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在教育环境下，诞生了无数的虎妈、狼爸。“每天挨顿骂，孩子进北大”，是“中国式狼爸”的宣言。
他坚持“用最传统、最原始的古老方法来教育自己的孩子”，家里常备藤条和鸡毛掸子，学习跟不上来就要揍人。
“狼爸”不准孩子看电视，不准自由上网，不准随意开空调；他说，孩子是民，家长是主；打是一种文化。他“把三个孩子打进了北大”。
这种教练式的教育方式，虽然让孩子看起来比同龄人获得了更多的技能，进入了更好的大学。但很容易扭曲孩子的本性，让孩子的性格变得扭曲、偏激。接受这样的教练式教育，孩子往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很容易导致精神崩溃。
梁启超，这为民国的学术大师用实践证明了，真正的好父母，绝不是所谓的虎妈狼爸。
他有九个子女，长子梁思成、次子梁思永、五子梁启礼三人均为中国院士，三子梁思忠是毕业于西点军校的国民党军官，四子梁思达是毕业于南开大学的经济研究者，长女梁思顺为诗词研究专家，次女梁思庄为著名图书馆学家，三女梁思懿为社会活动家，四女梁思宁是新四军早期革命者。
好父亲从来不“逼”孩子
明代王阳明曾今在家书中教育孩子说：科第之事，吾岂敢必于汝，得汝立志向上，则亦有足喜也。
王阳明说，对科举考试这件事情，我又怎么敢强迫于你呢。获悉你有这份立志向上的想法，对我来讲也够高兴的了。
王阳明告诉孩子，不会强迫他在科举方面一定要有成就，而是欣赏孩子上进的那份精神。对比现在的很多家长对高考的态度，几百年前的王阳明是不是很开明呢？
无独有偶，近人梁启超也是一个宽厚的父亲。他从来不逼迫自己的孩子：“学习不必太求猛进，像装罐头样子，塞得越多越急，不见得便会受益。”
作为父亲，梁启超不仅不逼孩子学习，不逼孩子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但是他始终以“趣味”来引导孩子。在梁启超看来，人的一生要有“趣味”，没有趣味人生就没有意义。
他曾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来何用？”
梁启超给子女的学业很多建议，却又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儿女们。
他很希望次女梁思庄学生物，但女儿兴趣不大，他便写信道：“听见你二哥说你不大喜欢学生物学，既已如此，为什么不早同我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你的适，你应该自己体察做主，不必泥定爹爹的话。”
梁启超子女大多学的是冷门专业，但只要子女真心喜欢，他必全力支持。次子梁思永立志投身考古，他便亲自联系当时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自掏腰包，让梁思永有机会参加实地考古工作。
1928年4月，梁思成即将归国，梁启超在信中写道：“若专为生计独立之一目的，勉强去就那不合适或不乐意的职业，以致或贬损人格，或引起精神上痛苦，倒不值得。”
小儿子梁思礼是院士，火箭控制学家，他说自己先搞导弹控制、再扩展到计算机应用，都是趣味驱使。
尽职尽责就够了
梁启超从来不逼孩子，在他写给孩子的信中从来没有要求孩子，做多大事，要拿第一，要光宗耀祖。
他对于孩子，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尽自己的责任。
1923年，梁启超再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的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
尽自己的责任，这是对于一个人的基本要求，但确是一切事业和成就的基础。
这个标准看起来很简单，其实是非常高的要求。很多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干大事、创大业，其实人首先要做的就是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一个不懂得承担责任的人，即便做成大事，也会很快失败。
为父母做一件小事，这是尽责任，为子女买一本书，为爱人买一件衣服，这虽然是小事，但却是我们当做的，都是一份责任，没有这种责任，家庭必然不会和睦。
1952年，北京城墙被拆，梁思成和林徽因多方组织，甚至不惜受到北京市长吴晗和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东直门城楼是唯一的明成化年间雕梁画栋、阁楼式楠木建筑。1957年北京市决定拆除，当时梁思成坚决反对。但是北京市委一级一级向下传达：拆城墙是中央决定的。
谁再反对就开除谁的党籍。整整一个星期，梁思成坐在东直门看着这座城楼默默不语。不久之后，东直门城楼就永远消失了。
作为一个建筑学家，梁思成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古人留下的珍贵建筑，他冒着惹怒高层的风险，反对政府破坏文化的行为，这也是源于责任。
梁启超没有要求孩子一定要做大官，做大事业，因为人的天资和能力有差异，有些人，终其一生，可能都是个普通人，但是只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就是成功了。
假使孩子日后有了成就，仍要在自己的位置上，尽自己的责任，为国民，为人类发挥更大的作用。
梁启超说，处处尽责任，便处处快乐；时时尽责任，便时时快乐。一个能尽自己责任的人，无论他是普通人，还是大人物，至少都是内心光明，仰不怍于天，俯不愧于地的有德之人，对社会有用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