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雷莎·梅自“脱欧”公投之后领导英国的三年画上句号，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将迎来新一任首相。但是，由于迟迟未能在国内就“脱欧”方案达成一致，保守党是否还会延续这场“政治闹剧”？在政治议程出现令人诧异的僵局、政治人物举止失措被国际媒体当笑话看时，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英国眼下的窘境，究竟是因为政治家们没事找事“自作孽”，还是因为英国的制度体系本身出了问题？
主权意志已经分裂
英国的政治机制长时间无法就某一议程达成决议，的确非常令人意外。尽管选举民主和权力制衡制度在议定“国之大事”上通常效率不高，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能够通过博弈协商实现一定的政治共识。在“脱欧”方案上无法形成共同意志和呈现出混乱无解状态，使人不免会想象英国又进入了“霍布斯时刻”。
17世纪中叶，目睹了1642-1651年英国内战的托马斯·霍布斯痛定思痛，认为当年英国的问题在于国家主权被国王、贵族院和平民院等三个不同的政治主体所分享，导致政治决断无法做出，内战得以发生。他所著的《利维坦》一书，因此力主主权归一，防止不同的主权意志间相互倾轧，导致国家陷入灾难。后来，英国所推进的一大政治转变，就是原先分属不同主体的主权权力，逐渐被收归于单一主体英国下议院(以往的平民院)，即所谓“议会主权”。在确立主权权力的“议会至上”制度后，履行决断功能的政治机制得以完善。从近代以来的表现看，英国形成政治僵局的概率因此小了很多。
但霍布斯所担心的国家最高意志间的对立，又重现于当前的英国政治。如今代表实际主权的英国下议院，虽然形式上仍然“主权归一”，但其真实运行已经分离出南辕北辙、不可通约的主权意志，其情形有如在英国内战前夕。与当时英国议会和国王围绕征税问题陷入协商死结一样，只不过今天的核心争议已是“脱欧”。然而，把当前的英国政治困局，仅仅归结于政客们为自身政治利益而做出了错误选择，或是英国政治体系存在着缺陷，仍是不够的。这些可能已不是主要成因。中国人喜欢说“尽人事知天命”，非常适合用来概括英国当下的处境：“天命”即客观情势的变化，已经左右了“人事”即政治选择，“人事”可以灵活腾挪的空间已见其底限。
利益疏离愈发明显
这个客观情势即经济全球化对英国的冲击。在两年多前“脱欧”公投之际，围绕“脱欧”还是“留欧”的选票分布，就清楚反映了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和社会分化。年轻选民更多选择“留欧”，55岁以上的老年选民多选择“脱欧”;经济发达地区，如苏格兰和伦敦地区选择“留欧”的支持率更高;教育和专业程度更高的人群选择“留欧”;不拥有护照、收入越低的群体，选择“脱欧”的比例越高;支持“脱欧”的民众更倾向于认为移民的进入抢夺了他们的工作机遇。可以看出，不同群体正因从经济全球化中的得失之别，而对“脱欧”还是“留欧”做出了不同选择，而在两种选择上的得票相近，则又显示了两种不同意愿间的势均力敌。
与通常的理解有所不同，当前英国不同群体间的财富差别，已不完全是所谓“贫富分化”，而是由利益相关转向了利益无关。“穷人”与“富人”的分野，不仅在于财富占有上有多有寡，而且在于它们在利益实现的空间方式上已发生巨大变化。在英国自上世纪后期以来“去工业化”而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伦敦成为世界 “金融城”后，大部分英国相对富有的人，他们的利益实现所依托的主要空间，已是“全球”而非“英国”。而又有很大部分相对贫穷的人，他们仍然高度依赖于“英国”这个实体，来保障自身的权益。
这与以往的工业化时代明显不同，那时虽然也有“贫富分化”，但产业资本需要依托于一定的国家母体而生存和发展，它们在所属国家投资，既为母国的工人提供了工作机会，也通过上缴税收而支撑了福利体系。就是说，产业资本家与以工人为主的中产阶层，是在同一口锅里吃饭，构成了利益共同体。然而，如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资本流通的日益便捷，特别是经济金融化现象的出现，往昔在同一个国家体内产业资本与中产阶层的利益共生关系已被打破。一个国家的富有者，他们的利益很可能是通过其他国家工人的劳动来实现，而与母国不再有很强的利益关系。
达成政治妥协难在哪
利益共同体是政治共同体的前提，也是政治妥协可能实现的前提。而一个国家的内部不同人群间失去利益关联后，政治认同破裂便不再是不可想象的。19世纪60年代的内战前夕，美国南北两大地域由于卷入当年英国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意愿和程度不同，在利益上发生了严重疏离，事实上已经形成为两个利益共同体，结果便是不可挽回的以地域为界的政治对立。与此同时，政治妥协的产生，往往需要一方占有明显优势，这会迫使作为少数的方面在抗争无望下不得不做出让步。美国南北战争之所以爆发，在于当年美国以地域为界分别形成了代表南方和北方的政治集团，但北方并未对南方形成压倒性优势。
今天的英国同样如此，政府的“脱欧”方案一而再、再而三在议会受阻，反映当下时刻的英国政治正出现两大挑战：一是“脱欧”和“留欧”两种意愿都没有获得压倒性支持，这使得代表两种意愿的政治集团都因感到自身“人多势众”而不愿意选择妥协;二是，更为重要的，很多英国人对未来的预计已转向悲观，认为经济增长已陷入停滞，这也阻止了妥协的发生。
以往的政治妥协能够达成，还在于愿望没有达成的一方，一般来说不会成为绝对的利益受损者，新的执政力量为寻求国内和谐稳定，总是会调配国家资源对博弈失利的群体予以安抚。这种机制能够起作用，其前提条件是国家手中掌握足够资源尤其是财政资源。然而，如今包括英国在内不少欧洲国家面临的情况是，债务压力越来越大，国家所掌握的资源已越来越少，可以进行内部利益调节的空间也日益逼仄。因而也导致国内政治调节失灵。(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