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崩溃》读的过程中竟有了做些笔记的冲动。一是因为作者客观犀利而又充满黑色幽默的语言，一是联想今日自己工作中感到与中外隔阂依然不减，慨叹良久。因此也就零星记下来。
关于中外交往
中国与外国的交往从古代到近代到现代直到今天都没有完全在一个体系中。这是我读书过程中最大的感叹。书中也提到蒋廷黻先生的名言：“中西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而在我看来，中西双方各自的文化优越感始终是双方交流中无法完全消除的。就算如今是相互取予的平等交往，其间也是龌龊不断。双方较量的基础是实力，而当某一方占优势时，除了利益，总希望将对方纳入自己的价值体系，这在国家关系中是很特别的。
鸦片战争之所以从广东打到福州、浙江，最后到了南京，其实就是英国人不断想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英国人每次撤军总被中国官员们描述成“大捷”，英国人的恼怒也在中国官员一次次自我欺骗中不断加深。这一点在几十年后入侵西藏时也有体现(就是电影《红河谷》的情节)，那时英军是前进一次就向驻藏大臣发一次要求谈判的信函，而始终没有得到回应，后来英国人也就因此一直坚持认为中国对西藏没有实际控制权。
我感觉，我们并未完全打破对外国人自卑与自负混合的复杂感觉，一方面经济地位的差距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仍然底气略有不足，有时候会显示出过分的优待;一方面又受“中国人的世纪”这一概念撑腰，又希望在面子问题上做足文章，结果双方在礼仪方面的争执有时候甚于实质。最终大家坐到一起时，我们往往在精神上获得满足感，从而又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利益这一本质。
而与此相对，一些外国人则仍然抱着傲慢与偏见的态度，到中国来做生意时，他们总是以为现在的中国还是几十年前穷苦不堪，看到洋人就奉为神仙的年代，举手投足都要显示出优越感，而且似乎觉得会说英语的中国人才是有文化有教育的，结果在中国被看透底细后，就陷入嘲弄之中。外国人还是不懈地想把中国的行为方式纳入自己的体系，因此总是恼怒和怀疑中国人做生意的诚意。倒是最精明的外国人发现，有时候只要维护好“天朝”的面子，在自己貌似委屈的交往中，反而会得到更多的实惠。
从书中看，鸦片战争之中和之后，认识到英国人厉害的清朝大员们，还是想将他们纳入中国式的“人情”体系，但骨子里仍然抱着深深的戒备和鄙视，这些也都为以后的历史发展留下了伏笔。
关于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
毫无疑问，鸦片战争是一场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战争，同时也是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之间的战争。按照黄仁宇先生的说法，中国从唐宋到明清其实是一个开放性帝国向封闭性帝国的转化。专制帝国的农业经济格局与集权式官僚政治制度逐渐完善，在清朝前期已经发展到极致，由于没有竞争性体制的威胁，这样的局面是很难打破的。美国人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所提供的观点是，中华帝国的体制与秩序中天然包含着走向衰微的因素，而王朝更替则构成了重建秩序的机制与途径，满人入主则是重建秩序的特殊动因。清朝已经将原有的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问题基本解决，但面对新的经济形态和政治形态，旧有体制是无法应对的。因此，鸦片战争又成为重建秩序的新动因。
书中多次提到军费问题，以及清朝的军队组织、武器状况，很有力地颠覆了传统的观点，即如果将领再勇敢一些，抵抗再坚决一些就有赢的希望。(这种将各种事件诉诸道德和个人修为的观点到现在也被视为理所应当，其实是根本无助于反思和进步的。)当时清政府刚花费巨资打“常规战争”平定新疆张格尔的叛乱(这让我想起另一本书《西域往事》，很有意思)，面对具有代差的“高科技战争”根本无力承担。农业社会政府的财政来源主要是土地税收，关税、商业税等近代社会的税源在古代中国不是没出现过，但在清朝中前期付之阙如，我觉得这和集权体制很有关系的，这种体制下土地税源不来自于诸侯而直接来自于人民，自然也没有关于税收的博弈，也就不存在对体制的冲击和寻找新税源的动力。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清朝中前期为应对郑成功等沿海军事威胁，不仅禁海，强制人民内迁，并限制民间航海能力的发展，都属于消极应对措施，而后来洋务运动等变革也是为应对内部的危机。如书中所述，在这种没有竞争性体制与之抗衡的情况下，鸦片战争前清朝的武备技术水平甚至落后于明末清初。
关于鸦片和经济
鸦片其实是一个被高估的罪恶。鸦片导致中国白银外流是不争的事实，道光遣林则徐去禁烟的直接原因，一是鸦片已经开始进入皇室，一是各省吏道精熟的官员都在把问题推到广东一省。前边已经说了这一点。
其实书中也没有过多提及鸦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但事实是鸦片战争之后，鸦片作为正常商品进入中国，并没有造成更大的灾难性后果。而且在贸易中所占的比例也在逐步下降。有文章指出，是1830年以后中国经济的衰退使得鸦片的危害地位被更加突显，我赞成这个观点，因为根本内因还是农业经济生产方式的落后，没有对外需求。
作者书中最痛心的就是关税自主权的丧失，认为这实际上大大衰减了中国从经济方面复兴的速度。而领事裁判权的外予，在当时却被认为是“胜利”，这也突显出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不足。天朝当时根本没有“主权”的概念，但学习这一概念的代价是无比沉重的。
清朝的经济说到底还是积累型经济而不是消费型经济，帝国的税收体系的目的是“富国”而不是“富民”，而且这“国”的概念也仅仅是皇族。税收的大项支出是军费、救灾等，属于被动支出。因此皇帝们的财政也是先节源后开流，可无论是节流还是开源，在制度性腐败环境中何其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