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热分子》是另一个位面上的《乌合之众》，因为作者霍弗是一个码头工人，不同于乌合之众的勒庞是个有钱人。长期与下层民众打交道的生活经历使作者发现，积极投身群众运动的往往是一些失意者，就说所谓的“畸零人”，那些弱者、穷人、被压迫者、被剥夺了继承权的人、逃犯、不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们概括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革命家把他们作为群众基础、革命动力、炮灰和信众。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已无可救药地失败，渴望逃离自我寻求重生，将生命托付给某项神圣伟业让他们感觉不错，整齐划一的集体生活令个人的责任、恐惧、无能得以掩埋。运动的领导者则刻意培养参与者的罪恶感，号召自我牺牲以获救赎。霍弗解剖“群众”自身，使得他的《狂热分子》成为研究群众运动的“圣经”。
《狂热分子》同蒙田的随笔一样，非常好看，记录内容如下，如果想有更多共鸣，看摘要的时候可以脑补法国大革命，20世纪的中国，德国，前苏联，日本等国的历史，还有现在的基地组织和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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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做不好分内的事，别人会耻笑你，但你帮助别人时，便没有人耻笑你。
一个人自己的事要是值得管，他通常都会去管自己的事。如果自己的事不值得管，他就会丢下自己那些没意义的事，转而去管别人家的事。
宗教运动、革命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是热情的发电厂，但是耶稣并不是基督徒，一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有成就感的人会把世界看成一个友好的世界，失意者则乐于看到世界急遽改变
投身变革运动的，往往是那些觉得自己拥有无敌力量的人
怀有大希望者的力量可以有最荒谬的来源：一个口号、一句话或一枚徽章。在狂热之下，一个口号、一句话或一枚徽章，都足以使他慷慨赴死。在狂热之下，他献出自己的自由，换来组织的信任，而在上级的命令下，“干下流勾当”是无罪甚至有功的。狂热者可以没有上帝，但是需要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一个可以众志成城的“目标”、以及一个可以同仇敌忾的“魔鬼”。
通过认同于一件神圣事业而获得自豪、信心、希望、目的感和价值感逃离自我。
无私者的虚荣心是无边无际的。对群众运动而言，戏剧元素大概能比其他任何方法发挥更持久的作用。毫无疑问，通过举办游行、检阅、仪式和典礼之类的活动，一个群众运动可以引起每一个心灵的共鸣。哪怕最冷静的人也会因为看到壮观的群众场面而动容。”
失业者宁愿追随贩卖希望的人，而不愿追随施予救济的人
一个群体的性格和命运，往往由其最低劣的成员决定。历史这个游戏的玩家一般都是社会的最上层和最下层，占大多数的中间层次只有在台下看戏的份。
每一个积极吸收追随者的群众运动，都把敌对运动的成员视为其潜在信徒
用一个群众运动压制另一个群众运动并非是没有危险的，代价也不一定便宜。要遏制一个群众运动，方法往往是以另一个群众运动取而代之。
每一个群众运动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场移民
狂热者对自由的恐惧尤甚于迫害
自我若是软弱无力，再多的自由又有何用。那些最大声呼吁自由的人，往往是最不乐于住在自由社会里的人。失意者因为受到自己的短处压迫，会把他们的失败归咎于现有的种种限制。实际上，他们最深的渴望是终结‘人人皆有自由’的现象。他们想要取消自由竞争，取消自由社会里人人都要经历的无情考验。
在自由实际存在的地方，平等是大众的热望。在平等实际存在的地方，自由是极少数人的热望。有平等而没有自由，会比有自由而没有平等更能创造稳定的社会模式。
君主专制整体最危险的时刻就是开始改革的时刻，也就是开始流露自由倾向的时刻。 不满情绪最高涨的时候，很可能是困苦程度勉强可忍受的时候;是生活条件已经改善，以致一种理想状态看似伸手可及的时候。悲愤会在它几乎得到补偿的时候最为蚀骨。"人的不满程度，看来是跟他与他热切渴望得到之物的距离成反比。"
兴起中的群众运动对家庭都会抱持敌意态度。被统治者融合在一个整体中的程度愈深，个人落寞的情绪愈少。
瓦解中的集体结构是群众运动萌芽的最佳环境
爱国主义是歹徒的最后归宿
群众运动给自己设定很多不切实际的目标，乃是其对抗“现在”的策略
任何有效的主义，必须是“违反天性、违反常识、违反欢乐的”
教义不是让人去理解的，而是让人去信仰的。只有对我们不理解的东西，我们才会有百分百的信仰。一种能理解的教义会缺少力量。
虔诚者总是呼吁别人应该用感觉而不是脑子去理解绝对真理。
如果一种教义不是复杂晦涩的话，就必须是含混不清的;而如果它既不是复杂晦涩也不是含混不清的话，就必须是不可验证的;也就是说，要把它弄得让人必须到天堂或遥远的未来才能断定其真伪。……即使最有学问的忠实信徒也会有点文盲的味道。他喜欢罔顾一些字段真意使用这些字，并养成诡辩强扯、吹毛求疵、钻牛角尖的爱好。
狂热者无法被说服，只能被煽动。不同类的狂热者看似南辕北辙，但他们事实上是一个模子出来的。真正南辕北辙的是狂热者与稳健派。……要一个狂热的共产者转变为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沙文主义者或天主教徒都不难，但要他们转变为冷静的自由主义者却是难上加难。"
群众运动不需要相信有上帝，却不能不相信有魔鬼。一种群众运动的强度跟这个魔鬼的具体性与鲜明度成正比。 高不可攀的里必然会带来实践上的落差，由此看来，一种宗教越崇高，它孕育出的恨意就越凶猛。
共同的仇恨可以凝聚最异质的成分。那怕是在合理悲愤的情况下，我们的恨意主要仍然不是来自别人对我们的伤害，而是来自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无能和懦弱——换言之是源于自卑。当我们自感比伤害我们的人优越，我们更可能的反应是鄙夷他们，甚至是可怜他们，而不是恨他们。
理论与实际愈是矛盾的群众运动，就愈是热衷把自己的信仰加诸别人
一个体制明明无能已极却能够苟延残喘时，当权者已经与言辞人结成紧密同盟。
催生群众运动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根源在于，他们本质上都是个人主义者。群众运动的铁三角，“言辞人”(宣传者)——“思想人”(狂热分子)——“行动人”。 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千篇一律都是由不满的诗人、作家、历史学家、学者、哲学家之类的人物为先导。凡是从早到晚都要为最起码生活操劳的人，不会有时间、心情去悲愤或造梦。正是因此，聪明的当权者应该放下架子、同言辞人结成同盟。如果所有的读书人都是教士，那么教会就是不可动摇的。如果所有的读书人都是官吏，那么现政权就比较稳固。
几乎每一个喜欢找茬的言辞人，一生中都有一个阶段，在位者只要表现出谦恭和怀柔的姿态就可以把他争取过去。要是当权的法利赛人曾经礼贤耶稣，尊他为拉比，那耶稣说不定就不去宣传新福音了。如果路德早早得到主教职位，从事宗教改革的热忱也许就会冷却。普鲁士政府要是授予青年马克思一个头衔和重要政府职位，或许他就不去编那激进的《莱茵报》了。不管一个抨击当局的言辞人，多么相信自己是为被压迫者和受伤害者仗义执言的斗士，他的动机十之八九都是私人的和个人性的”——有着不被承认不受赏识的“隐痛。
大部分的纳粹头子都有艺术和文学上的野心，却没有实现的能力
没有外敌可以摧毁时，同一阵营的狂热者就会彼此为敌。大部分群众运动在取得胜利的第二天，就会出现内部倾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