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始终害怕政治，那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政治至今仍然有着非常强烈的人格化的色彩。传统政治形成了一套异常完备的控制社会一切因素的制度体系。它是如此地强大，以致可以认为，这样的政治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也是最强的专制主义政治。世界历史上的专制主义国家曾经很多，但都没有中国的顽固。这一方面，在精神生产领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劳；另一方面，在物质生产领域，是中国小农经济的功劳；再一方面，在人种血缘上，汉民族一直都没有受到外来文明颠覆性的“洗劫”。
中国传统政治与西方现代政治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们的价值、意向和“工具理性”恰恰是完全相反的。中国传统政治产生了一个金字塔似的人身依附的社会，而西方现代政治则是“非人”化的，它不断地打破权力对个人的束缚，直至最终达成了“宪政”。中国传统政治要求社会个体的“非人”化，老百姓不能有思想，民间智力活动也完全受制于国家。西方现代政治基于社会个体的原子化，任何势力似乎都无法阻挡民间的创造热情，尤其在经历了“近代化”的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之后。
诸子百家，无论怎么挖掘它，都无法为中国民间社会开创出一个科学性质的知识传统，也无法为老百姓提供信仰资源，除了那个似是而非的“道教”外。于是，传统中国只能听命于“天”，一个是人格化的神，一个是被儒家、道家神化的人君。而西方文明的来源包括古希腊的科学传统、希伯来的宗教传统和古罗马的法律传统，等等方面。西方一直在积累科学方面的自然“知识”，也在不断打破人文方面的精神枷锁。而传统中国在科学与人文上，则一直停滞不前，惟一发达的思想现象就是所谓追求“内在超越”的道德伦理——但很可惜，这种“道德伦理”却是“吃人”的。
本文所谓“政治是非人的工具”，是指，政治的内在属性决定了，它应该只是一种工具，而且当然地应该“非人格化”。政治应该被关进牢笼之中，而不是政治这头猛兽从牢笼之中跳出来咬人。
从《道德经：第17章》可以看出，老子悟出了政治的某些“真谛”，但也可以隐隐约约地知道，老子对政治其实还怀抱着一种不太切合实际的幻想。他说，最好的政治，是让老百姓不知道有政治这回事。（想想古希腊的城邦政治，我们就知道，政治是所有公民对城邦公共事务之治理。说不知道政治，好象有一种过分相信“统治者”的意味。）老子认为，其次的政治，是老百姓亲近并且赞扬的政治；再次的政治，是让老百姓畏惧的政治；最差的政治是，老百姓虽然口头上畏惧评论，但私底下却辱骂它的政治。（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老子这种政治主张的最大问题是，他将政治的权力完全“送”给了“统治者”；而老百姓好象天生地是受“统治者”统治的，只是老百姓需要一位贤明的君主罢了。
老子认为，在没有“太上”的政治时，统治者往往对老百姓产生种种猜疑，那样的话，老百姓也就不会信任国家。（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最后，老子再次搬出自己的“无为而无不为”的“道”思想，试图描绘一个理想的国家治理图景。他说，统治者们啊，对老百姓发布政令可要小心啊！应该少一些法令和教化。这样才会达到统治的目的，老百姓就会说：我本来就是顺应自然的样子的，要你们管我那么多干什么？（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而百姓曰：我自然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