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6到1940年，法国陆军的高级将领们曾无数次按照预案推演过在对德战争爆发后赢得最终胜利的路径，而这一切最终在1940年夏天的“镰刀切割”面前化为泡影。但那道固若金汤的东部防线的确存在，并且从未被彻底攻破：到6月25日法德停战时为止，德军仅仅摧毁或占领了5个小型要塞群，并在未设防的萨尔缺口和工事密度较低的孚日山区实现了突破，但防线主体依旧完好。1932年死于伤寒的前陆军部长安德烈·马其诺有理由为他的创造物感到骄傲：正是他说服国民议会在财力相对宽绰的1929年拨款33亿法郎，花费将近10年筑成了这件军事工程学上的杰作。人们将其称为“马其诺防线”，以纪念这位曾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度过童年，如今又建起一条钢铁防线来保卫它的一战老兵的功勋。直到20世纪50年代，劫后余生的法国陆军还在修复和加强马其诺防线的剩余部分，以图抵挡苏联军队可能的西进。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马其诺防线从来都不是法国军政领导人最心甘情愿的选择。在20年代初，他们曾经满怀主动性地探讨先发制人摧毁德国核心工业区的可能，并把建立和比利时以及东欧国家的军事同盟设定为优先目标。历届法国政府都曾是《国际联盟条约》和集体安全体制最忠诚的捍卫者，远比英国更早意识到德国的侵略野心迟早会引发一场新的大战。
即使是在绥靖主义气氛笼罩整个欧洲的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法国依然准备将陆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前出到比利时境内，对德国采取义无反顾的攻势。以利德尔·哈特为代表的英美历史学家对战前法国军事战略和国防政策的苛责，有相当一部分并非事实。
然而法国也并无太多更好的选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摧残和法国在人口结构上的弱点使其无法承担长期维持一支进攻型部队所需的财政和社会代价。欧洲集体安全体制的崩溃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同时到来，既颠覆了战后最初10年已然规划完整的攻防战略的基础，又使法国无法单靠自身力量对抗希特勒的锋芒，从而被迫高度依赖其英国盟友的斗志。在这种背景下，原本仅是一种次优选择的单纯防御战略，以及作为其实现平台的马其诺防线，意外成了1940年唯一具有确定性的战略工具。
次优选项出炉
1918年11月11日，四年惨烈的世界大战终于尘埃落定。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法国享受到了久违的国际声望和荣耀。但它为此付出的代价更令人触目惊心：战死的军人总数高达139.7万人，比开战时的法军总兵力还多，另有70万平民因为战事、饥荒和传染病丧生；两项数字之和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4.39%。有426.6万名军人和平民不同程度受伤，其中超过1/3落下终身残疾。由于核心工业区遭到德军的入侵破坏，1919年法国的工业总产值仅相当于1913年水平的57%，价值1340亿法郎的公共设施和生产资料化为乌有，政府债务总和相当于全年GDP的1.7倍。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政府每年依然要拨出接近半数的财政预算用于偿还战时债务和支付阵亡者的抚恤金。法国继续保有西欧最强大的陆上军力，但它的整体实力正在急速下滑。
所幸在战后第一个10年，法国迎来了经济复苏，并有能力重新规划其国防战略。在普恩加莱领导的中右翼联合政府的操盘下，法国通过增加税收和稳定币值缓解了财政困难，生产也开始逐渐恢复。然而，一层深重的阴霾始终笼罩在法国上空，那就是东方宿敌德国的威胁。
对财政负担极重的法国来说，获得德国赔偿的希望落空，意味着他们可以用于更新军队一线装备的预算受到了直接冲击。雪上加霜的是，由于人口规模和增长率存在的劣势，一旦德国重新开始武装，在装备水平处于同一档次的情况下，法国根本没有胜出的希望：1918年底，法德两国人口之比是3900万对6300万，其中适宜动员充当一线士兵的20到34岁男子人数之比是1：1.7。由于接近3成的青壮年男子在大战期间死去，法国人口在停战后20年里增长近乎停滞，只增加了聊胜于无的54万人。到1939年，法德两国20到34岁役龄男子的数量已经变成400万对900万；若不未雨绸缪，法国的失败几乎成为必然。
因此，从1920年开始的关于法国新国防计划的研讨，就变成了一场意义远不止军事的深刻辩论。它涉及法国在人口和工业产能方面的结构性劣势，它刚刚开始复苏的财政状况，以及新鲜出炉的大战经验。最高战争委员会很快分裂成了两派：停战时的协约国军队总司令福煦元帅和新任陆军参谋长埃德蒙·比亚倡导进攻，1914年马恩河之战的英雄霞飞元帅和委员会副主席贝当元帅主张防守。这场论战持续了将近7年时间，几乎将当时法国所有的中高级军官卷了进来。到1927年前后，防御学派最终占据了上风。陆军组建了专门的边境防务指导委员会（CORF），精心讨论和设计这条防线的最终形态。霞飞元帅的长期追随者、陆军部长马其诺在国民议会慷慨陈词，说服议员们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总额33亿法郎的预算案（实际花费则超过了50亿法郎）。1928年，土木工程在阿尔萨斯—洛林和阿尔卑斯山边境初步启动，次年又扩展到法国北部。这条盖世无双的防线，自此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