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一则“影评人月入超六万元”的爆料引发全网热议。大家一方面在猜测，这位靠贩卖影评就能发家致富的神秘人士究竟是谁，另一方面也对国内影评人的职业素养与存在价值产生了种种质疑。
六年过去了，信息量爆炸、大数据泛滥的今天，观众对传统影评人的依赖日渐减少。而当初那群被网友戏称为“高级水军”的商务影评人，更是陷入一种尴尬境地，前期点评无人问津，影评内容千篇一律，在行业内的存在感越来越低。
老郭便是一位活跃在电影圈子的知名自由影评人，长期接洽各种商务类的影评合作。凭借多年的资历与丰富的经验，如今他也算是这个特定群体中的代表人物。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联系上这位资深的商务影评人，约在一间僻静的咖啡屋，坐在一起详细地聊了聊他本人与这个圈子的诸多往事，自然，少不了那次“月入六万”事件。
这段职业生涯可以简单用几组数字总结：
8年的时间里，他每个月正常量出10~15篇商务影评，累计字数已超过60万；
他一年工作300天，每天仅休息5个小时，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看电影和码字上；
凭借大量的商务合作，他的平均月收入能达两三万，几年前终于在北京按揭买房。
01一个商务影评人的日常
每天早上7点，老郭会准时起床，有时要负责送孩子上学。孩子走后，他上午便在家里随意拉拉片、看看书。下午有片方邀请提前看片就外出，没有的话就窝在家写东西。
一篇千字商务稿，顶多一个小时就能轻松搞定。
甲方确认无误后，他就将这些长评、短片掐着不同的时间点，陆续发布在个人的社交平台上。微博、豆瓣都是其频繁发稿的主要阵地。
据他统计，一年三四百条的豆瓣广播中，有三分之二的内容都是商务合作。
工作结束后，再处理一些琐碎的事情，一直到夜里2点他才入睡。
“现在的生活就是这个规律。”
他一年中有300天是这样度过的，其余的时间里，有三、四十天待在老家，还有二十天左右会在外地出差，“很少出去旅游，可能也就过年的时候玩玩，更多的情况就是去外地参加活动的时候，顺便在当地转转。”
每天宅在家里，日常的休息时间只有5个小时，中间还不午休，平时几乎没有运动，很难想象他是如何保持充沛的精力与旺盛的创造力。
老郭有属于自己的一套精神补给法，“我喜欢看书，每天大部分时间也都花在上面，我在书里得到的愉悦程度，比其它东西强多了。”
他说自己每年最大的开销就是买书，从1994年开始，家里的藏书已多达8000多本，垛起来有十来个立方米。走进他家，最大感受就是，会被倒下来的书砸伤。
至于看书的风格，就跟他的阅片喜好一样，一个字——“杂”。
在他看来，广泛的阅读对影评写作也很有帮助，“很多电影都会涉及到文学、哲学这些东西，所以你必须也要懂。”
但私好不能当饭吃，精神世界常常与现实状态相对立。对这群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影评人来说，顺应潮流的发展成为了大部分人的共识。
“这圈子里的绝大多数人是普通家庭出身，不是官二代、富二代，生存一直是最大的问题。”
2010年左右，随着资本介入市场，一批迫于现实压力的自由影评人，慢慢开始接洽更多商务类的合作，为片方或宣传方讲一些漂亮的“场面话”。
关于商务影评合作的起始时间点，行业内的普遍说法都是在2010年《阿凡达》在中国上映之后（这锅不要詹姆斯。卡梅隆背）。
8年前，卡梅隆的这部科幻巨制在国内疯狂收割了13.3亿人民币票房，令中国电影的一众业内人士目瞪口呆。大家怎么也没想到，中国的影市居然能炸出这么多的钞票。
“《阿凡达》上映之前，中国电影的产量偏低，当时内地市场票房的最高天花板也就是4亿。《阿凡达》上映后，整个（内地）电影生态改变了。”
一旦发现市场还有无穷的潜力可挖，产业内的头部便开启了各种资本化的运作，其中自然包括了对影评人抛出的橄榄枝。商务合作的流程无非两种，要么是电影的宣传方直接联系影评人，或者是由一个资深影评人牵头，拉着同行一起帮宣传。
但无论哪种，都是以“利益”为前提的合作。
老郭便是最早一批商务影评人中的一员，“那时基本上活跃在线上的影评人都进入了这个（商务合作）模式，哪怕这两年有些人不怎么写了，但当年都是参与过的”。
最初阶段，他每个月接到的商务类影评还只占稿量的一半，另外一半都是来自电影杂志、报刊的约稿。但随着新媒体迅速上位，传统媒体迅速“死亡”，老郭每个月接稿的天平开始更多向商务合作的方向倾斜。
据他回忆，这样的转折发生在2012年左右，正好就是网上爆发“红包影评人月入过六万”争议的时间点。可见，一个行业或一群人的重大改变，从一开始就被外界清晰捕捉到了。
如今，商务合作已成了老郭每个月的主要收入来源。据他介绍，自己目前每个月的出稿量在20篇左右，其中有15篇是商务影评，其余是一些固定平媒的专栏写作。
谈起每篇商务稿的价格，老郭称这么多年来都是一个固定价，“五百到一千不等”，加上杂七杂八的稿费，他平均每个月的收入可以在两三万左右。
当然也有例外，最多的时候一次合作能拿到“五千到一万”。但这样的好事，往往都是出自一些外行的“跨界公司”之手。
“比如，前几年一个有名的功夫电影，本身背后就涉及了一些传销、金融方面的问题；又比如，一个在电影圈玩票的富二代，为了捧红一个女演员，召集一帮影评人吃个饭、帮忙做宣传，人家本来就有钱。”
当被问到酬劳越高的商务合作是否对稿件的要求也越高时，老郭笑称，越有钱的老板要求越少，费用越低的反而要求更多。
同时他认为，就算遇到心生抵触的商务合作，多少还是能找到一些角度去讲两句场面话的。
“我也是做过记者的，写那些不太喜欢的影评的难度，远比写人物专访要低。”
02 乡村教师的影评人生涯
你怎么都没想到的是，这个用文字营生的中年男人，一开始进入职场时却是与数字在打交道。
1998年偶然的一天，当时还在老家农村做数学教师的老郭，进县城办点事。在县城里，他第一次看到了VCD盗版碟。出于好奇，他随便买了几张。不过当时的VCD机太贵，家里并没有。他还特意跑到有放映设备的同事家里去看。之后，老郭彻底迷上了电影。
那时的中国，是属于电影发烧友的最好时代。
90年代末，引进片来袭，VCD大规模进入市场，越来越多的普通观众可以第一时间接触到，原本只能出现在杂志影评里的中外经典作品。伴随着“电影”走下神坛，代表精英文化的传统影评人陆续消失在大众视野，一批迷影向的民间影评人开始无意识地滋生在全国的各个角落。
对于他们来说，接棒传统就差一个可以自由分享观点的舞台。但很快，这个舞台就出现了。
2002年的一天，他又偶然发现城里新开了间网吧。每次为了上网，光骑车来回就要100里路。通过网吧，他第一次认识了互联网这个新生媒介。
在网络瞎逛的日子里，他又结识到一群有相同迷影爱好的朋友。大家常常聚在论坛中自由讨论电影、发表评论。久而久之，这个圈子中的意见领袖，也就自然成为了中国互联网影评的最早开拓者。
老郭是一个标准的机遇主义者。他能精准地抓牢人生中的每一个“偶然”，然后顺着时代的发展，成为自己心中一直向往的“自由者”。
就好比放弃教师的工作，一头扎进电影媒体行业。
看上去是出于兴趣爱好的使然，但其实却是一个绝佳机遇下的现实考量。2004年左右，正好是一个在电影杂志工作的朋友告知他，公司有人离职空出一个岗位，问他要不要来试试。他二话没说，就去这个杂志社当了编辑。
当问起为什么不做教师时，老郭干脆利落地回答：“教师很累，工资又低，每个月都入不敷出。”但电影媒体那时可是高收入行业啊，“刚入行的就能有五、六千，稍微勤奋点月入过万也行。放到现在，也不过是这个水平。不过，十几年前这就算很高的收入了！”
这次转行，让老郭以更加专业的身份，进入到北京的电影媒体圈。
有趣的是，同一期，曾经混迹在论坛里各路民间电影评论者，也不约而同地从五湖四海纷纷北上。他们慢慢凝聚成一个新兴的影评人江湖，对未来有着无限的期待与野心。
干了两三年的媒体工作后，老郭又来到了人生的另一个节点——做一个自由影评人。这依然是一次“计算”的结果。当发现传统媒体行业日渐衰落，行业待遇停滞不前的时候，他毅然选择放弃有稳定收入的正职，投身进入自由职业者的行列，成为了一名靠约稿稿费过活的影评人。
“完全的自由影评人开始于2008年，十年了。2008年之后，我就没上过班了。”
凭着早年积累下来的人脉与行业经验，老郭在影评人圈子内混得风生水起。据他介绍，刚开始自由接稿时，跟市面上90%的平面媒体都有过合作！每个月固定的杂志约稿就有二十多家，再加上一些报纸，平均月收入能达到两三万。这个数字，在十年前的北京，可以活得比较潇洒了。
这段与传统媒体合作的时光，是让他感觉最舒服的日子。可以自由创作，自由表达观点，零束缚，收入还稳定。如果可以一直这样下去，固然是能提前步入小康了。
但时代的变革，从来都是不容喘息。资本的迅速介入，让靠着传统行业吃饭的影评人又面临着一次抉择。他们中有人选择了转行，但更多的人还是选择转型，成为靠利益交换为生的商务影评人，比如老郭。
“从一名数学教师到电影编辑，再到商务影评人，每一次改变我都很果断”。
03 商务影评人的困境
2012年12月，影评人“木雕禅师”在微博上爆料：“今年影院上映电影？？八成亏本，然影评人赚得盆满钵满，有影评人月收入超过六万？？”各大媒体随即报道了这则新闻，立刻引发了全民的关注与讨论。
其实早在几个月之前，《南都娱乐周刊》就已做过一期有关中国影评人的深度调查，当时取的副标即为“红包越收越多，评论越写越假？！”
一时间，国内的商务影评人被集体推到了风尖浪口。
多年之后，再次聊到那桩“月入六万”的旧案时，老郭表示根本就是一个不实消息。据他了解，2012年的时候，那批活跃在线上的那群商务影评人，拿到的“红包”基本上都差不多，就算是那些商务牵头的老江湖，也是跟大家拿同一个价，“大家都是一帮朋友，很少有人特别多。”
他还具体分析了一下：“平均一篇商务稿800块，如果要月入六万，一个月就要写75篇。当时的中国电影市场哪个月能有75部电影上映啊，所以这肯定是不可能的，是开玩笑的事。”
当然，也不排除一些特别有名气的大牌“网红”，但老郭认为这些人并不能被划入商务影评人的圈子中，“（拿得）特别多，说明人家能力更强，肯定也转行了。圈子永远在变，有些人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迅速成为头部大号，有人还跟当初差不多，我们大多数人都和原来差不多。”
虽然老郭认为此事过于可笑与失实，但造成的负面影响却是影评人前所未遇的。
在那之后，世人更习惯称他们为“红包影评人”。一提到这个名词，网上都是铺天盖地的谩骂与讽刺，不乏人身攻击。
但老郭扛得住，甚至，丝毫不受影响，“看这些辱骂的时候，你一定要脱敏（指不敏感或无反应），但如果你过分敏感，就不知道该怎么生存了。”
同时，他还认为“收红包”是一个影视行业最普遍的现象，“媒体圈的记者、学院派的教授，参加电影活动、研讨会时都会收红包的。”
此外，他还举出，“红包”只是商务中的一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利益交换”，甚至“大佬之间的心心相惜”等各种方式的合作。
在如今的资本大环境下，他认为几乎没有人能做到独善其身，“这么多年下来，敢说从来没参与商务合作的，绝对不超过5个，没拿过的我是真服。”
老郭在交谈中反复强调“影评人对我来说，就是份工作”，所以他的想法往往会更加的现实。就好比成为自由影评人后至今的8年里，他从来没有为个人社保交过一分钱，“这是个数学问题，你60岁退休了，大概要活到73岁才能把交到的钱拿回来。我感觉自己活不到占保险便宜的时候”。
毕竟是数学教师出身。
一路过来，他总是善于利用自己与生俱有的实利主义来精准衡量各种得失。
不过，当我问起8年的商务影评人生涯，会不会让他对这类“虚假”影评产生麻木时，他却巧妙地避开个人的感受：“任何行业的老油条都会麻木，你也只能调解自己。”
不管他承认与否，商务影评人的影响力确实大不如从前。
第一，商务影评人对于电影宣传片的价值越来越小。就拿老郭举例，他的商务影评一般都在微博与豆瓣电影这些平台上发布，但实际的评论数与热度都极低。
据知情人士透露，如今行业内的很多宣发公司都开始减少与影评人的商务合作，更多的是一些刚入行、急需打出知名度的新公司还会采用这一模式。
第二，一味的说好话只会更加降低公信力。商务合作就意味着在前期口碑中不能打低分，最明显的就是豆瓣评分。一些品质堪忧或者卖相不佳的国产片还未上映，评论区里就出现了这些影评人的交口称赞。
随着打分标准的日渐模糊，商务合作的痕迹越来越重，普通观众也不再轻易信任他们的评判。
其实不光是商务影评人自身的问题，整个影评人行业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一方面，在这个“全民皆是影评人”的网络大爆炸时代，所谓专业影评人的权威被大幅度削弱；另一方面，国内目前线上活跃的影评人中，大多数都是90年代末那批由民间影迷转型过来的，论专业水平与艺术品味，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对此，老郭也对影评人这个行当的未来产生了一些担忧。首先，他觉得未来是一个讲究大数据的时代，“头部电影的占比越来越高，一年生产1000部电影，可能其中十几部电影就贡献了90%的票房。到最后，有可能就会不再那么需要影评了。”
其次，他对国内的整个电影市场存在一丝疑虑，“90后的人数比80后少了30%，00后又比90后少了30%，没有人口了，电影谁去看呢？未来手游、家庭影院、VR电影占据了主要娱乐市场后，又有谁会进电影院呢？到那时，大家也不再需要影评，看电影这件事本身就只是一种体验。”
当问到有过再次转行时，他笑着说先安稳待着吧，一来自己比较懒，二来身体也不是太好。目前的影评人工作，已经是他最满意的“自由”状态。
但老郭最后又补充了一句说：“转变也不是不可以，我向来换行业、辞职啊，都很干脆的。”毕竟对他来说，影评人归根结底就是一份混饭吃的行当。
对话结束后，老郭匆匆离开，他下午还有个看片的邀请。
笔者起身才发现，全本冷清的咖啡厅里已是密密麻麻，年轻人三五成群，出来觅食，吃完之后，他们又将回到写字楼里，继续讨生活。
来源：我们有好戏 作者：耀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