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这种职业对于电影行业之外的人们来说，新鲜又陌生，即使它诞生已有快十年的时间。
“主要和本地院线、影院打交道”、“类似于销售”、“但却是在二三线城市中进入电影行业工作的最靠谱捷径”、“通常来说公司越大，未来机会也越大”，当身边有应届毕业生在找工作时就招聘网站上瞥见的这种职业前来咨询的时候，我通常需要用这样的语句来简单而准确地为其进行描述。
而实际上，我们必须同时知道，一种职业，用如此的三言两语来描述，其准确度其实是有限的。
2010年之后，以光线和乐视为开头，由驻地发行人员构成的发行地网在国内二三线省会城市以及非省会的区域内重要城市渐次铺开，与这几年来数量迅速扩张的影院一起，在各地为电影行业构建出壮观景象。
这种构建带有普及性，其影响力的广度与深度，即是以这种“普及”为基础。
此时回望，我们当然应该想起在发行地网模式中发挥作用的决策、布局和资本。然而若用更现代的眼光来审视的话，模式中的个体无疑更应被看到。
况且微观视角下，在壮观的景象之内，正是这一个一个作为个体的具体的驻地发行人员在为这种“普及”提供推动力。
或者说，正是这样一个个具体的个人，与数量急速扩张的影院一道，将电影，与二三线城市，真正结合在一起。
“当时是有媒体同行突然转行做驻地发行了，觉得很新奇。”因为此前是“同行”，所以显而易见的是，让石家庄本地的这位资深媒体人李沐觉得“新奇”的，并非是这个突然转行的人，而是这个职业。
李沐所提到的这位驻地发行人员，当时是找他谈合作，合作方式是用《大武生》的影票来置换广播媒体宣传。
虽然觉得“新奇”，但他仍然答应。
而七年后，李沐对于这个曾让他觉得“新奇”的职业，已经有了很多足够深刻的认识：“寻找己方价值，寻求影院认同感，找准其他行业的需求和价值点，与影迷互动，为影迷做服务”。
曾经在影院工作的周辉仍然能回忆起他初次接触驻地发行人员时的情形。他当时在本地一家票房还不错的影院里做场务，平时的工作是巡视影厅及影院公共区域。
“有自己家公司发行的影片上映的时候，每天都会出现在这家影院，她会和影院工作人员一起把大幅的喷绘挂起来，就跟本身就是在这家影院工作一样。不过，这段时间结束以后，很长一段日子里，她也就不再出现了。”
周辉后来成为这家影院的中层，看待驻地发行人员不再是一个纯粹观察者的视角。他还记得有一次一位小姑娘突然怯生生地走进来，给他递名片，同时要介绍自己正在发行的一部影片。
他看到那张名片上的公司的名字，不属于他曾经听说过的发行公司中的任何一家，而她所提到的那部影片，听起来只是一个乏善可陈的小成本惊悚片。
于是他委婉打断了她的介绍，“名片留下吧，会尽量支持。”
虽然语气在尽量委婉，但周辉还能想起当时没能被完全掩饰住的不耐烦，以至于他和那位小姑娘后来相互熟悉并成为朋友之后，每念当初初见，都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相对影院和媒体，其他行业对驻地发行人员的接触和认识大体并无太多可述的相异之处。和媒体一样，影票置换是行业间最常见的合作方式。电影行业文艺光环所带来的新奇感和神秘感同样会随着时间的逝去而逐渐消逝，只留下商业社会里的无限套路。
周辉曾经一度很羡慕“驻地发行”这个职业，原因是工作时间相对自由，没有片子发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一个漫长的休息期。
不过，真正从事这一职业的人们，却有理由对这种看法持反对意见。
“一部片子的发行工作时长，基本上要三周到四周，尤其现在一些片子，要走长线，考核的不再是首周五的排片，还有次周周末的排片。我记得今年国庆档，几乎是提前一个月费用和排片就跟影院谈好了。”
从上周开始，阿乐开始和影院洽谈明年春节档上映影片的费用，而上一周距离春节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电影行业正在发生变化，作为行业中的一个职业，驻地发行人员所面临的环境当然也在变化。
比如驻地发行工作内容，早已不再局限于“走走影城，聊聊天，做做表”。
“影片发行费用的支出在变得越来越透明。以前的方式是把自己城市的费用分好，然后等收到钱给本地的各家影城打过去就好，现在变成公对公付款，每一笔的明细都需要很清楚，这就增加了很多工作量”，当然，工作量的增加对阿乐来说并非坏事，他觉得，“驻地发行对影片策略的影响还有继续增加的趋势”。
还有一种变化是，来自总部的制度正在变得完善，有时候看起来甚至苛刻。
除去和上级的矛盾——实际上，偏居一隅的驻地发行人员一旦和位于上一职级、离中枢更近的“区域经理”发生矛盾，都往往很难有自辩的机会——以排片量为依据的考核也是压垮他的稻草。另外，驻地发行人员因为费用分配而与影院发生的矛盾，在总部那里也很容易被放大，成为不可饶恕之事。而在周辉看来，这类矛盾，通常而言在本地并非不能融洽解决的事情。
说到作为考核依据的排片量，阿乐觉得，“一个驻地发行大概能影响一个城市1到2个点的排片量，当然，横向比较的话，影响排片量的因素其实有很多。”
阿乐的一个朋友作为驻地发行人员新入职了一家老牌发行公司，然而如果这家公司最新一部电影在这座城市的排片量不能排进全国前几名，那么他的这位朋友就过不了试用期。
“一部片成绩不好就辞退，这是在玩儿人”，阿乐说。
其实毋庸再赘述，制度的日渐严苛当然与行业大环境的渐趋冰冷有关。
不消失的前提是如一些大的发行公司那样为作为自身组成部分的驻地发行业务找准赖以存在的有效长项。比如光线，与各地校园的合作是长项；腾讯，是以异业合作为长项；五洲的长项是路演，猫眼和阿里的优势则是影院覆盖率。
作为一位驻地发行人员，选好入职的公司也很重要，起码应该是有稳定的片源的公司，毕竟有片子才有业务，有业务，才能有价值。
“驻地发行人员应该将影片口碑、用户观影习惯、异业商家的合作愿望，与影片进行连结，再结合发行资源，打包之后输送给影院、媒体、影迷，并能对观众观影习惯、媒体或意见领袖的观影声音进行引导。”
对于如何更好地实现价值这个话题，媒体人李沐的看法相当具体，在他看来，“驻地发行人员在将资源包给到影院，请影院在排片上给予支持，实现基本职业功能的同时，还需要弥补宣发脱节的问题。从媒体角度来看，一些不错的电影的口碑一般是全网发酵，而非本地发酵，然而在二三线城市，观众身边朋友的口碑对观众观影选择影响是很大的。”
“驻地发行人员，归根结底应当是一个勤跑腿、多动嘴、能整合大量资源的人。”他最后总结道。
随着同一地区内影城数量越来越多，同时由于发行方手里的资源却相对固定，目前发行方相对于影院的弱势地位会有所改观。
这对于驻地发行人员来说，也许是好事，但同时也将带来的新的挑战，比如更加需要对自身进行丰富，丰富自身的关键环节如阿乐所言，形象且言简意赅：
“要把自己的眼睛从影城身上挪开”。
【来源：一起拍电影 作者：崔瑜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