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季高温热浪袭人，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常态，各路大神都会如此这般的分析为什么会那么热，原因不外乎温室效应，局部热岛效应，高气压控制等等，1999年华北出现42.4℃已经是史上最热了，但在1743年，也就是乾隆八年，中国华北出现了史上从来都没有过的44℃，在北京近郊有近1万多人死于酷热！既无温室效应，又无城市热岛效应的清代，为什么会那么热？
1743年的酷热有多夸张？
山西浮山的《浮山县志》记载，“夏五月大热，道路行人多有毙者，京师更甚，浮人在京贸易者亦有热毙者。”，寥寥数句，就勾勒出中原大地上的酷热已经到了“行人多有毙者”、“浮人在京贸易者亦有热毙者”！汉语的精炼上却是到了极致，但其背后隐藏的当时相当夸张的状态！
到了7月盛夏，温度更是节节攀升，《续东华录》中有载：“六月丙辰（阳历7月25日）京师威暑。”，乾隆也在这酷热中慌了神，毕竟酷热背后就是大旱，每逢洪水旱灾之后，灾民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可能会聚集乱国，所以7月6日乾隆奉皇太后从畅春园启銮，前往盛京恭谒祖陵、祭天，为万民祈福。
当然这无济于事，毕竟现代人都知道祭天不过是安慰天下人，表表皇帝对天下民众的疾苦还是关心有加的，所以该热还热，粮食飞涨，用水短缺，水堪比粮食与油价（食用油，当时没有石油哈）。到7月底统计出来，京城与近郊总共有1.14万人死于酷热！
皇室安然度夏
这酷热确实也让清皇室度日如年，当然主要还是心理上的担忧，毕竟乾隆还是为民着想的，这从他诗中所表达可见一斑：“冰盘与雪簟，潋滟翻寒光，辗转苦烦热，心在黔黎旁。”，这说的就是吃着冷饮，心系百姓，好吧，这表面功夫也做足了！但各位好奇的是为什么酷热的夏天这乾隆还能吃上冰饮？
其实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专门冰酒的铜冰鉴，这表示当时已经开始流行在酷热夏天喝杯冰饮，也是在当时就已经开始储冰，所以到了两千年后的清代，储冰已经成了非常成熟的技术，因此乾隆在大夏天能喝上冰饮并不奇怪！
2000年前的冰箱-冰鉴
但对于当时普通人来说这冰饮就很难了，甚至连洁净的饮用水在酷热期间都难以保证，这乾隆老儿在喝冰饮时候能想到穷苦百姓也算不错了，不过清政府开放今辽宁地区来接纳愿意前往关外的流民，也算是分流灾民的一个措施，至少无路可走的还有一条逃亡之路。
既无温室效应，又无城市热岛效应的清代，为什么会那么热？
尽管伽利略时代已经发明出了简单的温度计，不过伽利略时代只有高低的概念，并没有一个准确值！1714年荷兰人华伦海特发明出了第一个华氏温度计，冰和水以及盐混在一起，定为0度，将并融化的温度定位32度，人体温则是98.6度，沸水则是212度，这就是华氏温度计！
不过1743年的大清北京城内可没这玩意儿，当时的温度是通过在北京学者和西方的传教士留下的记录进行推测，当时的温度曾经突破了44℃，但可惜的是无法复原当时的气象资料，因此1743年夏天酷热已经成了一个谜，不过我们可以参考1999年华北高温42.4℃来分析下当年的高温成因
1999年华北高温42.4℃的成因
1999年6月24日-7月2日，北京地区一次持续高温天气演变和发展主要原因：在高温天气发生以前，欧亚大陆中高纬度环流经向度很大，欧洲北部和贝加尔湖以南为高压脊控制，中亚和中国东北地区则处在低压槽内！
贝加尔湖南部的高压脊纬向延伸范围比较较广,在东移过程中长时间影响了北京，随着高压脊逐渐东移，北京则被高温天气控制，而华北黄海东海的低压槽稳定维持，阻碍了这个高压脊东移，因此北京在这个拉锯战中处在比较核心的位置，因此长时间的高压使得气温上升到了罕见的42.4℃！
1999年华北天气分布，出处见图片水印
因此乾隆八年的条件应该和1999年类似，华北地区受到了高气压控制，又因为东部低气压槽稳定而无法移动，因此长时间处在了高温影响之下，最终达到了史无前例的44度！由此也可见，极端高温天气可能并不全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局部气象条件下也会达到如此极端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