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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涩的一代:城市融不进,农村回不去

大城市的边缘

小王今年28岁,和妻子在北京打工,女儿4岁。去年年底,很多像他这样的打工族都纷纷回了老家。

要不要卷铺盖回去?小王夫妇犹豫再三:回到村里,俩人一下子没了工作,对种地是既没经验也没兴趣。

最后,夫妇俩决定在北京换个地儿,重头再来。

这下,房租涨了不少。但小王说:“虽然存不下什么钱,但至少我还有工作,在这儿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小王属于新一代进城的农民工。在过去40年里,数百万像他这样的农村劳动力来到城市,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

当年,如此大规模的城乡人口迁徙并未造成明显冲突。但如今,新一代的农民工比前辈们面临更多的问题。

以前,观察者一贯把目光集中在新兴的中产阶级身上,就像在任何一个国家,富起来的这拨人会对政府有更多要求。但是现在,处于城市底层农民工的境遇愈加成为观察者担心的焦点。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农民工来到城市,劳动密集型工厂是他们奔赴的前线。

2017年,城市农民工的数量达到了2.9亿(目前增速放缓)。2010年,中央文件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来描述外出打工的80后农村劳动力。

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是“民二代”(上一代农民工的子女,随父母在城市生活),另一部分是近十年陆续从农村进城打工的孩子(包含之前的留守儿童)。目前,这批8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已达9000万。

两代农民工的区别显著。早期的农民工有的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童年时期的困苦让他们迫切希望到城市改善生活。即使最后没能在城里扎根,农村至少还有那一亩三分地在等着他们去耕耘。

新生代农民工是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他们绝大多数“根本没有务农的经历和经验。大多不愿待在最脏、最累的工作岗位上,不再省吃俭用攒钱往家里寄,更不会挣够钱回家盖房娶媳妇”。

2009年,社科院旗下学术刊物《经济研究》发文称,新一代农民工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

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学者田丰对近十年来(2006-2015)中国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的发展变化做了详细研究。

《经济学人》结合中国社科院研究,对北京、广州90位年龄在18-33岁的农民工做了调查,从中可以一瞥发展变革中的中国社会一角。

一是,教育方面。

田丰的调查研究显示,60后、70后农民工受正规教育年限不超过10年,而80后新一代农民工受过的教育年限超过了12年。

但是,虽然其受教育程度提高了,教育却可能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导致收入增长速度比其他社会阶层更慢。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普遍低于平均水平,并且他们更容易陷入抑郁情绪。但是,很多进城务工的父母还是只能将孩子留在农村,由亲人照看。

一位在北京打工的厨师说:“我也想把孩子带过来,但是目前还没有这个能力。”

据《全国总工会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新生代农民工基于自身阅历和切身体验,对子女受教育的期望都非常高。

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正是为了让子女能够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而选择在务工地就业和定居。

据中国流动人口监测报告,2009年农村流动人口子女中,70.2%随同父母流动,只有29.8%留守农村。

然而,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难问题仍相当突出。

二是,婚姻状况。

很多新一代农民工都是在“独生子女”政策下出生的一代。1980年以后,新生男婴与女婴的比例开始上升,到2005年达到峰值,比例为122/100。

目前,中国平均的初婚年龄是26岁。而今年,1990年出生的新一代农民工已陆续满28岁了。

中国社科院学者王春光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样本表明,超过3/4的受访者未婚。在《经济学人》开展的调查中,2/3的受访者未婚。政府报告显示,到2020年,中国达到适婚年龄的男性将比该年龄段的女性多出3000万人。

目前,中国女性普遍希望自己的另一半既受过良好教育,又要有一定资本。大城市的许多适婚女性,更是把“有车有房”作为择偶的重要条件。

考虑到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的高房价,这些条件对于新生代男性农民工朋友来说,可谓难上加难。

其一,适婚的女性数量小于男性;其二,一起从农村进城务工的适婚女性也希望嫁给更有钱的老乡;其三,没有城市户口也没钱,新一代农民工买不起大城市的房子。所以,大多80、90后农民工目前还结不起婚。

三是,收入状况。

2000年,农民工的月工资平均为1700元(205美元),2016年为3000元。绝对收入上升,但增速却显著下降。

从2010年到2013年,农民工平均月收入的增长速度均在10%以上,2015年农民工收入增速却只有7.26%。2015年以后,农民工的收入增速显著低于城镇居民。

目前,1980-1989年出生的农民工收入水平较高,这或许与他们受教育年限较长有关,也从侧面反映了农民工工种的变化。

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服务业带来的经济增长逐渐超过制造业。之前的农民工大都集中在建筑行业和制造业。

田丰研究,2006年60%的农民工集中在第二产业;到2015年,第二产业的农民工比例已降至52%。目前,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比如快递业务、家政、清扫业务。

四是,社会地位自评。

最近十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劳动力供给出现拐点,农民工的绝对收入水平显著上升。同时,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的改革使得农民工中出现了一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

但是,教育结构的改善却没有提高这些年轻人的相对收入,反而增加了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

在80、90后农民工里,“教育无用论 ”不仅体现在客观的收入层面,也体现在主观社会态度上,极有可能引发年轻的农民工放弃接受更高程度教育的机会,形成教育—收入—态度之间的恶性循环,进而导致农村社会流动的僵化(田丰,2017)。

田丰在调查中发现,受访的这些年轻人普遍对自己的社会地位自评较低。其中90后农民工的失望情绪是最高的。

《经济学人》的调查进一步佐证了他的结论。一位在北京某咖啡馆打工的24岁年轻人说:“我可能暂时会待在这里吧”;另一位28岁的理发师说:“可在这里感觉不到幸福”。大多数农民工在大城市里漂着,城市对于他们来说依然没有归属感。

9年前,《经济研究》发文称,农民工深知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终归要叶落归根,回到农村。

但现在,新一代的青年农民工已不那么亲近土地了。“农村是回不去了,在城市也无法融入”。高昂的生活成本、户籍制度的限制和所受到的歧视让他们依旧处于大城市的边缘。

参考文献:

田丰,2017,《逆成长: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的十年变化(2006-2015)》,《社会学研究》第3期

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2010,《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工人日报》6月21日

王春光,2001,《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第3期

本文摘译自5月5日Economist "The Bitter Generation",编译者雨佳。

来源|微信公众号:JIC投资观察(ID:JICTIMES)

【原文标题为《苦涩的一代:农村回不去,城市融不进 | JIC编译》,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如需转载请自行联系作者,谢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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