卑斯山，法国、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接踵而来，相继入侵意大利。
伴随着侵略者铁蹄轮踏的，是17世纪瘟疫的卷土重来。1629年的意大利是城邦林立的时代，那时候亚平宁半岛上依然没有“意大利”的国家概念。那一年的秋天，一名应征参与对德国和法国作战的米兰士兵，拖着疲惫的身躯返回家乡，两天后腹股沟长出了肿块并流脓而离奇死亡，此后，瘟疫开始蔓延整个城市。
刚开始，米兰迅速启动了教科书般的防疫措施，包括及时的医护资源，严格的隔离检疫，以及限制人员与货物出入境等等。然而1630年初春，意大利人没有忍耐住节日的浪漫情怀，在米兰举办的一场狂欢节彻底粉碎了之前的一切努力，在海量民众的交叉感染下，瘟疫如同核弹般迅速引爆，继而彻底失控。
《米兰大瘟疫》所刻画的，正是米兰从天堂一夜堕入地狱的瞬间——尸体多到连运尸车都载不下，市民需付给运尸人不菲的报酬，才能勉强让亲人遗体有一席之地。据说仅8月份就有4000具尸体在街道上乱扔，腐肉的味道令人难以忍受。
1630年至1631年的米兰瘟疫向南部和东部扩散，导致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爆发疫情，独立甚至对立的城邦之间既没有协作的能力，也没有独善其身的本领，这次瘟疫导致北部近一半的居民丧生，意大利人口从1600年的1300万人降到1650年的1125万人，死亡接近200万人。
那么统一的意大利能够有效对抗瘟疫吗？
1860年的那个晚春，加里波第带领他的游击队从热那亚的一个港口起航去西西里岛，将那里的农民起义变成了民族革命，继罗马帝国之后再次统一了亚平宁半岛，意大利作为国家的称谓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统一后的意大利不久就迎来了了疟疾的爆发——糙皮病。建国的意大利没有带来生活的改善，糟糕的饮食削弱了人们的免疫能力，缺乏维生素诱发的糙皮病会导致痴呆和死亡，住房条件的恶劣更加加重了疾病的爆发。
有资料显示，大多数农户的住宅只有一间房，农民们经常不得不和一头骡子或一头牛共处一室，北部种植园的劳工只有20%的人能够住上宿舍，其余的人在结束一天的劳作之后只能露宿，甚至住在洞穴和墓地里，这些都加剧了疫情的蔓延。而在工厂里的工人也遭到无情对待，1876年的工厂工人一半是女性，近四分之一不到14岁，甚至4、5岁的儿童也被送进纺织厂工作。
其实19世纪70年代，建国后的意大利一直存在对国家身份认知不明确的问题，而危机将这种不确定性推向了高潮——极权政治的法西斯种子在此时埋下，并在半个世纪后像瘟疫一样爆发。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共体的成立为意大利经济复兴提供了机遇，廉价能源的开发、农民进入城市和对外贸易激增让意大利几乎在一夜之间从农业国变成了现代工业化国家。
但是瘟疫和意大利似乎相爱相杀，每一次瘟疫过后便带来短暂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却始终没有解决国民对国家意识淡薄，以及国家对国民的动员能力薄弱的问题。
20世纪的最后十年，意大利内阁中曾有超过14个不同党派，创下了欧洲战后的记录。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意大利的年均经济增长只有0.25%。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第一场考验，依然暴露出意大利缺乏有效动员政府的弊端——民事诉讼时间长达9年，以中小型企业和大量自由职业者为主的松散型社会结构，清廉指数排名甚至落后于卢旺达等国家。
意大利面临的最大困难依然是没有清晰的国家价值观和准则。公民和政府围绕国家的讨论往往以一种华而不实的方式围绕着宗教和世俗，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自由和权威，权利和义务，北部和南部等对立面展开，却始终缺乏中央政府坚定的政治方针，不可避免的给政府机构的权威造成破坏后果，乃至于在新冠肺炎过程中难有作为。
04 意大利不止缺乏医护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全球没有任何有效的疫苗或特效药。
从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的经验看，“隔离”和“全部收治”是两条根本措施，不论宣布国家和城市封闭、还是居民隔离，都意味着经济、社交活动进入“冷冻”或“慢进”状态，封锁隔离的前提是保障生活物资供应，全部收治的前提是保障医疗资源供应，包括承担病人费用、医护人员、设备和场地，这些绝不是一个家庭、一个社区或一座城市能够承担，它离不开国家主导。
除非你学习英国和德国采用“群体免疫”策略，基于认为病毒不可灭绝性，必将导致长期共存，希望延缓病毒的爆发时间，让病毒在缓慢传播的过程提升国民的自身免疫力，最终实现与病毒和谐共存的结果。
群体免疫的核心在于减少危重病症，在发现病症早期即介入治疗。换言之，我让你传播，但不让你发展成重症，显然，这在意大利并不适用，因为它的病亡率已经达9%的极高比例。
中国驻意大利大使李军华指出：“中国专家对意大利提出的改进建议，意大利几乎照单全收、悉数采用。”
照单全收的意思是什么？当然包括最严格的封锁措施。不仅是限制出行，商铺也基本关停、学校全部停课，所有的体育赛事娱乐活动全部停止。然而，意大利对措施的照单全收，不代表它能够照单实现。
第一、缺少物资保障。让居民呆在家里，吃什么？如何消费？能像中国国民一样通过手机下单和支付吗？就算能够那么货物从哪里来？
在广西支援湖北的过程里，平均每三天运送5000到1万吨的瓜果蔬菜，保障了湖北的食品供应稳定。阿里、腾讯、百度等知名企业，韩红等明星艺人纷纷捐赠、提供线上服务、参与疫区建设，意大利如何做到？
第二、缺少物流保障。德国法兰克福机场宣布暂停往意大利方向的货运服务，意味着空运欧洲中转意大利的运输方案可能无法顺利执行，这还是远距离物流运输，城市里的近距离物流配送系统如何建立？居民如何下达订单？如果没有网购系统，如何确保居民区内生活市场的正常配送，确保市场有货可卖，居民有菜可买？
第三、缺少医护保障。疫情爆发后，中国所有小区、村居实行封闭式管理，高效建立火神山、雷神山两所医院，全国各省市组建医疗队，数万名医护人员奔赴前线，口罩等医护设备生产能力被极大调动起来，这里面既需要审批部门建立绿色通道，改审批为备案，也要民营企业响应号召转型生产，更重要的是中石化等国有企业发挥稳定器的作用，保障原材料的生产供给。
第四、缺乏监管体系。意大利的卫生部门和社区体系能否支撑起社区内的排查行动，以及建立监控体系？比如新加坡卫生部门通过溯源监控体系，对前100名患者进行追踪，其中53名通过接触者发现，31名根据医院诊断发现，16例通过监控体系发现，足够广的监控范围和足够多的监控措施，是有效阻断传播链的策略。
第五、面临两线压力。和中国的情况不同，对内，意大利内部疫情遍地开花，而中国能够迅速将疫情控制在湖北一地，其他地区补给支援；对外，意大利所在欧洲已整体成为疫区，而中国疫情爆发之时没有境外输入的压力。
既要内防扩散又要外防输入的两线作战将极大压缩意大利的防疫缓冲空间，不光旅游、艺术、服务全面停滞，工业生产萎缩，乃至南部的传统农业地区也因防疫风险增大而影响种养殖，而欧洲各国自顾不暇也无法提供资源保障。
这一切，决定意大利想“照单全收”中国经验，没有可能；要做到“隔离”和“全部收治”，难上加难，因为它缺少系统的应急能力，也就决定了它没有长期的动员能力，很难把居民妥善的安置在家里。
我想，仅仅向意大利输出医疗团队远远不够，他们更缺的是系统的社会管理方案，更缺健全的保障供应体系，需要紧跟而上的应该是我们的物资供应企业，中国企业是不是到了向全球输出供给的时候。
05 病毒在所谓自由国度找到了舞台
瘟疫，意味着你要么改变生活方式，要么很可能改变生命形式。
隔离，意味着限制通行、限制集会、限制社交、限制公共活动，包括被意大利人视为身家性命的足球，甚至在必要时候削弱制衡力量，确保“国家紧急状态”下政府的动员能力。
牺牲你的自由，让渡你的权利，而这正是对欧洲和美国公众价值观的挑战。
疫情在社会动员力强大的国家遭遇钉子之后，终于在强调绝对自由的国家找到自己的舞台。
站在罗马街头，车水马龙、喧闹繁华。意大利皮包店、时装店、手工冰淇淋店，披萨店琳琅满目，罗马温暖的阳光一扫心头的阴郁，鸽子悠闲地在广场喷水池边徜徉。纵横近三千年的历史，城市的每个角落都透露出古罗马帝国的影子，街头各种建筑和博物馆的馆藏，让人们穿越到西方千年文明的起源，彻彻底底感受到帝国的恢弘。奥黛丽·赫本在电影《罗马假日》里告诉你一句真谛：
“因为罗马，所以经典。因为短暂，所以永恒。”
因为中国，罗马会延续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