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崩溃读后感_第1篇：
茅海建先生用大量现实的数据和历史记载告诉我们，所有有关鸦片战争失败的理由都是借口。中国的失败，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没有那样密不可分的关系，天朝的崩溃，是制度性的失利，是守旧思想的失利。关于这一点，日本人为我们做出了最好的解答。
——题记
人文性学科研究的一个问题在于其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不同立场的人往往能够从同一样事物当中得到截然相反的两种结论，而使得历史本来的面目变得更加模糊。鸦片战争，就是这样一个被涂上了浓厚的主观色彩而变得面目全非的事物。
读《天朝的崩溃》，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茅海建先生在全书结尾时的一段文字。在这段文字里，先生将鸦片战争和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了一番简单的对比，看上去似乎并不起眼，其意义却是极为深刻。1853年7月，就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硝烟过去11年之后，日本的横须贺港迎来了美国的黑船，这一不速之客的到来，在当时意味着欧美列强全面侵占东亚地区的开始，然而任谁也不会想到，就在美国黑船迎着风浪驶入日本之时，这一浪潮掀起了日本的剧烈变化。
和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的长期沉沦相比，日本的崛起让人大为惊叹。尤其是在黑船事件过去40多年之后，曾经被日本人奉为师长的中国遭到了近邻的强硬入侵，中日甲午海战因此爆发。这一剧烈的颠覆，让中国人在情感上难以接受。然而即便是到了此时，我们仍然没有清醒的认识。我们依然纠结于在战争失败的后果中寻找替罪羊，将清政府视为万恶之源，将慈禧太后视为巨奸大憝。而在过去的40多年当中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巨大差距，我们却丝毫不觉。
这显然与现实相违背。大量对当时中国现实力量的考证，和身处其境当中的人物们的反应已经告诉我们：鸦片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中国不可能获胜的战争。这种不可获胜，从政治上而言是制度上的落后，从军事而言，是古老战争模式面对现代化战争的全面失败。然而国人长久以来积累的优越感，使得我们不愿相信地大物博、人才辈出的大国，对付不了欧美的蛮夷。长久的闭关锁国锁住了国人的眼界，也造成了之后天朝在这场战争中错误频出、荒唐连连的现象。
单是对这场战争的定义，已经可见一斑。直到今天中国人对于这场战争的认识，依旧停留在虎门销烟的民族自豪感上，因此我们将这场战争称之为“鸦片战争”，潜台词是假如没有鸦片的进入，没有中英贸易的逆差，便不会有战争的到来。这种荒唐的认知一直蔓延至今，“落后即要挨打”的背后，骨子里却是中国人自负的情感。
这种自负，从其时龙椅上坐着的道光皇帝而下，蔓延至整个中国。没有人相信“蕞尔蛮夷”会是泱泱中华大国的对手，尽管从知己知彼的角度来说，国人对于英国的认知少之又少。因此道光皇帝轻率地为战争定下了基调，在一种惩敌以扬威的思想之下，他坐在紫禁城里连下圣旨，指挥着千里之外的战争。甚至直到战争结束之时，他连广州城的地形如何都没有亲自考察过，就在上谕之中言辞激烈地批评琦善“被人恐吓，奏报粤省情形，妄称地利无要可扼”，“不知是何肺腑?”这番表达了皇帝强烈不满的上谕，成为了琦善一生的转折点。他不但在此后被革职抄家，更是背上了卖国的骂名。事实如何?顶替琦善的杨芳等人为了安抚皇帝，谎话连连，整个广东战场不再是清军和英军的战斗场所，反而变成了杨芳和奕山等人哄骗皇帝，以辞锋交战的瞒骗地。甚至就连“三元里抗英”的民间故事，都是夸大出来的。中英两国的战争，变成了清王朝上下的交锋，岂不是荒唐?
正因为如此，当事实已然瞒不住，清军一败涂地，被迫签下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时，道光皇帝悲从中来，在圣旨中郁闷地写道：“朕自愧自恨，为什么事情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呢?”他显然弄不明白，以我天朝上国的实力，到底为什么竟然被这群“蕞尔夷民”逼迫到如此地步?
其实这件事原本也很好明白，道理就在清政府本身。首先是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中提出的大量事实证明，道光皇帝的剿匪灭英，根本就是纸上谈兵，胡吹大气。不要说是知彼，就是连知己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单从广东战场一隅的变化就可知。他痛斥琦善卖国，不知道是什么居心，但偏偏顶替琦善的杨芳、奕山、伊里布没有一个不是和琦善抱着一样的想法。相反恰恰是因为琦善的直言让他们揣摩到了上意，所以才会有道光皇帝接连受骗而不自知的局面出现。最后到任的伊里布更是完全忤逆了上意，不但不和英国人打，反而一到广州就开始求和。难道真的是因为清王朝的官员们腐败堕落，天良泯灭，到了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了吗?
不是。一个琦善的出现，勉强可以算做是“卖国”，但连续几任都是一样的态度，只能说明伊里布们和琦善一样看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场战争根本就打不赢。打不赢的战争还要打，只能是自寻死路，所以从琦善到伊里布，都主张求和，区别只在于琦善直言进谏，伊里布等人阳奉阴违而已。既然如此，问题自然就出在了道光皇帝的身上。因为他是这荒诞一幕的总导演。是他痛斥琦善“卖国”，勒令奕山“战(英军)而胜之，务使该夷片帆不返”，又让杨芳等人痛剿英匪。他在下发的上谕当中轻蔑地称英国人为“蛮夷”、“滑虏”、“性等犬羊”，可见高坐龙椅上的道光皇帝，根本就对事实的情况一无所知，一点不把英国人放在眼里。初到广州的杨芳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在给道光的奏折当中大谈自己在广州何处何处布防，因为知道皇帝看不懂广东的地理，所以胡吹海吹，不怕被戳破。结果果然不错，一篇奏折看得道光皇帝一头雾水，只能安慰性地称赞杨芳说“看了你的奏章，朕心里的烦闷稍解。”事实上他压根就不知道杨芳提到的地名都在何处，只能在遥远的北京凭借自己的想象去操纵这场战争，把军事斗争变成了行为艺术。这样的仗能打得赢，那才是怪事。
事实上在整个鸦片战争的过程当中，道光皇帝表现出的，都是一种无知和颟顸。他本身不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主子，也缺乏分辨思考的能力。英国人的鸦片来了，他安然享受，甚至是颇为恋栈，给全国的臣民们开了个坏头;等到林则徐力主禁烟，以现实的分析来让他清醒的时候，他又力主禁烟，并且给予林则徐极大的信任;英国人的船舰来了，一路开到了天津，他又觉得大事不妙，又推翻了林则徐的理论，把他革职查问，让琦善去谈判;等到琦善谈判不成，他又觉得有失国统，于是下令开战。如此反反复复朝令夕改，如何能够让大臣们能够一心一意地为国家办事，为皇帝办事呢?
所以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归根结底其实是帝国皇权走到了尽头的标志。帝国的一个问题是：皇帝不灵光，大臣们就只能跟着不灵光，这叫“顺应上意”。大臣们一旦不灵光了，国家机器也就自然而然要出问题。所以战争的失败，其实就是皇权的失败、制度的失败。如果不是中国的地方大，池子深，外国人不知道怎么趟过，再加上各国之间彼此如何分配没有定论，需要一个代理人暂且管理住地方，大清帝国怕是早就要完了。
当然道光的问题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因为他缺乏实际经验。这种实际经验的缺乏，是制度的原因，与他本身的智商无关。帝国的皇帝们连出趟紫禁城都难，更何况是考察其他省份?所以他不知道广州是什么情况，不知道军队是什么情况，更不知道战争是什么情况。他的所有认知，都来自下面的臣子。偏偏这样一个缺乏视野、缺乏实践的人物，正是帝国一切事务的最终定夺者。皇权制度的荒诞，注定了帝国不能长久。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的贤君，大多来自开国的前几代皇帝的原因。因为他们见识过现实，了解现实，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有励精图治的想法，也有治国平乱的经验和本事。但一代代再往下，就只能是坐井观天，胡思乱想了。
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在于中国的全面落后。在这种落后的局面下，失败不可避免。清政府的无能是毋庸置疑的，闭关锁国的现实让国人完全不知英吉利，不知道世界已经运行到了工业时代。这种无能来自于封建制度的累积，也不能全盘算到清政府的身上。以清政府的无能来做道德上的批判是苍白无力的，战争的结果本就是国力的比拼，既然没有任何赢的可能，求和就是最好的出路。鸦片战争之后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国人没有对此进行深刻的总结，换而言之没能全面推翻清政府，彻底将封建君主制打入到历史的角落。于是就有了日本在之后全面超越。www.vrrw.net
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的炮火中飘摇不定，又撑了70多年的时间。这70多年的时间，在今天看来是一段极为黑暗的时光。有意思的是，当日本社会的中下层武士们积极地组织力量推翻幕府推动日本维新之际，中国的义和团却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勉力地支撑摇摇欲坠的清政府。这并不是民众的错，而是知识界的原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背后，依旧是守旧的力量在作祟，将清政府将塌的危墙扛在自己肩上。由此来看，孙中山先生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的伟人。假如没有他的出现，中国的黑暗，还不知道要存在几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