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恩硕∣文）
那些从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之类的循环式逻辑中，推断21世纪将是中国世纪的人，也必须认清这一事实，即中国早在公元前230年就已经开始成为世界上首要的或最具影响力的大国，而且到公元6—7世纪的唐朝，中国已经长时期地保持了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
这种第一强国地位的获取与保持，更多地是缘于长江、黄河流域大面积的平原耕作区，及中国规模庞大的人口数量与高度发达的社会政治文明。技术及通讯地理因素，对于世界各地区交往联系的隔绝或限制，为中国的生存减少了外来威胁的次数。
进入1500年以后的数个世纪，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商业技术的空前发达以及市场经济主导地位的取得，首先从内部抵消了中国作为农业国的多方面优势。而在被称作“人口大爆炸”的时代，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已经失去了传统时代衡量大国地位的指标意义。
传统时代所创造出来的辉煌的社会文明，在19世纪清帝国的衰亡过程中，已被证明落后于西方新兴的社会政治文明。
现在的情形是，中国正在日益将西方的文明与本土传统文明结合起来，并创造出一种更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社会政治文明。
另外，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在意味着国与国之间交往联系的日益加深的同时，也必然意味着一国遭受全球范围威胁的增多。
结果是促使中国在传统时代领先于世界的各种优势条件，现在都已经转向弱势，或不再发挥先前那样重要的作用。
中国人日益增长或复兴的民族自信心，忽视了这样一种听起来残酷的现实，即中国在世界政治、军事及经济舞台上依然远远落后于美国，而且美国的第一强国地位正是在全球化时代新的社会文明潮流中孕育出来的，一如中国在传统时代从游牧社会状态中走向农业时代的辉煌状态。
后来居上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但同时，中国也必须认识到它悠久辉煌的传统文明，在给它遗留下宝贵的社会遗产的同时，也在侵蚀（这样说可能会显得很夸张）或阻遏新时代对于其成员国的各种要求。
结局是，如果不是中国的历史传承与新时代成功接轨并发挥出巨大的功效，就很有可能使中国难以从根本上转型，并因此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
如果中国再不改变那种必将领导世界的特殊优越感之类的思维模式，那么，说“21世纪必将成为中国世纪”，就和美国人自命为上帝选民的做法，没有质的区别了。
人们易于将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所发明的软力量误解为文化、价值观方面的影响力，而实际上约瑟夫·奈已经指出，文化、价值观等只是产生软力量的资源而并非软力量本身的。
任何一种力量资源当它被主体所主动地使用时，就会成为硬力量，而当它能够对相关对象产生自动的影响时，才能够被称之为软力量。
在这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的汉人中心文化模式曾经使得每一个统治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被无形地同化了，这时我们就可以说是汉人中心文化模式和价值观的同化功能是一种软力量。
但是，当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或民族强制输入文化模式和价值观念，比如美国通过战争将其民主理念强制输入到伊拉克时，美国的民主文化和价值理念就变成了硬力量，也即人们常说的文化霸权。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模式本身，就可以对那些相要仿效中国模式的国家的产生软力量。
同理，当一个国家的军队建制、武器装备和作战能力引起其他国家的仿效而散发着魅力时，我们同样可以说这个国家的军队对另一个国家产生了软力量，即军事软力量。
中国长期以来并不缺乏形成软力量的各种资源，然而却很少有人能够真正懂得如何将这些资源转化为软力量。
现今看来，中国的软力量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改革开放的成功模式对于其他国家的吸引力，传统儒家理念中道德礼仪观念对于其他国家的吸引力，以及中国传统的军事谋略思维在对其他国家进行商业活动时所产生的吸引力。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中国的国防建设逐渐也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有人大力倡导并专门著书立说来建议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海权国家。
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晚清帝国所遭受的列强入侵大多是从海上而来，而中国由于缺乏能够用于远洋作战的近代化海军。
洋务运动为中国打造了几支装备先进的海军，然而晚清海军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之中的糟糕的表现，恰恰是由于新建的海军不够强大、装备不完备以及更深层次的缺乏成熟的海权理论指导。
在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中期日本之所以入侵中国，其原因之一即是中国内部混乱，没有建立强大的海军防护沿海。
现在，中国的商业、经济洋行遍布于全球，因此更需要建立起足够强大的远洋海军，以便维持中国在海外的商业利益。
（曹恩硕∣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