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鸡与蛋谁先有”这个话题，人类争论了几千年，至今未果。
比如，哲学家尝试分析其中的奥妙，曾产生了下面两种答案：
一、人类是在先有鸡的认知后，才有了鸡生蛋的概念。因此，应是“先有鸡，后有蛋”。
二、人类是在先有蛋的认知后，才有了蛋孵出鸡的概念。因此，应是“先有蛋，后有鸡”。
比如，科学家也不甘寂寞，抛出不同的研究结果：
一、2014年谢菲尔德大学工程材料系博士科林·弗里曼的研究认为：OC-17蛋白与鸡蛋形成的必然关系：没有这种OC-17蛋白就没有蛋壳，有了蛋壳、蛋黄和保护小鸡的液体才有地方住，要是没有鸡卵巢里的OC-17蛋白就不可能有鸡蛋。因此，一定是先有鸡再有蛋；
二、2008年加拿大阿尔伯塔卡尔加里大学古生物学者达拉-泽冷斯基通过对7700万年前的恐龙蛋化石的研究后发现，恐龙首先建造了类似鸟窝的巢穴产下了类似鸟蛋的蛋，然后恐龙再进化成鸟类(鸡也属于鸟类的一种)，因此蛋先于鸡存在。
到了现代文明社会的今天，人类把“鸡与蛋谁先有”这个争论未果的话题，又扩展到了“明君与贤臣谁先有”这一新话题，而且同样的争论不休，至今无果。
本笔者“毛遂自荐”，也尝试着参与争论并确认，应当是“先有明君，后有贤臣”。因为历来“君为至尊”，即君（皇帝）居于社会金字塔最顶端那唯一高位，而其余臣民全都只能匍匐于君之皇权与神坛之下，俯首贴耳，听命于君，即“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
不过笔者认为，如果君令能顺天应时安民倒也则罢，说明他是明君；如果君令是在逆天误时虐民，说明他是昏君。而那些勇于冒死向君进谏者，是贤臣；反之，那些为一己私利而向君谄媚拍马并误导君者，则是奸臣。依此类推，即那个能从谏如顺流，趣时如响的为君者，必定是明君；反之，那个拒谏饰非，愚而上同的为君者，必定是昏君。
史上的明君，唐太宗李世民应算之一。
唐朝建国初期，李世民礼贤下士，善于纳谏。举一例证：李世民准备大修洛阳宫殿，岂料臣张玄素竟当着百官的面，骂他比隋炀帝杨广更坏；说杨广就是这样一手把他爹创立的隋朝给玩儿完了的。
若依朝纲王法来讲，李世民必定会“是可忍，孰不可忍”，将张玄素投入深牢大狱甚至将其斩首示众，以儆效尤。可是李世民居然就能忍了，而且还能欣然纳谏，并郑重声明他不再大修洛阳宫殿了。
史上还有一个明君汉武帝刘彻，更是“明”在他勇为自己写下《罪己诏》。
也就是在他知道自己犯罪之后，敢于担责勇为自己定罪并诏告天下，用放弃他那至高无上的皇权来换回法律的尊严。这在“君就是君，臣是臣；一个在天，一个在地”的“君权神授”封建极权体制之下的社会，实再是千载难候的一个明君。
笔者摘录汉武帝《轮台罪己诏》首大段落：“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
笔者将其翻译成现代汉语，或应是这样的说道：“前些时候，有关部门上奏章，要我增加赋税，让每个百姓多缴三十钱，用来增加边防的军费开支。我认为，这样做会明显加重老弱孤独者的负担。如今，有关部门又奏请要我派兵到轮台去屯田，而轮台在车师（今新疆吐鲁番西北）以西一千余里。上次开陵侯攻打车师时，虽然取得了胜利并迫使车师王归降了我朝，但因路途遥远，粮草缺乏，死于路上的人就多达数千。”
综上所述，这便是笔者确定“先有明君，后有贤臣”的立论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