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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之谜与中国式创新的“反噬”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硅谷一直是人们心中的科技创新“圣地”,几乎每个以科技创新为未来的国家或地区,都希望能对硅谷奇迹进行复制,中国也不例外。科技创新近年来在中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政府和创业者们无不以硅谷为标杆。同样,对于硅谷来讲,中国是一个重要却“神秘”的市场,如同之前英国《金融时报》一篇分析文章所说的“很多想征服中国市场的美国互联网公司,最终都因无法‘破解那里的密码’铩羽而归”。

此时正值滴滴并购优步中国,在一封公开信中,滴滴总裁柳青盛赞优步是“历史上硅谷公司在中国做到过最好的”。优步能否代表硅谷征战中国市场的最好结果?硅谷模式能否在中国复制?国外互联网公司应该如何看待中国市场,如何在中国市场生存?这些疑问悬于每个希望在中国市场开疆拓土的硅谷公司心头。

在8月3日FT中文网与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联合举办的一次主题演讲暨对话中,主持人和嘉宾们对此进行了讨论。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教授古普塔(Anil K. Gupta)进行了主题演讲,随后与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黄灿以及富达基金前亚洲风险投资合伙人、Venturous创始人谭秉忠等展开了圆桌讨论。本次对话由英文科技新闻网站All China Tech CEO巫楠主持。

整个活动以古普塔的主题演讲开始。古普塔首先介绍了硅谷创投方面的相关数据。在2015年,美国的风险投资额达到598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60%,其中硅谷就贡献了一半,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古普塔认为“硅谷DNA”主要由核心机构、政策环境、社会文化环境这三个部分构成。首先,高校、政府科研机构以及企业研究机构组成的核心机构,为硅谷的发展既提供了基础研究成果,又培养出一大批科技人才;

其次,无论是包括1958年《小企业投资法案》、1978年的《税收收入法》以及1990年的《移民与国籍法》在内的联邦法律,还是加州对于竞业禁止协议的禁止以及对专利保护法的严格执行,都为硅谷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持。

而最后一点,也是古普塔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整体社会文化环境。硅谷对文化差异的包容,对言论自由的推崇以及不耻于失败的宽容,吸引着每个有志于改变世界的创业者,这一点恰恰是“硅谷DNA”中最难以被复制的。

在古普塔演讲结束后,嘉宾们围绕主持人提出的话题进行了对话,以下是对话节选:

硅谷是否可以复制?

谭秉忠:我并不认为硅谷可以复制,我们也没必要复制个硅谷出来。我们正在步入一个“有硅谷,也有中国”的新时代。以后如果我们想真正了解科技创新,就既要了解硅谷,也要了解中国

古普塔: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有着庞大的互联网用户群。了解中国市场跟了解美国市场一样重要。创业公司可以简单地分成技术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技术导向型公司有谷歌,而推特(Twitter)则是市场导向型。智能手机同时具备技术导向和市场导向特征。中国的互联网公司比如阿里、百度等都是非常大型的公司,他们是技术导向型的还是市场导向型的呢?

谭秉忠:我觉得他们(中国大型互联网公司)是完全的市场导向型,硅谷的创新很明显就是技术导向性。硅谷和美国公司的基础研究都做的非常好,这方面中国的公司做的相对弱一些,但他们在商业开发方面非常强,也就是他们会吸收来自美国的先进技术,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市场导向的方式加以应用并创造新商业模式,比如微信。

黄灿: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创新确实大多数是市场导向型的,这也许也是因为中国的基础研究依然薄弱。在美国有斯坦福、UC伯克利等一流的研究机构研究出突破性的技术,但是在中国的话,虽然也有清华、复旦等高校的研究机构,但至今研究方面的突破还不多。

谭秉忠:在美国,有相应的研究机构、社会环境等,这个大环境造就了创业公司。在中国则完全相反,技术研究、政策以及大环境支持力量相对较弱。但在过去的两三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势头很强的大公司比如阿里巴巴和腾讯在拉着政府以及研究机构、学术机构跑,这正好反过来了。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互联网公司大多是技术导向型,而中国互联网公司是市场导向型,中国正好走了另外一条完全相反的路。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复制硅谷,因为中国的创新正在走着一条不同的路。

黄灿:风投机构面对的群体比较多元化,但中国整个社会对多元化的容忍度是很低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政府扮演了一个比较强势的角色。中国是从计划经济时代走过来的,政府习惯于插手经济活动,我们不能忽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中政府扮演的角色。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政府的角色在何种情况下会变成一种阻碍。

中国,竞争是发生在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北京、深圳、杭州等,他们都希望成为“中国硅谷”,我们不可能将硅谷整个复制过来,而是要创造自己的特色,这一点政府也意识到了。

滴滴并购优步中国是本土创新对“硅谷模式”的“反噬”吗

古普塔:也不尽然,优步是整个产业形态的创造者,具有先发优势。优步在决定进军中国市场之前,都忙于抢占整个全球市场。而中国的滴滴,印度的Ola,跟优步在美国一样,都在自己的本土上有先发优势。优步进入中国太晚了,但依然占了不小的市场份额,与滴滴并购之后,竞争变少,以后获取的利润会更多。滴滴在本土市场优势,并不意味这滴滴比优步强,只能说明滴滴在中国市场比优步强一些。

谭秉忠:我很同意古普塔教授的一点就是,这场并购绝对不是意味着滴滴赢了优步,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也并不意味着优步赢了滴滴。滴滴和优步现在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这意味着“两强”格局的来临。一个目标是全球市场的硅谷创业公司,如果不了解中国市场,结果就会和优步一样失去中国市场。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一直跟硅谷的创业者们强调:如果你不了解中国,没有抓住中国市场,那么你就是将市场向对手拱手相让。所以在未来,中国公司必须了解硅谷,因为很多基础研究是从那里出来的,硅谷也必须了解中国。在未来,可能会有两个重心,一个是硅谷,一个是中国中国硅谷有可能会是任何一个城市,比如北京、杭州、深圳等。

中国互联网公司如何全球化

黄灿:是的,世界级的科技公司不能忽视中国市场,中国公司是很善于同外来者竞争的。但是除了华为以外,我们并没有看到能够很好地将自己“全球化”的公司。中国的互联网科技公司,怎样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公司?

古普塔:正如中国的公司忙着抢占中国市场,外面的公司如谷歌、优步,也在忙于占领全球市场。所以我有个问题就是,难道全球市场就只有美国和中国吗?全球还有很大的市场是在中国之外的。

科技公司正在渐渐“统治”美国市场,甚至全球市场,而这些公司是技术主导型的。中国公司大多是市场主导型,所以一个公司能占领中国市场,并不意味着能够在全球市场占主导位置。

谭秉忠:我同意你的观点,中国互联网公司大多不是全球性公司,但是美国的这些科技巨头中,如果其中有一个收购了中国的一个比较领先的公司,这些巨头之间的排名、格局就会被改变。

黄灿:所以中国公司能不能全球化是很关键的,如果中国公司能完成全球化这个过程,这会改变整个市场生态。

谭秉忠: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公司现在已经成为了能够改变市场格局的“关键一票”。虽然中国公司要想完成全球化这个过程还需要很多年,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中国公司正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来源:金融时报中文网  闫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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