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天任 昨天 13:17
当初大家讨论联合国总部设在哪里时，有人曾提议把联合国总部放到德国首都柏林去，就放在国会大厦的边上，周围一公里半径之内维持当时一片废墟的现状，再把联合国大厦建造成一座透明的玻璃建筑物，如果有谁在里面吵架的时候就把他领到墙边看一眼：“不能好好谈吗？一定要战争的话，请看一下：‘战争就是这样。’”
虽然不知道这个传说的真假，但一般人都能够理解这个传说所试图传达的意义：战争带来的就只有灾难，如果人处在战争所造成的废墟现场，也许会更多考虑一下是不是应该再努力争取一下和平——而维护国际和平就是联合国最重要的宗旨。
还有另一件真实的事情，纳粹党副元首鲁道夫·赫斯于1987年8月17日被发现在施潘道监狱上吊身亡，时年93岁。为了防止施潘道监狱成为纳粹崇拜者的圣地，这个监狱被拆除了。一开始，是依照赫斯遗愿将其与父母合葬在拜仁州的小镇文希德尔（Wunsiedel），但因为此后每年忌日前后，许多新纳粹会到他的墓地举行纪念活动，因此在2011年7月20日，经与其后人协商，他的墓地被清除，遗体被火化，骨灰撒入大海。
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对于“记忆”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
日本鹿儿岛县的南九州市2月4日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请，要求将其“知览特攻和平会馆”所收藏的三百多份太平洋战争末期特攻队员的遗书和家信登录作为“世界记忆遗产”保存。南九州市市长霜出勘平的说明是这样的：“明年是战后70年，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因为战争而作为国家政策的牺牲者的特工队员们的真实声音和想法。”
所谓“特攻”是这么一回事：太平洋战争末期，面临着国力根本就不在同一层面的美军的压力，濒临崩溃的日本军部为了扭转颓势搞出来了一个“特攻”，特别攻击的改革措施，就是使用飞机或者潜艇等舰船抱着炸弹对美军海军舰船进行自杀式攻击。
这种自杀式攻击作战也被称为“神风攻击”，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元朝皇帝元世祖忽必烈的侵日战争。元朝军队1274年和1281年两次对日本东征，都因为海上突如其来的台风，导致元朝的舰队损失，东征告吹，日本人将此风称为“神风”，认为是应神天皇（八幡大菩萨）的灵魂掀起的“神风”击退了元军，从而也逃脱了有可能被元朝灭国的命运。太平洋战争末期的日本军部也指望这种自杀式攻击能够像当年的“神风”一样，再把日本帝国从亡国的命运中解救出来。
整个神风特别攻击行动付出了近四千名神风特攻队员的生命，至少击沉了47艘盟军舰船和击伤了300多艘各种盟军舰船，但特攻行动并没有能够挽救日本帝国灭亡的命运。1945年8月16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第二天，于1944年10月20日亲自指挥了第一次神风特别攻击行动、从而被称为“特攻之父”的日本海军军令部次长大西泷治郎中将切腹自杀。大西在自杀时既没有使用短剑，也没有介错帮忙，自己一个人足足折腾了15个小时才算死成，一般都认为，大西中将采用这种不同寻常的方式自杀是在对特攻队员们谢罪。
对于美军以及其他盟军军人来说，那些携带着500公斤航空炸弹呼啸而来的零式自杀攻击飞机是真正的噩梦，与实际造成的物理损失相比，给人们心理上带来的震撼要更大一些，不少参战的美国军人表示无法相信那是有理性的人类能够干出来的事情。
必须说明，促使美国在太平洋战争末期使用原子弹的因素之一也就是这种疯狂的“神风特攻”行动。
事实上，飞行员在战斗中生还无望时与对方同归于尽，一直都有，各国都有。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有飞机坠落的空战实际上就是飞机的互相撞击，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1914年8月25日，俄国飞行员彼得罗·纳斯特洛甫（Pyotr Nesterov）就驾驶着他的飞机撞向一架奥匈帝国的飞机，和对方飞机的两名驾驶员同归于尽。过去在苏联有一项叫做“纳斯特洛甫杯”的荣誉，授予最优秀的特技飞行员。
太平洋战争中，美国飞行员也有这样的举动。瓜达卡纳尔岛上的机场叫“亨德森机场”，为了争夺这个机场，两国曾展开了一场死战，而“亨德森机场”这个名称的由来就是为了纪念中途岛战役中的美国海军航空英雄洛夫顿·亨德森少校（Major Lofton R. Henderson），他在自己飞机的左翼着火之后还是操纵着飞机扎向了日本的飞龙号航空母舰，虽然没有成功。
纳斯特洛甫和亨德森的行为是英雄行为，但是神风特攻行为就不能这么说，这并不是因为日本是战败国而简单地否认日本的一切，而是神风特攻和亨德森少校在性质上完全不一样。亨德森少校是个人行为，而神风突击队则是日本国家组织的，前者是完全自愿的选择，而后者是强迫性的，因此神风特攻可以说是一种战争犯罪行为。战争犯罪里的屠杀罪不仅对敌方有效，对己方也同样有效。神风特攻已经不仅是以士兵们的“死”作为进攻手段了，而且可以说是作为作战目的，这就违反了国际公认的道德准则。
神风突击队员们都是一些20岁左右的年轻人，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几乎刚刚展开的人生，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他们绝不会这样无谓地死去。如果从这点出发，让更多的人知道神风特别攻击的残酷和野蛮，让人们都知道战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知道和平的宝贵似乎也不是不可理解，而现在南九州市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的理由似乎也有点这层意思，那是不是就可以同意他们的申请呢？
笔者认为不应该同意他们的申请，问题在于对神风特别攻击的评价上。
撇开神风攻击是日本帝国的国家战争犯罪来谈论“特攻队员的无奈和悲惨”不仅无助于反战以及和平的宗旨，反而会使人因对特攻队员的同情进而产生一种尊敬和崇拜，从而对他们的行为产生肯定的共感。要知道，日本文化的美学观点中原就有轻视生命而重视生命消失的那一刹那的倾向。
经常能听到特攻是基层部队官兵的自发要求，联合舰队和军令部只是顺应了群众呼声的说法，这是在有意曲解事实，为日本帝国的战争犯罪辩护。要知道那些特攻队员们都是在皇国主义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军国少年，确实有“七生报国”的思想。这些20岁左右的飞行员们出生在1925年前后，他们上小学时就是被称为“满洲事变”的“九一八事变”，他们上中学时是被称为“支那事变”的“七七事变”，他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当兵报国、效忠天皇以外的生活道路。
再者，日本文化的一个特征是“耻文化”，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处都会尽量避免使其家族蒙受耻辱的行为，所以即使实际上是极端地不愿意去死，但也绝不会向外表露出来，所以，实际上能看到的那些遗书基本上都充满了“视死如归”的情调，可能简单地说这是他们的心声吗？
一直就有人把神风特攻和日本文化放在一起讨论，日本防卫大学教授平松洋一在谈到“日本人还会不会再次进行特攻”的问题时讲过一段这样的话：“对于这个问题我只能回答‘还会’。战后由美国进行的日本战后改革大幅度改变了日本人的价值观……但是我认为虽然战后改革动摇了日本人的思想，但是深层心理和思想没有改变，到现在还是随处可见的同窗会的向心力，对公司的忠诚心等，作为日本民族原点的‘村落社会’依然存在。”
因此，笔者认为如果没有对神风特别攻击问题上国家层次的战争犯罪进行彻底追究，再加上日文中本来就非常浓厚的“暧昧”性，很可能会产生别的问题，比如这次南九州市长所表达的意见就可以做各种不同的解释。只有在特攻发生的根源以及特攻的真实含义得到共识之后，才能开始讨论特攻队员的个人悲剧，否则很难避免出现因对这些年轻人的同情进而产生赞许甚至肯定特攻作战本身的思潮。
笔者认为，起码在现阶段对于“神风特攻问题”就采取类似于把联合国总部建到柏林去的想法还为时太早，只能采取类似与拆毁施潘道监狱、清除赫斯墓地的行动，只有那样才有助于东亚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