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于连是个怎样的人物形象分析
于连是世界名著《红与黑》中的主人公。对其形象分析, 在文学理论界有种种评说,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 为,他虚伪、阴险,踩着女人的肩膀向上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阴谋家、野心家。也有人认为他是当时反对封建权贵的勇士, 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典型代表。更有人认为他是拿破仑时代 的悲剧英雄。
《红与黑》是法国19世纪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 达(1783-1842)的代表作。其副题是“一八三○年纪事”。在 这部小说中,作者以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代为背景,以平民知 识分子于连·索黑尔与贵族资产阶级上层社会顽强曲折的斗 争为主线,着重描写了他从18岁到德·瑞那市长家当家庭教 师开始,到23岁因枪伤市长夫人而被送上断头台为止短短5年间的生活历程。
于连出生在小城维立叶尔郊区的一个锯木厂家庭。他幼时身材瘦弱,在家中被看成是“不会挣钱”的“不中用”的人,常遭父兄打骂和奚落。卑贱的出身又使他常常受到社会的歧视。少年时期的于连聪明好学,意志坚强,精力充沛。他接受了启蒙思想家的自由平等观念和无神论思想,并在一位拿破仑时代老军医的影响下,崇拜拿破仑,幻想着通过“入军界、穿军装、走一条‘红’的道路”来建功立业、飞黄腾达。然而,在他14岁那年,波旁王朝复辟了,平民可以平步青云的拿破仑时代过去了。于连不得不选择“黑”的道路,幻想进入修道院,穿起教士黑袍,以便将来成为一名“年俸十万法朗的大主教”。
18岁时,于连到维立叶尔市长德·瑞那家中担任家庭教师,而市长只将他看成拿工钱的奴仆。自尊心受到伤害的于连,便以追求市长夫人来报复市长。他与市长夫人的关系暴露
后,被迫进入了贝尚松神学院,投奔了院长彼拉,当上了神学院的讲师。后因教会内部的派系斗争,彼拉院长被排挤出神学院,于连只得随彼拉来巴黎,当上了极端保皇党领袖德·拉·木尔侯爵的的私人秘书。他因沉静、聪明和善于谄媚,得到了木尔侯爵的器重,以渊博的学识与优雅的气质,又赢得了侯爵女儿玛特儿小姐的爱慕。尽管不爱玛特儿,但他为了抓住这块实现野心的跳板,竟使用诡计占有了她。得知女儿已经怀孕后,侯爵不得不同意这门婚姻。于连为此获得一个骑士称号、一份田产和一个骠骑兵中尉的军衔。此时的于连又开始做起了“三十岁当司令”的美梦。他变成了一个封建贵族阶级的忠实奴仆,在保皇党策划的政治阴谋中为主子效力,冒着生命危险为侯爵传递情报。正当他踌躇满志时,贵族阶级与反动教会狼狈为奸,诱使市长夫人写了揭发于连的告密信,致使侯爵取消他与玛特儿的婚约。于连美梦破灭,盛怒之下枪伤了德·瑞那夫人,被判处死刑。在狱中,于连终于明白:像他这样出身卑贱的人,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中是不可能通过个人奋斗而飞黄腾达的。他拒绝上诉,坦然走上了断头台。
于连的性格是复杂的,并随周围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演变。时代的变迁,不堪受辱的内心,受人歧视的社会地位以及向上爬而不能如愿的愤怒,形成了于连自尊、怀疑、敏感和积极反抗的性格。他时刻牢记着自己与上层社会之间的地位不同、阶级不同、观念不同,对生活持以怀疑的态度,用他那异常敏锐的目光观察周围的一切,寻找歧视他、伤害他的敌人,搜索自己受辱的蛛丝马迹。他不甘屈服,不甘忍受时代和上层社会的拨弄,用拿破仑的英雄主义武装自己,为维护自己的个性而奋起反抗,时刻处于凛然不可侵犯的战斗状态,与整个社会作战。“在这个奇异的年轻人心里,差不多时时刻刻都有暴风雨”。他憎恨做奴仆,要求与上流社会的人平起平坐,以保持自己的尊严。当父亲要他去德·瑞那市长家当家庭教师时,一贯敢怒而不敢言的于连却以“我不愿意做奴仆”表示拒绝。老索黑尔说这不是做奴仆,于连当即要加以证实:“到他家里,我同谁一块吃饭呢?”可见于连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然而,正是这种自尊心理使他赢得了尊敬、友谊和爱情。而当他最初出现在市长大人府邸的大门时,显然还是个质朴幼稚、天良未泯的年轻乡下人。也就在这里,他目睹种种社会贫富不均现象而十分气愤,但更为自己寄人篱下的屈辱地位而痛惜不已,于是就对市长及其一家人产生了本能的轻蔑和憎恶之感。虽然他渊博的知识和惊人的记忆力赢得了市长一家的好感,但他在这里感受到的“仅仅是他对已经插身进来的上流社会的仇恨和恐惧”。
于连骄矜自持,自视甚高,这种自尊心理一旦面临恶言劣语、霸道行径的袭击,就使其隐藏着的仇恨心理爆发出来并大胆反击。即使在爱情这样的人类最细微的感情方面,于连感到的往往不是幸福,而是自尊心满足后的喜悦和骄傲,并把这种胜利看作是拿破仑式的胜利。在我们看来,这似乎不可思议,却恰恰体现出于连是以全部精力来反抗上层社会的。
在德·瑞那市长家,于连是为了报复市长大人对自己的轻蔑,粉碎他的骄傲心理,而带着战斗的情绪走进市长夫人的房间的。即使在与德·瑞那夫人进行热恋时,于连的这种仇恨心理和反抗也从未停止过。他始终把爱情看成是他对贵族阶级的报复和争取自由平等的愿望。这一点,也在于连和玛特儿侯爵小姐的交往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他敢于轻视傲慢的玛特儿小姐,并曾这样想:“我知道保持我的自尊心,我没有向她说我爱她。”当他收到玛特儿小姐的爱情告白信时,首先想到的是他终于战胜了情敌柯西乐侯爵,可以平等地与木尔侯爵坐在同一条凳子上。他立刻自豪地得出结论:“侯爵和我的价值,已经过去了,结果是汝拉山的穷木匠占据了重要的一面。”这哪里是什么谈情说爱,简直就是一场斗争,而斗争的目标便是贵族阶级的荣誉和地位。正如于连自己所说的那样:“在这场尚在准备的战斗里,身世的骄傲,像一座高山,是她和我当中的军事阵地,这高山,便是我进攻的目标。”由此看来,于连并不仅仅把她们作为女人去“占有”,而是当作一个阶级去“征服”的。他占有她们不在于肉感,而在于满足他那平民的、要求尊严的灵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法国残酷的阶级斗争现实,也反映了于连在爱情方面的反抗精神。
于连的雄心壮志中不可避免地含有出于个人野心的成分。在维立叶尔市,这种野心往往被反抗、报复和维护个人尊严的思想所冲淡;在贝尚松神学院,他为伪装自己而刻苦学习,博得院长和大主教的欢心,自信不久就能当上主教,野心萌发,在伪善的道路上迈上一大步。而在巴黎,自担任木尔侯爵的私人秘书以来,他地位骤变,环境巨变,在都市风气严重腐蚀下,虚荣心恶性膨胀,个人的雄心壮志开始向个人野心逐步转化。
进入巴黎时,于连的心情是矛盾复杂的。一方面,他憎恨巴黎的一切,认为“巴黎是阴谋伪善的中心”;另一方面,他又因“终于要在伟大的事业的舞台上显露身手”而高兴。在他的内心深处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真诚与虚伪、自尊与虚荣的激烈搏斗之后,他鄙视上层社会的纨绔子弟,却又欣赏他们的“文雅有礼”,逐渐陶醉在上流社会的美女、音乐和鲜花之中。他十分仇视侯爵巧取豪夺、大发横财的行径,但当领悟到侯爵有意识把自己栽培成“一个上流社会的人”时,却又甘心为侯爵效力。在维立叶尔,于连从未曾想过“怎样去奉承人,怎样去替人家说话”,到巴黎后,他却在野心的驱使下,为了替极端无耻的“老蠢材”谋取美差,竟利用职权之便挤走了正直的葛斯先生。事后,他良心复现,对自己的恶行惊叹不已。但随机又为自己辩解道:“如果我想成功的话,我还要做许多不公道的事情。”然而,即使在堕落的过程中,于连依然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平民的自尊,个人反抗未尽泯灭。他在侯爵面前的从不卑躬屈膝,以及在侯爵的责骂伤害了他的尊严时的傲然离去,使得老奸巨猾的侯爵深感这个平民青年的“性格的根本处有可怕的地方”。他的这种自尊是“贫民骨气”的一种表现,任何情况下凛然不可侵犯。正如彼拉神甫和玛特儿小姐所说,于连虽出身低微,但意气高傲,心中燃烧神圣的火焰。他最不能容忍“别人的轻视”。自尊,是他个人奋斗中用以自卫的唯一武器。
从于连的整个奋斗过程来看,他为实现自己的幻想,靠的是自己出众的才能和顽强奋斗,而不是他人的施舍。对他来讲,最重要的是个人的荣誉和尊严。他所追求的是靠自己的力量赢得的。他曾先后拒绝市长夫人、木尔侯爵的钱财,靠着他的高傲和才能,征服了市长夫人和侯爵女儿。在咪列诺的豪华的客厅里,他曾想如果把这里劫来的财产分一半给他,他也不会要。与德·瑞那夫人分别时,这位夫人要将数千法郎送给他,他愤怒地拒绝了。他对德·瑞那夫人说:“你是否愿意使我们的爱情变为可憎的回忆?”他不需怜悯,也不容玷污爱情,而希望像拿破仑那样靠个人的力量和奋斗来取得功名。他争的是骨气而非虚荣。正是为了雄心和骨气,他才给自己规定了反抗上层社会的责任。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于连的奋斗和抗争“是除了个人尊严和出路而别无他想的个人英雄主义”,所以,我们不能说他是个野心家。在作者笔下,他的“野心”,只不过是一个小人物敢于在复辟时代对现实表示不满和反抗,敢于在才智、勇气和人格上压倒包括大资产阶级在内的上层社会;“敢于在大事业舞台上显身手”。为自己赢得和拿破仑一样的命运,作者声称于连是“野心家”即表达了对复辟时代的不满,也隐晦地赞美了于连的反抗精神。
然而,于连的奋斗反抗注定是以悲剧而告终。于连是王朝复辟时代受压抑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典型,其反抗是基于社会对他的压制和他个人的野心。他追念大革命时代,因为像他这样有才干的青年会有数不清的机会可以大显身手。可是,在这个扼杀一切生机的王朝复辟时代,他只能扮演“一个逆叛的平民的悲惨角色”,成了与“整个社会作战的不幸的人”。他憎恶教会的虚伪卑鄙,蔑视贵族的“合法的权威”,鄙夷资产阶级的“污秽财富”。于是他对复辟社会进行了报复性的绝望的反抗。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对复辟社会的抗议情绪,但由于其是孤军奋战,缺少明确的政治理想和目标,所以必然遭到失败。另外,于连的奋斗和抗争伤害了大贵族、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根本不准许出身低贱的于连跨进他们的营垒。最后贵族和教会勾结,设下圈套,逼德·瑞那夫人写告密信揭发于连,断送了他飞黄腾达的前程,致使于连枪伤市长夫人而被推上断头台,落得身首异处的悲惨下场。于连的悲剧,是一个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无从发挥、野心不能实现的悲剧。
于连死时年仅23岁。他热爱自由和生命,但为了不在贵族面前失去平民的尊严,他拒绝上诉。当德·瑞那市长提出上诉时,于连被激怒了。他叫道:“我不愿对死刑上诉,即使你用毒药、刀子、手枪、火炭或任何另外一种方法,终结一个危害你的生命,我也不对死刑上诉。”这种硬汉,为了保持尊严,为
了不成为上流社会耻笑和侮辱的对象,宁可失去爱情、生命,真可谓不乏英雄气概。
在那个黑暗的复辟年代,于连作为一个平民知识分子为了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向贵族资产阶级所作的反抗与斗争精神是应该给以肯定的。他那难以折服的骨气,无疑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这也正是我们同情他的根本原因。总之,无论从时代背景、主题、艺术构思,还是从于连性格形成发展的全过程着眼,于连都不是野心家,而是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典型代表,是悲剧英雄。尽管他有出自野心的功利
打算,但平民的自尊和对统治阶级的本能反抗始终是他的主导方面。虽然这种个人英雄主义不可取,但我们不应该用现代的尺度去苛求一个特殊时代的人。在一个半世纪前封建复辟时代的法国,个人英雄主义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特别是中小资产阶级不满现实,要求改变地位的愿望客观上对反动统治阶级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