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银娣是个怎样的人，人物形象分析
柴银娣是张爱玲小说《怨女》人物，小说描述了“怨女”银娣坎坷悲剧一生，希望通过婚姻改变自己的命运，展现了娘家的乡下生活与婆家姚家大家族形成的不同的文化背景，两者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补充。银娣虽然改变了物质生活，但是精神生活却陷入了荒芜，姚二爷的身体残疾和姚三爷的无情将她的梦彻底地粉碎。
小说开头就写了一个木匠在上海弯弯曲曲的小巷里踉踉跄跄，在大暑天里却心思瘙痒地牵挂着卖麻油的“大姑娘”——名字记不记得倒罢，只是麻油店铺里柜台前颇有姿色的“大姑娘”，也就是银娣。
然而银娣用油灯烫醒了拉着她的手不放的木匠，破口大骂，“从他的娘操到祖宗八代”。这个十八岁仍未定亲的柴家的女儿，是附近的男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但是她毫不客气地用油灯烫伤企图占她便宜的男人，泼妇骂街式地发泄自己的怒气。
银娣没有了爹妈，只跟着哥哥嫂子过活。她的哥哥并非不是不想这位“西施”妹妹早日嫁出去——十八岁了还没定亲，也不是什么值得光荣的事，但是这样的妹妹办嫁妆的费用也的确是个负担，反而是个赔钱货，所以他“也是因为办嫁妆这笔花费，情愿一年年耽搁下来。”
他倒是张罗着让银娣做别人的小老婆，省了一笔嫁妆，银娣每当被事实一次又一次提醒着这一点时，就不顾未出阁，不顾彼此的情面，哭着闹着，才没让这个哥哥一开始就得逞，虽然后来银娣还是妥协了，经过多方面的，貌似周全德考虑之后。
这样一个敢于抗争的年轻女子，心里也有着她自己柔和的地方。她盼着对面店的小刘能够来说亲，“她一直喜欢药店，一进门青石板铺地，各种药草干涩的香气在宽大黑暗的店堂里冰着。这种店上品。”当小刘偷偷地为她送上一包菊花时，她虽然不喜欢菊花的草腥气，但是因为是小刘送的，所以也天天拿来泡着。然而当小刘的母亲真的有说亲的意思时，这个不再怀着孤单心事的“西施”却动摇了。
银娣反感给瞎子做妾，但是也明白“小刘不像是会钻营的人。他要是做一辈子伙计，她成了她哥嫂的穷亲戚，和外婆一样。”她心里十分同情外婆与外公这样的人，“她一看见他们就觉得难过”，见了面不问外公外婆他们是否吃了饭就主动端出满满一大碗一大碗的大米饭。
她还气恼她的哥哥太势力太看不起人，年初五才去外婆那边拜年，一方面是懊恼自己因此在新年时见不到小刘，但心里其实的确对像外公外婆那样的贫困的生活怀着一种本性上的怜悯以及生活意识上的恐惧。
况且银娣也知道自己是一个颇有姿色的女人，“漂亮的女孩子不论出身高低，总是前途不可估量，或者应当说不可测，她本身具有命运的神秘性。一结了婚，就死了个皇后，或是死了个名妓，谁也不知道是哪个。”
她内心里其实不甘于做一个村姑来结束自己的一生，不能接受跟小刘的苦日子，结果，她内心的柔软最后输给了虚荣和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还安慰自己是“命中注定”。
于是，银娣嫁给了“前鸡胸后驼背”，患有软骨病，哮喘病和眼疾的姚家二少爷，成了有钱有势的姚家的二奶奶，她的内心对这种婚姻生活充满了绝望。她幻想中的“一生一世都在台上过，脚底下都是电灯，一举一动都有音乐伴奏”的富贵生活自然实现了，但是这华丽的剧场上演的却是独角戏，戏中只有她自弹自唱，她是上了媒人的当，却也是她为自己挖的陷阱。
她憎恨她嫁的这个男人，憎恨不顾她的幸福的哥哥嫂嫂。但是站在光艳的台上，她不得不继续做着自己的戏。
爱情上，婚姻上的无望，她也仍然要生活。然而姚家的人却看不起出身低微的二奶奶。姚家三个儿子的媳妇，“大奶奶是马中堂家的小姐，三奶奶是吴宫保的女儿”，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家，唯有这个二奶奶是个连嫁妆都筹备不齐的穷出身，所以上至老太太，下至身边服侍的人，心里都看不起银娣。
我个人觉得银娣的名字谐音“阴蒂”，这个谐音刚好说明了她在姚家的位置，不过是一个用来繁衍后代，安慰二爷房中空虚无人的工具，所以姚家选中了门第低，相貌好的银娣做了二奶奶,姚家的人看不起银娣便也在情理之中了。
但是自尊心极强的银娣满副武装地捍卫者自己，老太太轻贱她她心里无可奈何，但是下人的看不起，妯娌的轻视，她却不能任人践踏，于是她不给下人留脸，想着法子融进大奶奶二奶奶们的圈子里，即使总是“提起二爷，她就没有了发言的资格”。
然而再强大的心都是肉做的，银娣选择进姚家，选择了外表光鲜的生活，也注定了她要承受许多疼痛，她在爱情上，亲情上得不到慰藉，又挤不进姚家人的圈子里，生活上的无望让她成了一个扭曲的人。
特别是姚家三奶奶房里失窃，众人都怀疑是这个穷出身的二奶奶干的事情，怀疑银娣总是偷偷把姚家的东西往娘家搬，再加上与三爷的不正当关系给她带来的忧虑与罪恶感，最终这个坚强泼辣的女人选择了自杀，虽然最终被救了下来。然而后来她跟这个残废的丈夫一起吸上了鸦片烟，在无可奈何的挣扎中选择了一种自我放弃的沦陷。
她憎恨鸡胸驼背，雌鸡喉咙，什么都不管，把自己锁在自己的小世界的丈夫，在他寻找佛珠的时候，她把佛珠一只一只夹破，还问眼睛看不见的丈夫“你吃不吃核桃”，“她看见他吃了一惊，忍不住笑出声来”，她靠着这样的自以为是的“报复”获得暂时的安慰，获得一种鸦片式的暂时的快慰。
她知道自己的生活已经无望，但是还有一口出的气，心里总还有一种寻找慰藉的盼头。姚家的在烟花柳巷里走惯了的三爷成了她的带着罪恶感的甜蜜的慰藉，在姚家只有三爷注意过银娣自身，把银娣当成一个人，应该说是一个女人来看待，银娣心里并非不明白三爷的为人，当他暧昧地要求他唱个歌时，她虽然拒绝了，但是还是在无人的地方为他唱了一首她唯一会唱的《十二月花名》，虽然三爷却是淡然地说了句“这个天还有人卖唱。吃白面的出来讨钱”。但是这种慰藉成了银娣不多的温暖。
银娣后来终于熬过了姚家老太太和自己的丈夫熬不到的日子，用一个女人最美好的岁月换来了姚家分得的数目不大不小的遗产，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不用处处活在别人的目光之下，她成了姚家死去的二爷的遗孀，二爷留下的唯一的骨血——同样患有哮喘的瘦小白净的儿子玉熹成了她往后生活里唯一的男人，这个在多年前精神上已经死去的女人把操纵儿子与折磨儿媳当做了生活的为数不多的乐趣，她密切监视着儿子的生活，逼死了长相不好的儿媳，为了省钱，把自己的丫头给儿子当了妾，并有了成群的孙子孙女。
多年以后，曾经风流倜傥的三爷为了借钱不惜消费银娣当年的温情，长年孀居的银娣跟三爷一起吃饭时心里依然有着死灰未完全死去一样的慰藉，银娣坐在饭桌前但是“下面有一股秘密的热气上来”，那是死去多年的人的骨灰里突然开出的幽灵般的玫瑰，一种变态式的心灵慰藉的渴求，然而终于在彻底面对三爷的来访目的之后，在众人面前给三爷的一耳光彻底打碎了银娣与三爷的关系，打碎了银娣心里的温柔的幻想，银娣终于失去了曾经的唯一的精神上的变态的慰藉。
于是，银娣成了彻底的死去的人，这个曾经敢于抗争，渴望拥有物质上的富足，贪慕虚荣的“麻油西施”，这个曾经努力维护自己的尊严，勇敢坚强的，不惜用死来抗争的女人，慢慢地成了生活的傀儡。
时光流逝，她在一场独角戏里轻轻地弹浅浅地唱，戏里戏外，人来人往——曾经借故摸她的手被她烫伤的木匠，曾经倾心的小刘，还有那个病态的丈夫，处处留情的三爷，枯朽保守而又苛刻的老太太，还有那一群姚家的亲戚……所有的一切忽然都成了一场梦，而“麻油西施”死在了这场梦里，姚家二奶奶也死在了这场梦里，留下来的，只是一个熬了一辈子的，没有情爱没有慰藉的虚无的女人，一个彻彻底底的寡妇，守着曾经渴求的物质上的富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