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风波》描写了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之后，因“张勋复辟”，为辫子问题而引起的一场风波。
关于辫子问题，鲁迅曾多次指出，它是封建种族统治的象征，是清朝统治者砍去了“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①辛亥革命流了很多血，可“只枉然失去了一条辫子”②鲁迅感到非常失望。他在1920年10月 “感慨系之”地写了小说《头发的故事》，愤激地表示了这种失望之情，同一个月又写了 《风波》，提醒人们，连头上这条辫子也并不就是全部革掉了，革掉了也还时时有再蓄起来的危险。直到后来，他还说过：“然而辫子还有一场小风波，那就是张勋的 ‘复辟’;一不小心辫子是又可以种起来的，我曾见他的辫子兵在北京城外布防，对于没有辫子的人们真是气焰万丈。幸而不几天就失败了。”③这篇 《风波》，虽没有写张勋的辫子兵到处逞凶的北京，却通过虚构的发生于江南农村的一场风波，淋漓尽致地写出了辛亥革命没有因革去一条辫子就使社会生活发生实质性变化：现实依然黑暗浓重;保守、落后、愚昧、麻木的国民性仍未受触动;妇女儿童等弱者还遭受着精神和肉体的摧残。《风波》实际上是以闹剧形式出现的一场深刻的悲剧。
七斤是鲁镇一个以撑船为业的船工，由于每天要撑船进城，“很知道些时事”，便成了闭塞的乡村中一个消息灵通的 “出场人物”。而且，得风气之先，他在“造反”时进城，就已被剪掉了辫子。可就是这样一个“出场人物”，也难以摆脱时代和环境给他套上的愚昧和卑怯的精神枷锁。辛亥革命仅仅革掉了他脑袋后面的一撮毛发，而脑袋里的思想依旧。他所知道的 “时事”，没有半点革新色彩，只不过是“什么地方，雷公劈死了蜈蚣精;什么地方，闺女生了一个夜叉”之类莫须有的街谈巷语。他对辛亥革命，除了剪辫子以外，简直一无所知; 就是关于剪辫子，也毫不理解其真正意义。他只知道，剪了辫子就有进城的“自由”，就能挣钱给一家老小吃松花黄的米饭和好香的干菜。只要保住这米饭和干菜，辫子的有无关系并不大。正由于他是处于这么一种愚昧无知的思想状态，所以一听到“皇帝坐了龙庭”的流言和赵太爷的威吓，就又为没有辫子而“哭丧着脸”惊惶不安。这时，他不仅不敢直接对抗赵七爷，就是七斤嫂对他的辱骂，也只顶了半句话，被七斤嫂打断，就含忍下去了。似乎归根到底，还是咎由自取。对政治的冷漠与无知，于命运的盲目与驯从，这就是七斤的性格所显示出来的一代农民的思想灵魂。通过这一灵魂的剖示，说明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农村，照旧是被保守落后的空气所笼罩，农民仍然是那样麻木和愚昧。
七斤嫂比较精明泼辣，在一些事情上有自己的见地，也颇为敏感。“皇帝坐龙庭”的消息传来，她立刻幻想会有“皇恩大赦”;而一听说“皇帝要辫子”，她又“从直觉上觉得事情似乎有些不妙了”。当赵七爷以其特殊打扮光临土场时，她不过“偶然”抬头一瞥，“心坎里”便禁不住“突突地发起跳来”。根据她对赵七爷的了解和他的辫子由盘顶到放下，她已觉察形势的严峻。她预感着气候的变幻，比天天进城的七斤还敏锐。可是，由于受着小生产经济地位的局限和封建统治的精神奴役，她的精明和敏感，只是用在留意个人和家庭的得失问题上;对事关国家民族前途的政治事件，她却糊里糊涂，漠然处之。赵七爷前来兴师问罪，她知道只应“竭力陪笑”，曲意奉承。在绝望之余，她又迁怒于七斤。可七斤说： “你今天说现成话，那时你……”还没等七斤把话说完，她马上用强大的火力将七斤刚要出口的话硬顶回去：“你这活死尸的囚徒……”好心的八一嫂出来劝解，不料无意中揭了七斤嫂的“短”，这使得她“两个耳朵早通红了”。可她马上耍赖编造地反击，并对八一嫂耿耿于怀，借六斤嚷着要添饭的机会，指桑骂槐地骂：“谁要你来多嘴!你这偷汉的小寡妇!”把八一嫂“气得抱着孩子发抖”。此外，七斤嫂还精于强词夺理，在批驳九斤老太时，能用一连串的强辩，把九斤老太“颠扑不破的实例”扯得七零八碎，气得老太太连连用劲地说：“一代不如一代!”七斤嫂大事糊涂、小事精明的个性描写，典型地概括了国民性中随机应变、耍赖强辩、欺凌弱者等巧滑卑怯的弱点。而这些弱点在民国后的农民身上还普遍地存在着。
好心的八一嫂也并不值得称道。她虽然同情七斤，并当面顶撞赵七爷说 “衙门里的大老爷也还没有告示”，但她毕竟是以“大老爷的告示”为准的顺民。面对七斤嫂的“恨棒打人”和赵七爷的嚣张气焰，她“气得发抖”而无力还击，“不敢说完话，回身走了”。寥寥几笔，充分展示了生活在中国封建农村最底层的一个寡妇可悲可怜的性格。而鲁镇的人们大都与七斤相类似：“村人们呆呆站着，心里计算，都觉得自己确乎抵不住张翼德，因此也决定七斤便要没有性命。”他们想到七斤往日 “那般骄傲模样”，又“觉得有些畅快”。直到七斤熬过了 “无辫之灾”，他们才又“给他相当的尊敬……”“大家见了，都笑嘻嘻地招呼”。愚昧、冷漠，明哲保身，幸灾乐祸等劣根性在鲁镇众生身上表现了出来。
六斤在小说中出场不多，却是最具悲剧性的一个人物。她最初在吃炒豆时，听见九斤老太太的骂声，还敢躲在河边乌桕树后说一声：“这老不死的!”可当七斤嫂用筷子扎在她双丫角的头上，莫名其妙地喝道：“谁要你来多嘴!你这偷汉的小寡妇!”接着又被七斤一巴掌打倒时，她只有“躺着哭”的份儿。风波过后，她又任人裹了小脚，一瘸一拐地走路，还得帮助七斤嫂做事。着墨虽不多，却鲜明地画出了一个在封建宗法思想和伦理道德控制之下，饱受摧残的少年女性的形象。联想鲁迅在文章中屡次提到对妇女缠足的反感和在 《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呼声，我们不难感受到六斤这个形象所寄寓的对被欺压被蹂躏者深切的人道主义同情，和对民国以后现实的无尽愤慨。
在《风波》这场闹剧中，九斤老太和赵七爷较其他人物更多一点喜剧色彩。九斤老太是一个不平家。她盲目地留恋过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好古”癖。她总是蔑视儿孙，蔑视新的“时世”;而凭借的资本竟是她的年龄和体重。她开口就是“我活到七十九岁了”、“以前的××这样的么?”，连造反的“长毛”也是过去的好。她甚至把自己丈夫诞生时的体重作为推论 “一代不如一代”的铁证。她“自从庆祝了五十大寿以后，便渐渐地变了不平家”，并且在“做过八十大寿”后，“仍然不平而且康健”。这种由于封建思想和习惯的束缚而产生的对现实的不平和反感，不自觉地支持了 “皇帝坐龙庭”“要辫子”，是对社会发展变革的阻碍。这种不平延续越久，对社会和年轻一代越是有害。通过对这个固执、保守、落后的“不平家”和“愤恨家”的描写，表达了鲁迅的悲哀： 九斤老太所患的这种执拗的复旧顽症，还在中国大地上健康地活着，时刻不平和愤恨于现在，限制着青年一代的发展，妨碍着社会的前进。
赵七爷是一个乡村酒店的主人，在这场闹剧中扮演的是直接引起风波的角色。他凭着阅读一部《三国演义》的“学问”，成了 “这三十里方圆以内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也从《三国演义》中接受和加固了保皇忠君的正统思想。因而“皇帝坐龙庭”的风声一传来，他便自动地出来向人们 “要辫子”。然而，鲁镇这场辫子风波的真正源头，并不在张勋复辟;赵七爷亲临土场问罪，也并不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一切皆起因于两年前七斤骂过他“贱胎”。赵七爷早存有报复之心，可他是个体面人物，得找一个不失礼法人情，不被人认为自己有失宽宏大度之心的机会报复。他因此默默忍了两年，终于等到了皇帝要辫子，而七斤又恰好丢了辫子的大好时机。于是，他穿上那件“轻易不常穿的”竹布长衫，来到七斤们吃饭的地方，用他们听不懂的 “古典”宣判了七斤的“死刑”。但是，他也自知没有执法行刑的权力，不过是象征性地扮演了想象中的张大帅的勇将，义务地出来威胁一下无辫的七斤。因此，当他得到报复的精神满足后，便“扬长去了”。很快，张勋复辟失败，“皇帝不坐龙庭” 了，赵七爷又将辫子盘在头上，脱掉长衫，坐着念他的 《三国演义》。可见他本人也不过是“随俗”盘辫的一个，并不真正重视辫子的有无，更无为辫子献身的决心。他真正关心的是报复七斤。机会一到便出巢而动，机会一失又蜷缩如常。赵七爷浓厚的封建“忠”君观念，强烈的报复欲和毫无固定操守的思想性格，反映了国民性格中陈腐、落后的另一侧面。
《风波》中的这些人物各有特点，他们的思想性格典型地概括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国民普遍的精神风貌。而且，这些人物的行为和关系组成了一个典型的社会思想环境，这种环境通过典型的生活画面展现出来，也涂抹着一层悲剧色彩。
七斤没有了辫子，完全是出于被动，可赵七爷因七斤曾骂过他一句 “贱胎”，就趁机报复，欲置七斤于死地而后快;村中的人因为七斤平时“骄傲”，心中早存不满，这时都活跃起来，对七斤遭难不但没有同情，反而幸灾乐祸;七斤嫂对丈夫的处境，首先想到的是他连累了一家人，不停地埋怨指责，平时生活中的怨情恼意都不自觉地暴露出来;八一嫂为七斤辨白了几句，流露出真诚的同情，可七斤嫂觉得自己被揭了底，便指桑骂槐地泄愤，并一筷子向女儿六斤头上直扎下去;六斤摔破了碗，七斤的恼怒终于找到了宣泄处，一巴掌打倒六斤。于是，六斤这个最弱者便承担了最大的牺牲。此外，在九斤老太和七斤嫂之间，也有怨怒之情。九斤老太骂六斤“败家相”，明对六斤，实指七斤嫂; 而六斤躲在树后骂九斤老太“这老不死的”，分明是捡了七斤嫂暗中骂九斤老太的话。如此种种，都可见《风波》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彼此冷漠，怨恨的，而这种人与人之间暗含的情感，并不全是公开表露的。赵七爷在施行报复时，还一路上彬彬有礼地点头，向七斤一家微笑着说“请请”;七斤和七斤嫂明知赵七爷无理，可赵七爷是体面人物，不敢发怒; 七斤嫂对八一嫂和九斤老太的愤恨，因顾及到人情礼义也不正面宣泄。小说把人们在封建礼法外衣包裹下的真实关系典型地揭示出来，从整体上展现了一种沉滞、落后、狭隘、守旧、虚伪和残酷的社会思想环境。
空间环境和自然景物的描写也与社会环境描写相似。《风波》一开头就描绘了一幅典型的江南农村自然风光：夏天傍晚临河土场上，太阳刚刚收了它通黄的光线，几个花脚蚊子在飞舞，各家农户的门前，都泼了些水，放了小桌子和矮凳，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摇着大芭蕉扇谈天，孩子跑着、闹着玩。女人端出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热蓬蓬地冒气……这种貌似无忧无虑的“田家乐”场面正是辛亥革命后农村沉闷、停滞、落后环境的写照，而且与后面人物关系和精神状态的描写相对照，说明这不过是虚假的表面现象，“乐”里藏着悲;把这个开头和结尾相对照，就更显示出它耐人寻味的意韵：“风波”过后的七斤不再因没有辫子被妻子骂作“死尸”了，不再被村里人看不起，反而又受到“相当的尊敬”;大家仍旧坐在门口土场上吃饭，笑嘻嘻地打招呼;九斤老太仍然是一个健康的“不平家”; 只是六斤按传统礼法裹了脚，一瘸一拐地往来。似乎一切又回到恬静安宁的 “田家乐”之中。但是，“风波” 虽然平息，人们的关系并未改变，矛盾埋伏了下来，怨恨仍潜行着，只是等待另一个爆发的时机。表面的风平浪静，实际潜藏着随时兴起风波的危险!
《风波》描写的这场发生在一个狭小空间和几个极平凡的人物之间的闹剧，有声有色，颇有“尺水风波”之感。这得力于作者在情节结构上的精心安排。小说以张勋复辟的消息和傍晚乘凉的习俗把所有出场的人物都调集到七斤们吃饭的土场这个空间场所中来，用辫子问题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再充分利用人物的语言来展示人物的思想性格和复杂微妙的关系： 六斤“吃炒豆”引起九斤老太的唠叨“一代不如一代”;她的骂声引起七斤嫂的不满和申辩; 七斤嫂将未消的怨怒转向刚回家的丈夫;紧接着，赵七爷出场，七斤嫂的一句陪笑探问，引出赵七爷的一番吓唬;于是，七斤嫂指着七斤骂，又引起和七斤的争辩，与八一嫂的矛盾，对孩子的打骂……一个人物触动另一个人物，使另一个人物作出反应;这个人物又触动了其他人物，使其他人物作出反应。如此循环往复，情节越来越紧张，人物的思想风貌和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展示得越来越清楚。这样，从风波顿起到风波停息，情节结构十分紧凑，既平实而又曲折，既单纯而又丰满。
《风波》的语言，除了富有动作性和激动力，在小说中起到勾连情节的作用以外，还有个性化和讽刺性等特点。由于人物语言充分个性化，各个人物写得各具特点，神态毕现。如七斤迟缓，粗鲁的语言，反映了他麻木愚昧的灵魂;赵七爷故作高深，不紧不慢的语言，显现出他狐假虎威，报复欲极强的心理特征;九斤老太不停地抱怨的“一代不如一代”的口头禅，写出一个农村老太的形象;而七斤嫂的巧言申辨，泼辣责骂和狠毒的泄愤，活灵活现地刻划出一个巧滑好胜而愚昧的农村媳妇的性格。语言的讽刺性表现在对赵七爷、七斤等人的描写上。如写赵七爷，先用褒赞的语言说他“是这三十里方圆以内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这是用村人们的口气来介绍人物;紧接着说：“因为有学问，所以又有些遗老的臭味”。这是作者自己对人物的主观评价。采用这种时褒时眨的语言，造成讽刺性的喜剧色彩，同时也反映了周围人的愚昧荒谬。
形象的细节描写，在《风波》中也起着刻划人物、突现主题的重要作用。如赵七爷穿宝蓝色竹布长衫的细节。七斤嫂知道他是不轻易穿这件长衫的;三年来只穿过两次，而每次都一定是于他有庆，于他仇家有殃的。现在是第三次。七斤嫂一想到两年前七斤曾骂过赵七爷，便立刻觉到七斤的危险，于是“心坎里突突地发起跳来”，惴惴不安地陪笑询问。这才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这一细节起到了推动情节向前发展的作用。又如赵七爷把盘在头上的辫子放了下来，过了几天又盘了上去的细节。这辫子的细微变化，在情节结构上，是风波乍起和风波结束的标志。同时，它反映了赵七爷的封建奴性思想和随机应变、毫无操守的性格。它还形象地提醒人们： “一不小心，辫子是又可以种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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