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生死疲劳》中的女性人物形象
莫言的作品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她们集美与丑、善与恶、贞洁与淫荡、鲜艳与颓废、悲剧与喜剧于一身，为作品的成功增添了不少色彩。《生死疲劳》中的女性却受制于男权主体之下，成为男性欲望的对象，表现出一种整体无意识的悲剧。作者这种让人质疑的“男尊女卑”的叙述倾向，使得我们明显地感受到了其对于男权之下女性主体意识淡薄的批判与反思。
自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文学界一度掀起了“莫言热”，对于莫言及其作品的研究也令人应接不暇。纵观对其作品中女性形象解读与批评研究者褒贬不一。《红高粱家族》中的“我”的奶奶戴凤莲，《檀香刑》中的孙眉娘，《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等众多女性无不散发着传奇神秘浪漫主义气息，她们纯洁唯美、大胆泼辣、勇于追求、是非分明。近日读莫言《生死疲劳》一书，作品塑造了白氏、迎春、黄秋香、黄互助等一系列女性形象。这些女性较之以前作品中的女性有所不同，她们的形象都比较模糊，命运大都凄苦，而且《生死疲劳》中男性是居于主要角色地位的，这些女性的命运皆因她们所相关的男性而变化起伏，不得由自身而决定。一些研究者认为莫言的后期小说充斥着大量女性生理细节描写以及对本能欲望的过分渲染和夸张，使得女性形象变成了男性欲望化对象，构成了对女性的亵渎。而我认为莫言这种具有传统“男尊女卑”的叙事方式正是对于男权主体的反抗，他直接地把男性权力欲望下女性的生存现状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引起了人们对这一现状的反思。
一
《生死疲劳》借六道轮回的民间想象重述新中国的土地历史，故事从1950年1月1日讲到2000年12月31日，这50年里，故事主人公实际上是一个不在场的在场，叫西门闹，在土改中被镇压了，后来被冤杀，于是在阎王那里不断上访，最后阎王受不了他，就这样轮回了五次：第一次驴，第二次牛，第三次猪，第四次狗，第五次是大头婴儿蓝千岁。轮回终结于大头婴儿蓝千岁，即老地主本人，在小说的结尾以一个小说家的口吻开始述说自己的经历。但是无论西门闹轮回成什么动物，都是雄性，所以，在这部作品中，所有的男性和雄性动物都形象饱满，而女性却显得模糊不清甚至还有被贬斥的嫌疑。
在人类文化史上，女性一直就处在这样一个被西蒙・波娃认为是对象性存在的位置上。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女性只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她不指向任何的所指，又可任男性填充进任何的内容。她在社会及家庭伦理秩序中是被统驭的对象，在经济秩序中是依附在男人身上的寄生者，在文化层次上，她只是一个被命名者。她是欲望的对象，是审美的对象，是男性理想的载体，总之，她是除了她自己之外的一切。《生死疲劳》中最为典型的是西门闹的三个妻妾：结发妻子白氏、陪嫁丫头迎春以及三姨太黄秋香。她们是经历新旧政权制度更替、处于历史和家庭边缘位置的一代女性。她们都是西门闹的私有财产，在西门闹被枪毙，西门一家的女人也连同西门家的财产一道被分给贫苦大众，她们只不过是地主的一种财产，任由别人分配指挥，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为生存只能随意任人摆布。
二
女性形象在文学中的存在往往与爱联系在一起，不管这种爱是伟大的爱情还是了不起的母爱，那些浑身浸透着爱的女性，往往因着爱而将男性的世界当作自己的世界，她们丧失了自我，却无法在这个男女不平等的社会中得到相等的回报。她的爱最终使她变成“物”――男人欲望的对象或家务劳动的工具。作为西门闹的正妻――白氏，在爱的世界中甘愿忍受空房的寂寞，甘愿被划为地主阶级仍为夫守墓，甘于为爱而牺牲自我，泯灭自我，忘却自我的追求，因“爱”而将白氏变为依附于西门闹的“物”。迎春是西门闹的二姨太，当西门驴得知迎春嫁给蓝脸时他几乎疯狂：“还有你，小迎春，小贱人……你这样的淫妇，还有脸活在世间吗?你应该立刻去死，我赐你一丈白绫……”因为迎春是他为人时的“财产”，他关心的不是迎春的幸福，而是她是否被别的男人侵占。黄秋香作为西门闹的三姨太，被丈夫视为搬弄是非的风骚女人和玩物，最后她在黄瞳病死的当天夜里吊死，由于失去了所依附的男性对象，秋香的存在让自己找不到活着的价值，所以选择了死亡。
由此可见，这三位女性的悲剧在于没有了男人便找不到活着的意义与价值，白氏在西门闹被枪毙之后仍对其念念不忘，是因为她在嫁给西门闹的那一天起，内心就已经认定是西门闹的人，西门闹的“物”，西门闹的“战利品”了。迎春在摆脱了西门闹之后便嫁给贫农蓝脸，这实际上是对于自己所依附的地主阶级垮台后的另外一种生存的依靠。秋香在死后仍要求回归地主姨太太的身份，更是至死都还是西门闹的附属物。这就是她们真正的悲剧所在，代表男权的社会和家庭早已经为她们安排好了每一步该走的路，在这条路上有的只是妥协、默认、忍受。
三
西门闹对他的女人们没有爱，有的只是作为财产的占有欲;他不把她们视为有着同等情感、身体需要的女人，而是视为工具或宠物。女性，这个失去话语权的被压抑着的性别，呈现出一种无名又无言的状态。蓝解放并不爱黄合作，对她始终带着厌恶，看到她身体残缺骑车不稳时，他虽有同情却还带着厌恶。“合作依然是那样昂昂地走着，目光辣辣的……我确实很同情她，但我心中也确实充满了对她的厌恶。她那简短的头发后露出的青白的脖颈……以及她身上那股子混合了油条制作全过程的气味，都让我厌恶。”《红高粱》中的“我奶奶”纵然提出了“我的身体，我做主”的口号，她的命运仍是由“我爷爷”来主宰和垄断的。《丰乳肥臀》中的“母亲”上官鲁氏，似乎因为她与多个男人的性关系应被定义为一个敢于反抗传统陋俗的女子，可是从深层角度来看，她所做的一切皆出于一个目的，为上官家传宗接代，这正是传统文化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观念的具体体现。
在人类文化史上，女性只能沉默，只能被塑造，而女性要脱离这种非主体的存在方式，就必须去寻找“经验世界中的真我”，即妇女要建立自我意识，要塑造自己，而不是仅仅充当男性的创造物。这就需要女性从家庭中解放出来，获得作为独立个体应有的价值观，不再把为父亲、丈夫和孩子所做贡献的多少作为进行自我评判的标准。莫言《生死疲劳》中的这一系列女性形象虽说都以悲剧结局，但悲剧的人生更能引起人的反思，更能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使得更多的研究者去关注性别的问题，去关注新世纪仍是男权主宰的世界女性话语权如何去提高，去思考女性自身该如何更好地提高自我意识，从而真正地解放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